兩漢史籍中的安息，是帕提亞國王阿爾薩息一名的轉音。張騫西使，安息之名漸傳入漢代中國。書名選取安息，主要考慮是安息乃漢代中國對帕提亞帝國既有的稱呼，也是漢語讀者較為熟悉的名字。不過，由于西方國際學術界多用帕提亞這一名稱，因此，本書在以西方史料為依托敘述帕提亞人的建國、 擴張以及與羅馬之間的戰爭時，多用帕提亞，在講述帕提亞人與漢代中國的交往關系時，多用安息，并未作強行的統一，即盡可能地以簡潔的方式介紹這個活躍在伊朗高原上的帕提亞帝國近500年的歷史。
《亞洲概念史研究》是由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主辦、著名學者孫江主編的歷史類書籍（輯刊）。概念史關注文本的語言和結構，通過對歷史上主導概念的研究來揭示該時代的特征。《亞洲概念史研究》刊載海內外學者與語言、翻譯、概念、文本、學科、制度和現代性等主題有關的論文和評論，旨在從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概念的互動關系來揭示東亞圈內現代性的異同，推動亞洲概念史研究的發展。
分館已編輯出版6卷（第49卷），并再版第13卷
本書為《亞洲概念史研究》的第9卷，收錄了李曉東、陳繼東、蔡祝青、沈
本書為葛兆光講義系列之一，是作者2011年后為博士生開設亞洲史的研究方法課程的講稿，經過十年以上的講述，并反復修訂增補后成書。
全書分為四單元十三講，從亞洲史研究的可能性，東西方有關亞洲史的學術史，重點講到近世東部亞洲海域史的研究，并且詳細介紹近世環東部亞洲海域歷史的相關文獻。本書的重點，是通過案例討論亞洲史研究的途徑，也討論如何既把中國史放在亞洲史的大背景中，又從中國角度觀察周邊，進一步通過中國、東部亞洲海域、整個亞洲，理解歷史的交錯、聯系和融匯。每個單元都以問題開始，討論
作為商務印書館“突厥學研究叢書”的第二種，《歐亞草原歷史研究》是2018 年在上海召開的“第七屆中古歐亞草原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的中譯本。因為本文集的作者多數是國際上研究歐亞草原的名家，他們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所以將中文版書名定為《歐亞草原歷史研究》。相對于英文版會議論文集，除了書名之外，對全書的結構做了調整。英文版文集共收 27 篇文章，直接以作者姓氏的首字母為序編排，中文版多收了 1 篇，全書分成六大板塊，分別是考古、歷史、文獻、地理、宗教、文化，每一板塊的篇幅在
人如其食？什么食物揭示我們如何生活以及在與其他人群相關時如何思考自己？為什么人們強烈依戀自己的烹飪而討厭其他民族的飲食文化？在對日本人稻米的重要意義的迷人的描述中，《作為自我的稻米》檢驗了日本人在與其他民族相關時運用主食的隱喻概念化他們自己。大貫惠美子追溯了日本人在歷史過程中遭遇他者時中國人或西方人所產生的自我概念的變遷軌跡，同時展示了稻米和稻田如何作為這種思考的載體。以日本人為例，大貫惠美子提出了一個新的關于自我和他者的跨文化解釋模式。
這本書較為全面地還原了日本千年古都——京都的歷史變遷和人文底蘊，講述了歷史上京都各階層的生活樣貌和京都的佛教文化、文學、藝術、美食、物產、百年老店，展現了當代京都的現狀，深度探尋京都這座城市背后的歷史文化脈絡，解讀京都為什么被日本人視為“心靈故園”，揭秘京都如何實現歷史性與現代化的融洽結合。
平安時代，是日本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平安日本》收入了政事·人物、飲食·男女、陰陽·神佛、文字·文學、選說《源氏物語》共五章內容，深入淺出、精彩紛呈地展現了日本歷史長河中那一特定時期的浮世繪，諸般風味，盡在其中。全書用中文寫作，文字自成一格，流暢中不失獨有的異國風情。《平安日本》雅俗共賞，從中可了解日本文化，特別是日本大眾文化，真正體現了“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這句老話。
《日本文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主辦、日本學刊雜志社協辦，為學術期刊《日本學刊》的姊妹刊，一年兩輯，本書為2020年第2輯。本輯專題研究為“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的國家轉型”，是2020年第1輯專題的延續，主要聚焦日本科技領域。本輯分析了日本自20世紀80年代后在科技領域的發展成就與科技政策，特別是日本學者在短時間內頻獲諾貝爾獎的原因；從日本的寺院音樂與國風文化入手，探討了日本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吸收并蓄；從政黨與經濟理論兩個層面介紹了日本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另外，從新興宗教角度審視了
《阿拉伯研究論叢》是教育部區域和國別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研究中心主辦的關于阿拉伯研究的集刊，內容聚焦于廣大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外交等方面。本刊以阿拉伯研究論壇為依托，選取學者于論壇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編選成冊，以有益于國內阿拉伯研究的積淀。
本卷《新加坡研究》收錄文章不僅有研究新加坡公共住房、社會福利、城市規劃、創新型城市建設等政策經驗對中國的借鑒意義的文章，同時也有側重新加坡與中國比較、互鑒以及新加坡借鑒中國福建土樓成功申遺經驗的研究。另外，本書特別選取七篇著重探討“新加坡模式：挑戰與前瞻”的文章，在新加坡研究已進行長達幾十年的今天，將新加坡研究的問題意識進一步延伸和聚焦到對新加坡模式、中國模式等“發展型國家”政治經驗的普遍性意義的深度探討和比較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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