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世紀初，世界上有兩個幅員廣袤、虛弱衰敗的帝國。一個是奧斯曼帝國，一個是中華帝國。這兩個帝國的國運在20世紀初都跌入谷底，瀕臨亡國。在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下，奧斯曼帝國逐漸分崩離析，最后在1923年正式解體，有著600多年歷史、橫跨歐亞非大陸的龐大帝國從此永遠地從世界上消失了。中國的命運卻大不一樣。雖然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遭受到西方列強一再的侵略和掠奪，不斷地割地賠款，但擁有五千年文明傳承的中國最終沒有亡國，反而在20世紀上半葉開始了現代建國的歷史進程。百年之后，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族復興的目標已是近在咫尺。
2017年2月，經濟咨詢公司普華永道（PwC）發布了《2050年的世界：全球經濟秩序如何改變？》（The World in 2050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這份報告對世界32個最大的經濟體經濟總量占全球85%進行了比較和預測。
這份報告提供了兩種評價標準，來對比和預測各國GDP的情況。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PP）作為計算標準，中國2016年的GDP總量已位居榜首。排名第二至第十位的依次是美國、印度、日本、德國、俄羅斯、巴西、印尼、英國和法國。
如果以市場匯率（MER）來計算，2016年，中國的GDP為11.392萬億美元，美國的GDP為18.562萬億美元，目前仍然落后于美國。但是，按照普華永道的預測，到了2030年再以MER計算GDP，中國將以26.499萬億美元超過美國位居首位，美國則以23.475萬億美元排名第二位，印度第三（7.841萬億美元）。
在制造業領域，中國在2010年就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目前，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中國有220種產品產量位居第一位。
根據《2016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6年底，中國高速公路里程為13.1萬公里，早已超過美國的9.2萬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鐵運營里程突破2萬公里，占世界總里程60%以上。
為什么命運跌入谷底的古老中國能夠在20世紀鳳凰涅槃，成為一個繁榮強盛的大國？這是當代社會科學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在它的發源地歐洲遭遇重大挫折，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相繼崩潰。冷戰結束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在全球只剩下中國、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但就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中的命運而言，并未因此呈現出整體走向衰落的頹勢。當社會主義制度在它的發源地歐洲的部分國家相繼崩潰的同時，在中國卻欣欣向榮，風景這邊獨好。為什么社會主義在它的發源地欲振乏力，但在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古老大國卻新枝迸發，盡顯出青春活力？這是當代社會科學需要回答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從世界歷史的進程看，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社會主義的再度輝煌是同一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復興同時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的再度輝煌；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再度輝煌是以中華民族的復興來實現的。目前，關于中國崛起論述很多，認為中國經濟總量會在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的預測和論述也很多，但基本都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忽略了，中國經濟總量在未來超越美國在全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這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最大經濟體將從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到社會主義國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民族復興也就是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再度輝煌。
從宏觀的歷史發展看，近代500年來全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主要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引領。從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再到英國、美國，資本主義的成長與發展基本與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同步。到了18、19世紀，英國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1894年，美國經濟總量超過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在全球的龍頭地位一直維系到今天。但是，500年來的世界各個大國的興衰，只是資本主義世界在內部此消彼長的過程。近代幾百年來，世界經濟的頭號大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中國的崛起將會改變世界500年的基本格局。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候，并不簡單是一個經濟大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另一個經濟大國，而同時也是一種政治超越，因為這意味著世界經濟總量的引領者將從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到社會主義國家。
當然，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整個社會現代化程度，或者發達的程度已經完全超過美國。但是中國的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一，體現了一個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即社會主義國家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引領者。19世紀末，當美國超越英國時，英國仍然還是世界的主導力量，美國成為世界領導力量是在二戰期間。但19世紀末美國超越英國體現的是一種歷史趨勢，這意味著世界的主導力量開始從英國向美國轉移。同樣，中國超越美國也體現出一種歷史趨勢，具有歷史意義的，預示人類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由于中國巨大的人口數量，中國即使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之后，中國的人均GDP也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落后于發達國家，但這并不影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時對世界發展方向的影響。人均GDP只是體現社會富裕程度的指標之一，但不是影響人類發展方向的決定性因素，影響世界發展方向的是經濟總量。在世界人均GDP的排名榜中，盧森堡、瑞士、挪威、卡塔爾都排在美國前面，盧森堡111062美元的人均收入是美國60014美元的近兩倍，但影響世界發展的顯然是美國而非盧森堡和卡塔爾這樣的國家。
為什么社會主義道路能夠把一個積弱貧窮的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的時間里迅速變成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巨人？這當中的奧秘何在？眾所周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制度都發源于歐洲。中國是到了20世紀初，由于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才從蘇俄引進了社會主義思想。當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科學社會主義在歐洲的產生已經超過了100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已經建立差不多40年。中國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一個年輕的成員，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也不過半個多世紀，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再度輝煌，需要從兩方面來進行闡述。一方面，必須分析和闡述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特征；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的歷史基因和政治文化傳統。只有把這兩方面的問題研究清楚，才能理解為何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蓬勃發展。
對社會主義與中國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有一段論述非常深刻。201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習總書記這句話明確指出了社會主義跟中國傳統、中國歷史有很深厚的關系；同時也跟中國的社會現實、13億中國人的利益訴求有很密切的關系。這段話對于分析社會主義與中國的關系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但是，要理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有兩個問題需要厘清：
第一，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這一陳述中的歷史究竟所指為何？這個歷史是從1921年中共成立之日算起，還是從辛亥革命算起？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起還是從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代算起？簡而言之，這個歷史淵源所指的歷史需要界定具體的時間。
第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這一陳述中的淵源究竟所指為何？社會主義和中華歷史傳統中哪些文化因素產生了共鳴與對接，社會主義在中國遇到了什么樣的合適土壤？簡而言之，中華民族最核心的歷史基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樣的核心基因使得中國的發展與社會主義高度契合？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外學術界對這兩個問題并未闡釋清楚。
第一，幾乎所有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追溯，都是從20世紀開始。具體說是追溯到俄國十月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后。這種解讀當然有一定的歷史依據。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作為一種制度，并非產生于中國的本土，而是來自歐洲。甲午戰敗后，中國人痛定思痛，開始全方位向西方學習，西方各種思潮與理論紛紛涌入中國，而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將社會主義從蘇俄傳到了中國。要在中國追溯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當然是應當追溯到社會主義在中國落地發芽之時。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這種對歷史的追溯存在一些問題。中國在20世紀初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救亡圖存，如何完成現代建國。中國人對各種西方理論進行選擇的依據是哪一種理論能夠幫助中國完成現代建國這個根本目標。如果把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起點界定在20世紀初，其實是在論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個現實命題，并沒有真正追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這就是說，把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起始點界定為20世紀五四運動前后，并沒有回答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究竟所指為何。
上述觀點是中外學界的主流共識，很少有學者會繼續往前追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這種觀點有一個理論邏輯在支撐：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而中國古代并非資本主義社會，因而社會主義在20世紀之前基本不可能存在于中國。既然中國歷史上并無社會主義，何談社會主義在古代中國的歷史淵源？
所以，到現在為止，中國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的研究做得遠遠不夠。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講清楚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一定要從中國悠久的歷史入手，至少要追溯到中國古代基本制度形成的秦漢之際才有說服力，否則社會主義在中國有深厚的歷史淵源這個說法就不能成立。
第二個問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淵源的內容究竟所指為何？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一直有人把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起來。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今天的中國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亂，因為一方面中共仍然是一個馬列主義政黨，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意愿復興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福山認為，這兩大意識形態不一定互相兼容。
其實福山關于馬列主義跟中華傳統文化不兼容的說法并非創新。早在1949年，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和中國的國民黨人都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看作是蘇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1950年，在美國的胡適用英文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很有影響力的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上，題目是《在史達林戰略下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這篇文章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解讀為蘇聯對中國侵略的成功。胡適的這一觀點被冷戰時期的美國政界和學界廣泛接受。
胡適在這篇文章發表后專門給敗退到臺灣的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再次闡述中共在中國的勝利實際上是蘇聯在中國的擴張。蔣介石對胡適的觀點完全贊同，并在1956年出版了《蘇俄在中國》一書。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把中共解讀為蘇聯的附庸，斷言中共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中國大陸并入蘇聯的赤色版圖。為此，蔣介石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
由此，將中國革命的勝利視為蘇聯模式的擴張和復制的觀點，在海外學界、政界廣為流傳。時至冷戰結束后的今日，西方學術界主流，包括一些深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的中國學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今天的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看成是蘇聯道路的移植，看成是中華文化的中斷。
如果把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長與發展看成是中華傳統文明的中斷，那么中國傳統文明最本質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主義究竟是在哪些方面中斷了中華文明呢？對這個最基本的問題，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和政客并未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其實，自近代以來，西方就一直試圖用自己的語言來解釋中國這個從未中斷的古老文明。而在鴉片戰爭以后，許多中國學者也一直試圖套用西方的各種理論來解釋中國自身的歷史。于是，一些原本基于對西方社會觀察而產生的理論開始在中國問題研究中泛濫。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皇權主義、奴隸社會、漫長的封建社會、官僚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概念，像標簽一樣貼在中國社會上面。直至今天，西方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等基本上還是在用西方文明的框架來解讀中國社會。
也有一些學者試圖走出西方文明中心論。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坦承，西方的經典現代化理論基本是以西方發展作為標準，來探索為何其他文明未能走西方國家之路，他要反其道而行，是把中國作為國家形成的范本，進而探索為何其他文明未走中國之路。在福山看來：
我們現在理解的現代國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業已到位。其在歐洲的浮現，則晚了整整1800年。
但福山認為，中國從未建立起法治和責任制政府，而西方則幸運地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責任政府。福山的觀點跟大多數經典理論一樣，更多的是從政治層面來理解秦王朝的建立，而沒有進一步探索社會制度背后的文明基因。其實，與世界各國政府相比，中國政府承擔的責任是最大的。這一點恰恰是福山所忽視或誤讀的。關于這一點，本書的最后一章將會闡述。
按照湯因比的分類，中華文明屬于世界上的原生態文明之一，也是亞洲輻射力最強的文明。盡管湯因比對中華文明做出了高度評價，但他關于中華文明的論述大多為描述性的而缺乏理論闡釋。究竟何為中華文明的本質？湯因比并未做出明確的界定和論述。
相比較而言，中國古代學者基本是按照儒家學者的經典理論來理解中華文明。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注疏：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戰國策》中的《武靈王平晝間居》也講到：
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
2008年，中央電視臺制作了一部大型紀錄片《中華文明》，從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這部紀錄片也按照儒家的傳統把中華文明的核心界定為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認為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獨特的道德禮儀。
把中華古代文明的核心解讀為儒家經典所提倡的綱常倫理和道德規范并非沒有根據，但是，這種概括和界定卻有嚴重不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用觀念形態的仁義禮智信道德規范來界定中華文明的本質是不確切的。修身養性的品德和道德規范只是文明的一個部分，而非文明的基礎和本質。一個文明的本質和核心必須要在它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中去尋找。而這正是本書試圖探索的。
鑒于此，討論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必須要正本清源，闡釋清楚這樣幾個基本問題：中華傳統文化的本質特征是什么？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依據是什么？中國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歷史根源是什么？本書最終的結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當代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并非移植國外模式，并非主觀設定，歸根到底是中華文明的邏輯發展，是13億人的意志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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