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與城市發展
近期西方城市發展理論回顧與論爭
后金融危機時代新白領的出現及其邊緣化
上海：全球城市區域的假設與城市區域的競爭
全球化城市的產業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因素——基于上海咨詢業和醫藥制造業的對比分析
清真寺經濟空間集聚模式探析——以開封順河回族區東大寺為例
The Livestock Transition，Peri-Urban 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城市居住與文化空間
北京四合院居住文化空間認同與傳承——以西四北頭條至八條保護區的調查為例
社區文藝的階層分化與情感認同：以深圳為案例的時空分析模式
理想·消費·政治——20世紀新村在上海地區的發展與時空演變
最后的“四合院”——城市認同與體育空間生產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Residential Area Remains During the Market Process in Chengdu
State-Led Gentrification? Inner-city Re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Post-reform Cities of China
城市社會與行為空間
北京市郊區空間發展與郊區活動空間
混居還是分開——來自居住小區尺度的混居模式調研
民工子弟小學學生課余行為空間研究——以上海市閔行區某民辦小學為例
20世紀60～70年代上海蘇北人社區的城鄉關系——基于楊浦區一卷檔案的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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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研究（第九輯）》：
6 結論與討論
城市回族長期存在的“圍寺而商”現象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也沒有在理論上得到合理的解釋。為在理論上解釋這一現象，本文嘗試把人文一經濟地理學、空間經濟學界有關空間集聚理論的研究和爭論，以及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界對回族民族認同、經濟社會文化結構變遷研究，作為探究城市回族“圍寺而居”及清真寺經濟空間集聚的理論及思想基礎。基于此，本文以開封順河回族區為典型案例，以“清真寺經濟”的概念拓展為基礎，把城市回族“圍寺而居”及清真寺經濟空間集聚機制的理論解釋置于城鎮回族的商業“集聚經濟”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經濟”的交互作用上，并借助于田野調查、空間分析等研究方法，對城市回族“圍寺而居”現象、特征及發生機制進行探索性的理論解釋。主要結論及研究發現如下。
（1）清真寺經濟空間集聚深受行業民族屬性及規模的影響，并與城市回族“圍寺而居”“圍寺而商”的民族傳統保持高度一致。清真寺經濟行業類型多樣，規模結構偏小，集聚程度較高，總體空間結構以“兩心一軸”為基本特征，具體表現為散布型、孤點型及聚合性等多種空間集聚形態。
（2）清真寺經濟在根本上是以民族傳統及文化根植為重要基礎和帶有典型民族特性的空間集聚經濟。其主要特點是既遵循“從區位選擇、市場鄰近到地理集聚”的內在邏輯，依賴于交通距離、空間區位選擇、市場競爭及地方政府等集聚因素，又遵循“清真寺鄰近、文化根植到圍寺而商”的內在邏輯，高度依賴于民族特色鮮明的行業屬性及清真寺與民族文化傳統。
（3）清真寺的鄰近效應及民族傳統對回族商業經濟空間集聚具有較強的決定作用。集聚因子的相對重要性分析表明，雖然交通、市場、人流量等傳統經濟因素對回族商業經濟的空間集聚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清真寺的鄰近效應、圍寺而商的民族傳統等獨特文化因素的影響卻同樣重要，甚至對研究區域內回族商業經濟的空間分布格局及集聚特征具有決定性作用。
（4）清真寺經濟空間集聚形態是交通市場鄰近、文化根植、地方依戀及路徑依賴交互作用的結果。清真寺經濟空間集聚的形成，雖然以交通市場的鄰近為基礎，是城鎮回族追逐市場集聚效益及區位選擇的結果，但卻發生了較大的偏離，這種偏離是城鎮回族文化根植、地方依戀及路徑依賴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清真寺文化的“向心作用”和回族商業文化的“過濾作用”使清真寺經濟具有非常強的文化根植性；城市回族的商業集聚與回族的地方依戀及認同之間具有很強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清真寺經濟在行業類型選擇、經營模式選擇及空間區位選擇上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性，并依賴于強烈的地方依戀、強關系網絡及深厚的文化根植或文化傳統。
由此，本文在理論上闡釋和證明了城市回族“圍寺而商”及清真寺經濟空間集聚存在的合理性，凸顯了文化根植、地方依賴／認同、民族傳統，尤其是“清真寺”在城市回族商業集聚中的重要作用，發現了清真寺經濟明顯不同于一般集聚經濟的作用機制，是對現有集聚理論的進一步拓展和提升，可為城市回族集聚區和城市民族區發展特色民族經濟、打造特色商業街區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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