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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然資源儲量豐富的國家容易陷入一個發展怪圈。它們所擁有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財富，一方面，能夠直接提升本國居民生活水平，或者通過將政府額外收入轉化為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服務方式，間接造福于民，但另一方面，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賦稅征收，因而無法為其他經濟活動提供必需的服務和支持。與此同時，有關“荷蘭病”的廣泛研究也強調了這些經濟體在發展中面臨的不利影響，正是這些不利影響引發了我們所說的“自然資源詛咒”。
其中一些不利影響由來已久：有的國家從自然資源開發中獲得了可觀的收入和不錯的就業表現，但這也容易導致它們在開展新經濟活動時動力不足，自然也不愿去承擔相應的風險。企業從政府的公開項目中獲利，這又會導致企業的尋租行為，甚至滋生腐敗。另外一些不利影響與資源分配有關，不僅涉及土地、煤礦、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空間分布，也與不同社會群體能在多大程度上從自然資源利潤中獲益息息相關。
有關“荷蘭病”的研究指出了一些經濟發展問題，這些問題是本書探討的重點，此外，各國在開展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多元化生產活動時將面臨何種困難也是本書格外關注的部分。在商品價格暴漲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結構受到不利影響，許多關聯問題也會隨之產生。在此，我想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一些補充。我們可以將國內生產結構受到的不利影響稱為“荷蘭病”的結構性維度和周期性維度。
“荷蘭病”的結構性維度可以這樣解釋。一些經濟體雖然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獲得了高額利潤，但這也破壞了它們投資高科技制造業和服務業等其他貿易領域的積極性，然而恰恰是這些沒能獲得充分投資的貿易領域才能繼續為國家帶來中高水平甚至高水平的收入，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個問題尤其體現在國家的去工業化和工業化水平不足上，其普遍表現為非自然資源類貿易領域發展不足。這是結構性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會因商品價格暴漲而不斷加重。這一點，在本書所關注的海灣國家等高收入油氣富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這一問題與近年來在有關發展問題的討論中引起相當重視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聯系緊密。從這本書涉及的案例來看，這一現象可以更加準確地描述為“資源富足型高等收入陷阱”，其問題在于，這些經濟體雖然收入不低，但卻無力發展那些高科技貿易部門，因此無法進一步提高生產力，實現更高等水平的發展。需要補充的是，那些后期陸續加入多元化發展陣營的國家，它們在參與任何經濟活動時所遇到的任何挑戰都會使這一問題更加復雜。想要通過開展新經濟活動以實現生產結構多樣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技術學習的準入成本以及與其他公司爭奪市場份額的迫切需要，這些都很可能會犧牲掉原本的利潤率。規模小也是個問題。從國際標準來看，當經濟活動呈現出規模效益，或者在進行補充活動時呈現出外部經濟特點時，大多數海合會成員國規模小的問題就很突出了，這一點在制造業中尤為明顯。
對于資源富足型經濟體來說，應對這種結構性挑戰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所以我們說上層引導是任何多元化戰略推行過程中不可替代的要素，而且還應該集中精力發展成熟的商品貿易，以實現高收入水平的生產力增長。這涉及一系列政策手段，引用這本書的部分結論就是“實行出口補貼和對非貿易企業的稅收補貼政策，通過風險投資基金、開發銀行與出口促進機構獲得融資和商業支持的相關服務，以及創建經濟特區、產業集群、研發中心和初創孵化器”。這部分內容不僅囊括了本書作者的智慧，而且廣泛參考了關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產業政策的文獻，總結得十分全面。用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話來說，利用商品部門的前向和后向聯系，同時開展全新的經濟活動，這對深入進行多元化發展，或者對這本書提到的縱向和橫向多元化發展至關重要。技能和人力資本也必不可少，正如書中的部分章節指出的那樣，這些都可以通過經濟多元化發展來逐步增強，這實際上是成功開展替代性經濟活動所需要進行的廣泛學習的一部分。
再來說說“荷蘭病”的周期性維度。周期性維度與商品價格周期管理有關，尤其是那種持續時間較長的周期，比如 20 世紀70 年代引發油價暴漲的兩次石油危機，還有 20 世紀 80 年代的非石油類商品價格暴跌以及自 1986 年起持續了將近 20 年的油價崩潰等。新一輪的商品繁榮始于 2003—2004 年，在持續了將近 10年后迅速終結。實際上，無論哪種周期都表現出一個主要特征，即在經歷強勁的價格上漲之后，往往會迎來更嚴重的崩盤。
進行周期管理需要推行非常規的反周期政策，以避免總需求在繁榮期間過度膨脹，導致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漲，造成實際匯率升值，給非資源類可貿易商品的進出口競爭帶來不利影響。如果這類影響很大，活躍在這些貿易活動中的企業可能會在商品繁榮期間面臨破產，這也會對結構多樣化和生產力產生持久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講，后者與生產經驗（即學習）有關。此外，除非有專項政策推進生產活動多元化，否則在商品繁榮期間，各國很難有足夠的動力進行學習，積累生產經驗。
這就意味著，在商品繁榮時期進行周期管理，首先要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增加儲蓄，并將其留在國外。這正是自然資源富足型國家在創建主權財富基金和積累外匯儲備等方面學到的經驗。然而，就海灣國家而言，在其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的繁榮時期，光有這些反周期儲蓄是不夠的，而且這本書的編者所提到的“超級大蕭條”最終還是發生了。事實上，人均消費水平在繁榮期過后下降了約 20％，直到 2010 年左右才恢復到以前的水平。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除了儲蓄之外，這些國家還必須制定明確的政策，利用自然資源產生的財富開展新的經濟活動，否則一旦商品價格崩潰，國家就不得不面臨增長乏力的局面。當商品價格疲軟時，努力開展新經濟活動是必要的，但在危機蔓延和可利用資源減少的情況下，這可能不是開展新經濟活動的最佳時機。
這本書關注的海灣經濟體就在之前提到的“超級大蕭條”中經歷過嚴峻挑戰，而且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與當時的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相比有了明顯下降，直到最近的一次商品繁榮時期才勉強趕上來。而且這些經濟體在多元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從書中對其他地區案例的分析可知，實際情況要更加嚴重。這本書介紹了以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代表的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成功案例，其中，馬來西亞商品豐富，而新加坡又是一個小型經濟體，這兩國的情況與海灣國家更相似。第六章介紹了拉丁美洲的經驗。由于拉美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過早地去工業化”，尤其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進行市場改革期間（有些國家是從 20世紀 70 年代開始的），因此該地區的發展經驗大多不太成功，但也有成功案例，比如第九章介紹的巴西國家開發銀行在政策規劃設計方面取得的不錯進展。
隨著 2004—2013 年商品價格超級周期結束，商品依賴型經濟體正面臨巨大挑戰。但我為這本書的眾多編輯和作者感到高興。在危機之下，制定新的政策框架同推進政策實施一樣有難度，因而他們對這些經濟問題所做的分析研究比以往更加重要。

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
（José Antonio Ocampo）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聯合國前經濟和社會事務副秘書長
聯合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
哥倫比亞財政部和農業部部長

前  言
自然資源儲量豐富的國家容易陷入一個發展怪圈。它們所擁有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財富，一方面，能夠直接提升本國居民生活水平，或者通過將政府額外收入轉化為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服務方式，間接造福于民，但另一方面，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賦稅征收，因而無法為其他經濟活動提供必需的服務和支持。與此同時，有關“荷蘭病”的廣泛研究也強調了這些經濟體在發展中面臨的不利影響，正是這些不利影響引發了我們所說的“自然資源詛咒”。
其中一些不利影響由來已久：有的國家從自然資源開發中獲得了可觀的收入和不錯的就業表現，但這也容易導致它們在開展新經濟活動時動力不足，自然也不愿去承擔相應的風險。企業從政府的公開項目中獲利，這又會導致企業的尋租行為，甚至滋生腐敗。另外一些不利影響與資源分配有關，不僅涉及土地、煤礦、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空間分布，也與不同社會群體能在多大程度上從自然資源利潤中獲益息息相關。
有關“荷蘭病”的研究指出了一些經濟發展問題，這些問題是本書探討的重點，此外，各國在開展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多元化生產活動時將面臨何種困難也是本書格外關注的部分。在商品價格暴漲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結構受到不利影響，許多關聯問題也會隨之產生。在此，我想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一些補充。我們可以將國內生產結構受到的不利影響稱為“荷蘭病”的結構性維度和周期性維度。
“荷蘭病”的結構性維度可以這樣解釋。一些經濟體雖然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獲得了高額利潤，但這也破壞了它們投資高科技制造業和服務業等其他貿易領域的積極性，然而恰恰是這些沒能獲得充分投資的貿易領域才能繼續為國家帶來中高水平甚至高水平的收入，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個問題尤其體現在國家的去工業化和工業化水平不足上，其普遍表現為非自然資源類貿易領域發展不足。這是結構性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會因商品價格暴漲而不斷加重。這一點，在本書所關注的海灣國家等高收入油氣富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這一問題與近年來在有關發展問題的討論中引起相當重視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聯系緊密。從這本書涉及的案例來看，這一現象可以更加準確地描述為“資源富足型高等收入陷阱”，其問題在于，這些經濟體雖然收入不低，但卻無力發展那些高科技貿易部門，因此無法進一步提高生產力，實現更高等水平的發展。需要補充的是，那些后期陸續加入多元化發展陣營的國家，它們在參與任何經濟活動時所遇到的任何挑戰都會使這一問題更加復雜。想要通過開展新經濟活動以實現生產結構多樣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技術學習的準入成本以及與其他公司爭奪市場份額的迫切需要，這些都很可能會犧牲掉原本的利潤率。規模小也是個問題。從國際標準來看，當經濟活動呈現出規模效益，或者在進行補充活動時呈現出外部經濟特點時，大多數海合會成員國規模小的問題就很突出了，這一點在制造業中尤為明顯。
對于資源富足型經濟體來說，應對這種結構性挑戰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所以我們說上層引導是任何多元化戰略推行過程中不可替代的要素，而且還應該集中精力發展成熟的商品貿易，以實現高收入水平的生產力增長。這涉及一系列政策手段，引用這本書的部分結論就是“實行出口補貼和對非貿易企業的稅收補貼政策，通過風險投資基金、開發銀行與出口促進機構獲得融資和商業支持的相關服務，以及創建經濟特區、產業集群、研發中心和初創孵化器”。這部分內容不僅囊括了本書作者的智慧，而且廣泛參考了關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產業政策的文獻，總結得十分全面。用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話來說，利用商品部門的前向和后向聯系，同時開展全新的經濟活動，這對深入進行多元化發展，或者對這本書提到的縱向和橫向多元化發展至關重要。技能和人力資本也必不可少，正如書中的部分章節指出的那樣，這些都可以通過經濟多元化發展來逐步增強，這實際上是成功開展替代性經濟活動所需要進行的廣泛學習的一部分。
再來說說“荷蘭病”的周期性維度。周期性維度與商品價格周期管理有關，尤其是那種持續時間較長的周期，比如 20 世紀70 年代引發油價暴漲的兩次石油危機，還有 20 世紀 80 年代的非石油類商品價格暴跌以及自 1986 年起持續了將近 20 年的油價崩潰等。新一輪的商品繁榮始于 2003—2004 年，在持續了將近 10年后迅速終結。實際上，無論哪種周期都表現出一個主要特征，即在經歷強勁的價格上漲之后，往往會迎來更嚴重的崩盤。
進行周期管理需要推行非常規的反周期政策，以避免總需求在繁榮期間過度膨脹，導致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漲，造成實際匯率升值，給非資源類可貿易商品的進出口競爭帶來不利影響。如果這類影響很大，活躍在這些貿易活動中的企業可能會在商品繁榮期間面臨破產，這也會對結構多樣化和生產力產生持久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講，后者與生產經驗（即學習）有關。此外，除非有專項政策推進生產活動多元化，否則在商品繁榮期間，各國很難有足夠的動力進行學習，積累生產經驗。
這就意味著，在商品繁榮時期進行周期管理，首先要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增加儲蓄，并將其留在國外。這正是自然資源富足型國家在創建主權財富基金和積累外匯儲備等方面學到的經驗。然而，就海灣國家而言，在其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的繁榮時期，光有這些反周期儲蓄是不夠的，而且這本書的編者所提到的“超級大蕭條”最終還是發生了。事實上，人均消費水平在繁榮期過后下降了約 20％，直到 2010 年左右才恢復到以前的水平。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除了儲蓄之外，這些國家還必須制定明確的政策，利用自然資源產生的財富開展新的經濟活動，否則一旦商品價格崩潰，國家就不得不面臨增長乏力的局面。當商品價格疲軟時，努力開展新經濟活動是必要的，但在危機蔓延和可利用資源減少的情況下，這可能不是開展新經濟活動的最佳時機。
這本書關注的海灣經濟體就在之前提到的“超級大蕭條”中經歷過嚴峻挑戰，而且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與當時的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相比有了明顯下降，直到最近的一次商品繁榮時期才勉強趕上來。而且這些經濟體在多元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從書中對其他地區案例的分析可知，實際情況要更加嚴重。這本書介紹了以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代表的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成功案例，其中，馬來西亞商品豐富，而新加坡又是一個小型經濟體，這兩國的情況與海灣國家更相似。第六章介紹了拉丁美洲的經驗。由于拉美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過早地去工業化”，尤其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進行市場改革期間（有些國家是從 20世紀 70 年代開始的），因此該地區的發展經驗大多不太成功，但也有成功案例，比如第九章介紹的巴西國家開發銀行在政策規劃設計方面取得的不錯進展。
隨著 2004—2013 年商品價格超級周期結束，商品依賴型經濟體正面臨巨大挑戰。但我為這本書的眾多編輯和作者感到高興。在危機之下，制定新的政策框架同推進政策實施一樣有難度，因而他們對這些經濟問題所做的分析研究比以往更加重要。

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
（José Antonio Ocampo）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聯合國前經濟和社會事務副秘書長
聯合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
哥倫比亞財政部和農業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