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喬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是近幾十年來“一戰”起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甫一問世便引起巨大反響。作為20世紀最優秀的國際關系史學家之一，喬爾在書中全面分析了這場深刻改變世界歷史的戰爭如何爆發，研究主題既包括“七月危機”、戰前的聯盟體系和外交方式、軍事戰略及指導思想、軍備競賽以及國內政治的影響，也包括對帝國主義競爭和經濟動因的考察。與傳統研究不同的是，喬爾還極為注重1914年的歐洲社會心態對大戰爆發的影響，并提出諸多創見，由此引領了新的研究風潮。
2007年，當代著名外交史、戰爭史專家戈登?馬特爾對喬爾的經典著作又進行了新的補充和擴展，加入了自本書第二版出版（1992年）十余年來很多新發現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使這部經典著作得以與時俱進，不斷煥發新的活力。
詹姆斯·喬爾(1918—1994)，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喬爾1947年自牛津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后轉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史蒂文森國際史講席教授，1981年退休后，他成為倫敦大學的名譽教授。喬爾研究興趣廣泛，在外交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方面久負盛名，是20世紀最卓越的國際史研究者之一，同時對無政府主義和左派知識分子思想史也頗有研究。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在喬爾去世后評價喬爾的思想時說：“他堅信，歷史是由人而不是由無情感的力量創造的。但他也認為，除非也了解塑造人們思想的影響，否則就無法理解人們為什么這樣做”。
戈登·馬特爾(1956—)，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北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國際歷史評論》的初創編輯之一，專門研究現代戰爭史及近代國際關系史。
譯者簡介：
薛洲堂，1955年生，江蘇鹽城人，先后畢業于南京外國語學院和南京大學外文系，曾任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系主任，駐印度和智利使館副武官、武官，出版有多部譯作。
曾經有一句給英國外交系統的年青人留下很深印象的格言:“所有的行動都有后果,后果是不可預測的,因此不要采取任何行動。”政治決策的悲劇來自于這樣一個事實:政客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現自己被迫在不知后果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并且無法冷靜地權衡可能的結果和其行動會帶來的得失。(當這些計算中的一些任務由電腦完成的時候,人們也不會更加樂觀地認為戰爭的后果會更加可以預測一些。)人們并不是由對自己利益的清醒認識來驅動的;他們的頭腦里充滿了陳舊觀念的渾濁殘渣,他們甚至不總是清楚自己的動機。
這就使歷史學家的任務變得困難。每一代人往往不僅僅依據自己的政治關切,而且也根據對人性和人類行動源泉的不斷變化的觀點來審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問題。在20世紀后期和21世紀初期,我們也許發現把外交政策理解成受國內關切和經濟利益驅動,要比將它理解成受抽象的力量均勢概念,或者“世界強國”的恰當地位驅動容易一些,更不必說對國家聲譽和榮耀的考慮。這并不必然意味著1914年的人們與我們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正如埃利·阿萊維(Elie Halévy)許多年之前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政治家們的明智或者愚蠢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明智或者愚蠢的反映”,誠然果真如此,但是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也未必是下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17要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我們就必須理解1914年的價值觀;他們的行動必須用這些價值觀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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