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勛為中國二十世紀著名詞學家。與夏敬觀、劉毓盤、吳梅、王易、汪東、顧隨、任訥、陳匪石、劉永濟、蔡楨、俞平伯、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趙萬里等并為朱、況一脈。成書于1931年的《詞學》一書，是梁啟勛在詞學研究領域內的開創性著作，《詞學》總論云：“學問遞嬗，遂成進化。韻文亦學問之一種，自不能外此公例。”該書以進化的觀念來考察詞的發展變化及其在中國文學長河中的地位。在《詞學》成書之后，梁啟勛馬上就投入《中國韻文概論》的撰寫中，將其在詞學研究中所得出的規律和結論應用到整個中國韻文史研究中，以文體為綱，以作家作品為緯，著重表現韻文各體之演變及其關系，貫穿著進化和發展的觀點。《詞學銓衡》成書于1956年，內容上是對《詞學》和《中國韻文概論》的濃縮和簡寫，帶有文學普及入門教科書的性質。本次出版，《詞學》以1985年北京中國書店影印京城印書局排印本為底本；《詞學銓衡》以1964年上海書局排印本為底本；《中國韻文概論》以1938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為底本，合為《詞學（外二種）》一冊。
適讀人群 ：古典文學、詞曲研究愛好者 “詞學”一詞雖然出現較早，但長期專指對詞的創作方法的介紹和研究。運用比較嚴密和科學的方法研究詞學，是從民國初期才開始的。這個過程中梁啟勛關于詞學的著作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的《詞學》在深入掌握中國古典詞學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基礎上，運用近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些理念和視角，在中國詞學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開拓性。在《詞學》的例言中，梁啟勛說：“意境為一事，藝術又別為一事。是書之作，全部皆用嚴整之科學方法。于每一標題之下，無處而非用歸納法或比較法以求得其公例。”這當然是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引入科學概念的自覺和創新。具體研究內容上，他也能夠有意識地用一些新方法和新視角，比如他談到詞的調名時說，“長短句錯雜之法，每章不同，各自有其格律，故符號實為不可少之一事。符號者何？即調名是已。詞之調名似有意義而實無意義，作用不過符號。”這已經觸及到作為符號的調名所具有的能指和所指雙重意義，明顯是從西方早期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待詞的調名了。這些都體現出作者在詞學研究中努力引入西方文藝和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的嘗試。這些嘗試是否成功當然是見仁見智，但那一輩學人的革新勇氣至今令人贊嘆。
梁啟勛（1876-1965），字仲策，號曼殊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年就家學，1893年人康有為萬木草堂，1895年進京，結識夏曾佑、譚嗣同等人。1896年赴上海，任《時務報》編輯。1902年就讀于震旦學院（現復旦大學前身），1903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畢業后到日本任《新民叢報》《國風報》編輯。
辛亥革命后歸國，1912年任《庸言》雜志撰述，翌年任《大中華》雜志撰述。1914年，他任北京中國銀行監理官，又任幣制局參事。1926年任司法儲才館總務長兼會計。1932年2月，赴國立青島大學文學院任講師，后又于北京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任教。
1951年，梁啟勛與章士釗、康同璧、齊白石等28位各界著名人士一起，成為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此外，他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二、三居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梁啟勛是梁啟超的長弟，兩人為一母所生。他前半生基本追隨長兄，各項活動大都受其領導或提攜。辛亥革命后，他隨兄回國，代為會客、出納、管理寓中諸務，成為任公的大管家和得力助手。1913年，梁啟超準備競爭責任內閣，梁啟勛以政爭險惡，苦諫長兄定居天津。1914年11月北京南長街54號寓所院建成，他專門留出10間房供兄長居住。1924年，任公夫人李蕙仙逝世，梁啟勛操辦喪事，山居兩月，壙內“一磚一石，都經過目”。2012年10月，一批與梁啟超和梁啟勛有關的文物檔案公諸于眾，共有梁啟超信札241通，其中梁啟超致梁啟勛書有226通，可見兄弟感情之深。
梁啟勛積極參與近代政治與社會活動。早期參與《時務報》《新民叢報》活動，為維新與革命活動張目。戊戌變法失敗，梁啟勛組織掩護康、梁等家屬逃離，后被戲稱“家屬隊長”。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蓮珊）與蔡元培等聯名反對慈禧改立大阿哥，在澳門被捕。為營救經元善，梁啟勛曾在澳門法庭為其作證。留美期間，他協助康有為處理保皇會經濟事務。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梁啟勛曾贈金千元給被捕學生。其二子三女全部參加革命。在梁啟勛的支持下，解放戰爭后期，南長街寓所轉移大量進步人士到解放區。1948年冬，北京圍城，也做過一點地下工作。但梁氏以為“卑不足道”。
梁啟勛的存世著作，涉及多個領域。有經濟類文章，如《中央銀行制度概說》《梁啟勛擬對于整理輔幣之意見書》；有回憶性文章，女玎<“萬木草堂”回憶》；還譯有《血史》《世界近代史》《社會心理之分析》。有詞集《海波詞》傳世。梁啟勛的中國文學研究——尤其是詞曲研究的專著，最能體現其學術水準，代表性專著主要包括《曼殊室隨筆》《稼軒詞疏證》《詞學》《詞學銓衡》《中國韻文概論》。
《曼殊室隨筆》是梁啟勛1926年至1946年的讀書隨筆。“曼殊室”是梁啟勛書房名，吳德瀟（小村）光緒丙申年（1896）冬以隸書題寫。“曼殊”是佛教詞語，意為“妙吉祥”。該書分為《詞論》《曲論》《宗論》《史論》《雜論》五部分，內容涵蓋文、史、哲領域以及語言、教育、建筑、地理環境、心理學、生物學諸多方面。其中《詞論》《曲論》主要涉及文藝部分，內容包括作品整理、欣賞、創作、研究心得、文人軼事等，既有對故事的勾稽，也有理論的闡發。詞、曲是其記述重點，對詞曲的韻、調與發展軌跡著力較多。《宗論》除對清、民社會評論外，主要涉及考證、評價、感想等。《史論》多為歷史事實的勾稽、連綴、排比與評論。《雜論》則為文、史、哲三科的綜合。此外，還記載了梁啟勛的經歷與時局觀感，他與民國一些聞人的交往，對民國歷史、文學研究均有一定價值。
《稼軒詞疏證》一書的緣起，是梁啟超于1928年夏著手撰寫辛棄疾年譜，并擬將稼軒詞系于年譜中，后因梁啟超患病和去世而中斷。梁啟勛決定“繼伯兄未竟之業”，對稼軒詞進行疏證。從1929年10月開始屬稿，于當年12月完稿，體例上明顯體現出兄弟二人合作的特征，每首詞下，先列校記，包括梁啟超校勘及梁啟勛補校；次為考證，包括梁啟超考證和梁啟勛案語。該書考證詳贍，實際上是第一次對稼軒詞進行全面的系年與系地的整理研究；抑且搜羅宏富，將宋四卷本、信州十二卷本及辛敬甫從《永樂大典》輯得之補遺集合詮次，并于《清波別志》輯錄一首，共收稼軒詞六百二十三首。這與六十多年后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的六百二十九首之數相比，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數字了。
《稼軒詞疏證》之后，梁啟勛于1931年5月又完成了《詞學》一書，如果說前書是作者與亡兄合作的古籍整理之作，未脫出傳統學術的窠臼的話，后書就是作者在詞學研究領域內的開創性著作，是他努力革新中國傳統學問的一個嘗試。他在《詞學》總論中說：“學問遞嬗，遂成進化。韻文亦學問之一種，自不能外此公例。”談到元曲時他認為曲“移宮換羽，可以變化無窮，此則韻文之大進化矣”“曲有襯字而詞則無，此曲之所以為進化也”，皆是以進化的觀念來考察詞的發展變化及其在中國文學長河中的地位。梁啟勛在《詞學》成書之后，馬上就投入《中國韻文概論》的撰寫中，這是他把自己在詞學研究中所得出的規律和結論應用到整個中國韻文史研究的又一個嘗試。該書以文體為綱，以作家作品為緯，著重表現韻文各體之演變及其關系，貫穿著進化和發展的觀點。以這種觀點來看待文學的流變，一方面當然有中國傳統文化中變易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作者接受西方教育、受西方科學中的進化觀念的影響有關。雖然這些觀點的運用在今天看來近于機械，但這種融合中西學問的開創之功還是非常可貴的。《詞學銓衡》成書于1956年，時間最晚，內容上是對《詞學》和《中國韻文概論》的濃縮和簡寫，帶有入門教科書的性質，在那個時代也自有其文學普及的價值。
梁啟勛的著作，今天的讀者如果想要閱讀，版本不易找尋，閱讀亦復不便。故我們將上述五種著作整理出版，合為《梁啟勛文集》。所用底本為：《曼殊室隨筆》，1989年上海書店《民國叢書》影印1948年上海中正書局排印本；《稼軒詞疏證》，1977年臺北廣文書局《國學珍籍匯編》影印梁氏曼殊室刻本；《詞學》，1985年北京中國書店影印京城印書局排印本；《詞學銓衡》，1964年上海書局排印本；《中國韻文概論》，1938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詞學銓衡》《中國韻文概論》與《詞學》合為《詞學（外二種）》一冊。簡體橫排，并加以新式標點，以饗讀者。限于學識水平，整理時難免有錯訛之處，懇請方家批評指正。
梁啟勛（1876—1965），字仲策，廣東新會人。中國二十世紀著名詞學家，梁啟超之弟。1893年入廣州萬木草堂，從學于康有為。1896年在上海《時務報》擔任譯稿工作。1902年入上海震旦學院（今復旦大學），后赴美國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畢業后返國，先后任中國銀行駐京監理官、青島大學教授、交通大學及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訓育主任。1951年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詞學》、《詞學銓衡》、《中國韻文概論》、《稼軒詞疏證》、《曼殊室隨筆》、《海波詞》等。譯有《社會心理之分析》、《世界近世史》等。
李志強，1974年生，河南桐柏人，副教授。2005年復旦大學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職于上海商學院文法學院。致力于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研究，出版古籍校點作品《劉夢得文集》，發表學術論文若干。
總 目
前言/001
凡例/001
詞學/001
詞學銓衡/000
中國韻文概論/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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