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火·語言：元工具論》提出了元工具的概念，認為元工具是人類的基元本質工具，是人類所特有的*早的體現人類*根本特征和*基礎技術形態的制造工具的工具。元工具表現為手、火、語言三個具體形態，形成了器械、能量和信息三大類別的工具大統一，對應地帶來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
《手·火·語言：元工具論》適合科技哲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學生參考，也可供對哲學感興趣者閱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者，工具也。一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工具的進化史、進步史。
工具又有元工具與衍生工具之分。所謂元工具者，工具之工具也。從工具的進化史來看，究竟有哪些元工具？它們有哪些特點？又怎樣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工具？這些元工具又發生了怎樣的演進變化？人類社會怎樣運用這些元工具創造新的工具，并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服務？這些都是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技術哲學需要研究和回答的問題。高劍平教授和張正華博士合著的這部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手·火·語言：元工具論》（以下簡稱《元工具論》）正是對上述問題獨具匠心的最新回答。
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元工具論》提出，元工具是人類的基元本質工具，是人類所特有的最早的體現人類最根本特征和最基礎技術形態的制造工具的工具。元工具的產生和人類的誕生幾乎是同時的，并且是互為依據的。元工具的產生，是自然選擇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相互交織的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主要表現為手、火、語言三個具體形態。元工具內在的相互促進和發展，形成了由器械（物質）、能量和信息三大類別的工具大統一，推進了人類世界的工具化、社會化和人性化，并進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盡管某些工具短期內在某些特殊條件下會對人類文明帶來破壞，如運載工具飛機的發展帶來的戰爭規模和縱深的擴大，炸彈強度的增大，核泄漏等造成對人類文明的毀滅性破壞，但從更長遠和更廣泛的范圍的來說，工具的更新發展意味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元工具這個工具之母又衍生出生活工具、秩序工具和交流工具，相應地帶來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元工具發展輻射的抽象范圍，則形成了由天然世界、人工世界、內在世界所構成的三級世界。《元工具論》一書正是循此展開論述的。
《元工具論》-書共分八章，第一章為《緒論》，第八章為《余論》，本論部分共四章，首先對元工具的概念進行了界定，隨后依次論述了元工具手、元工具火、元工具語言，第六章為元工具總論。同高劍平教授的其他著作一樣，《元工具論》雖然是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卻沒有像某些學術著作那樣晦澀和故作高深、故弄玄虛。工具雖然人人都有，人人都在用，但工具理論尤其是元工具的專門研究，則畢竟是學界人士所為，對普通讀者來說，要深刻理解并掌握它還是有相當的難度，對此作者也作了周全的考慮，結論之后專門設了《析疑問答錄》，對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作了回應和回答。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作者還大量使用了圖表來豐富自己的論述，既豐富了內容，又有利于讀者的理解。這也是這本著作的一大特點和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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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劍平（1963-），男，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廣西民族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所所長，廣西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秘書長，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技術哲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科學方法論專業委員會理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普及與傳播專業委員會理事。1995年開始從事研究工作，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域經濟及科學技術哲學方面的研究。曾獲得廣西壯族自治區及國家民委等省部級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6項，其中國家民委三等獎2項，廣西壯族自治區二等獎2項，三等獎2項。出版著作3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1項，主持完成教育部規劃基金課題1項，主持完成國家民委課題1項，主持完成廣西壯族自治區區級課題6項，參與完成國家、省部級重大課題2項。在《馬克思主義與現實》、《自然辯證法通訊》、《自然辯證法研究》、《科學學研究》、《科學技術與辯證法》等一級期刊和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多篇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心、《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
張正華，廣西扶綏人，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領域為科學技術哲學、生態學哲學，并涉及科技戰略、三農政策等。在《自然辯證法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獲廣西壯族自治區社會科學（論文類）優秀成果三等獎1項。
《手·火·語言：元工具論》：
第二節勞動對手的形成的作用
人手的形成，有自然進化和勞動推進兩個層面，表現為人類的雙重來源：自然來源和社會來源。“自然來源即自然的演化、生命的進化；社會來源即勞動的創造。自然的演化與人的勞動創造是兩個不同的過程，但這兩個過程可以在從猿到人的過程中融為一體。”可見，人手的形成和勞動有著密切的關系。勞動始于工具的制造，當工具被制造出來后，又用工具來勞動，勞動的效率取決于工具的應用水平。
勞動具有兩個級別：制造動物工具是低級別的、“原生態”的勞動；使用工具制造工具是高級別的、“后天態”的勞動。恩格斯認為：“勞動是從工具的制造開始的。”從一開始，勞動就和工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人類誕生之前，人類的祖先類人猿在覓食中使用工具甚至是制造工具的活動是不是勞動呢？既然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成為人之前的制造工具活動屬于“勞動”。準確地說：低級別的勞動是從制造動物工具開始的，但高級別的勞動是使用和制造人類工具的活動。勞動與人本身的形成是相伴相生的。勞動從制造工具開始，表明了勞動主體有適應自然的能動性；制造工具是勞動主體積極借助自然外部力量的活動。人是勞動的產物，但不表明所有能勞動的動物都能演化成為人。其根本原因是，從“原生態的勞動”到“后天態的勞動”的轉變中，只有人類的祖先做到了，而其他能“勞動”的動物仍然停留在“原生態的勞動”中，未能實現到“后天態”的轉變。“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是指類人猿經過長期的“原生態的勞動”實踐最終使得肢體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性能完善化，從而實現了向“后天態的勞動”的飛躍，完成了從猿到人的轉變。“后天態的勞動”亦即成為人類所特有的勞動。我們不排除有個別動物會有“后天態的勞動”的可能，畢竟從猿到人的轉變過程中，沒有一條明晰的界線劃分動物與人的區別，所能做的謹慎論斷就是當“后天態的勞動”成為主要勞動形態時，人便最終形成了。然而，巧妙的是，在當今存活的其他動物中，我們還未找到“后天態的勞動”存在的證據。可以設想，歷史中那些偶爾從事“后天態的勞動”的古猿，要么最終轉變成為人，要么消亡或喪失了那種能夠“使用工具制造工具”的能力。這再次表明了人類進化道路上“不進則退”的殘酷競爭法則，一旦進入了這條特殊的道路，即是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勞動對于古猿最直接的影響是促進手的形成。在生存環境的壓力下，類人猿使用工具來應對危險的次數增多，逐漸習得操縱木棒的技巧，而這一技巧進一步在采食上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對生存方式產生更深的意義。例如，使用木棒擊打或壓低樹上用手夠不著的果實，這可能在很多時候涉及群體的合作。當猿A使用木棒擊打樹的果實時，它要直立并且集中注意力在樹上，而果實被擊落時，樹下的猿B因為注意力在地面上所以能以更快速度搶奪果實。如果猿A不是群體中的首領，被搶食的可能性很大。這樣就要群體合作以滿足利益的均化：擊打果實的猿A和撿拾果實的猿B進行分工合作，猿B撿拾果實的同時也做防范危險的偵察，所拾得的果實最終交出一部分給猿A。當然，在更高級形式中則是尋求群體的合作，由此形成的初步的分工合作模式，提高了群體成員特別是老幼的存活率，為“社會”的低級形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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