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簡介：
“大遷徒抗戰實錄叢書”將抗戰內遷作為一個整體，全面考察抗戰遷徙史，多角度再現中國人民為延續民族血脈、支援前線、振興大后方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遷徙之旅。該叢書包括《國府西遷》《文化存續》《烽火兵工》《守望科學》《金融對壘》和《工業重塑》六卷。
本書簡介：
《文化存續》以豐富翔實的史料，以專題的形式，全面系統地展示了新聞出版等文化機構從謀劃、準備到實施搬遷的全過程。本書同時還從大批學者的視角，展示了知識分子在文化內遷過程中體現出的社會擔當以及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堅守與情懷。
引 言
抗戰勝利后，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感慨地說：“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愿。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
正如馮友蘭所言，中國歷史上晉、宋、明三朝，面對入侵，雖然都進行了文化遷移，最后還是難逃亡國的厄運，“南渡”而未能“北歸”。需要說明的是，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入侵的“外族”本身就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同時，在入主中原之前或之后，都很好地完成了漢化，因此，中原民族雖然被改朝換代，但中華文明并沒有由此中斷，反而實現了數次民族大融合。而日本的侵略，則使中國面臨空前的民族災難，亡國滅種的危險更使中華文明處于被中斷、割裂的邊緣。抗戰爆發后，中國文化界進行了第四次“衣冠西渡”，新聞業、出版業、古籍文物、科研機構和社團、高等院校等文化單位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內遷。其規模之大，歷時之長，在中國乃至人類文明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其中，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商務印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的遷徙都堪稱傳奇，而高等院校的弦歌不絕則更是見慣不驚，可以說戰時中國幾乎所有的高校都加入了內遷的序列。抗戰時期的文化內遷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文化諾亞方舟”，承載著中華文明延續和復興的夢想，在戰爭的驚濤駭浪之中風雨飄搖。其不但極大地推動了大后方抗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為抗戰的最后勝利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維系了文化血脈的延綿不絕，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美國記者白修德考察了抗戰時期中國的移民潮以后，不無敬佩地說：“中國就在移動，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移民之一。令人詫異的是，中國任何作家或小說家都沒有把這個場面充分地記錄下來。大批大批衣衫襤褸的人民，通過公路和山脈向西移動，這景象是游牧時代以后絕無僅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戰時期的各類移民當中，知識分子所占的比例相當高，1938年5月22日，《新華日報》報道：“據某處非正式的統計，自東戰場逃來的難民，文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黨政及國營事業者占百分之二十一，商人占百分之十六，工人占百分之六，而農民只占百分之二。”從這一統計不難看出，單是文化教育者即占到一半以上，更不要說在黨政及國營事業者中，還有相當部分應歸屬于知識分子群體。即使在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內遷的比例亦相當高，據社會學家孫本文統計，“高級知識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遷”。這一數據多少讓人匪夷所思，民國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階層，處于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時期，新舊交錯、中西雜糅，其思想觀念、政治訴求、學術淵源本來就具有極大差異，而“文人相輕”的積習、五四運動民主自由的洗禮更使其個性色彩千差萬別，但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卻能放棄黨派之爭、門戶之見，義無反顧地加入內遷的行列，這僅僅用忠于領袖、忠于政府根本解釋不通。刨根問底，根本原因還在于這個特殊群體有著共同的文化認同，自覺地以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為己任。
在抗戰移民大遷徙中，知識分子個體即便是作為內遷人潮中的一粒塵沙，也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郭沫若“別婦拋雛斷藕絲”，漂洋過海從日本冒死歸國；老舍也拋妻棄子，“提個小箱攆中華”，奔赴抗戰大后方，投身于抗戰文化運動；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的湘黔滇旅行團歷時69天，行程3500里，由長沙步行來到昆明，完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浦江清則千里走單騎，共經9省，耗時177天，行程8000里，從上海回到昆明，續寫了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文人氣節；豐子愷帶領全家老幼11人進行“藝術的逃難”，“寧做流浪者，不做亡國奴”；竺可楨在帶領浙大“文軍西征”的過程中，以半月之內“才喪仲兒又失妻”的慘痛盡忠“浙大保姆”的職守；陳訓慈螞蟻搬家似的將文瀾閣《四庫全書》輾轉遷移，以一介書生的綿薄之力守護著“中國文化的萬里長城”；王酉亭則帶領中央大學畜牧場的動物大軍，進行另類長征，成就了中大“雞犬不留”的內遷神話，向侵略者驕傲地宣告：“動物也不當亡國奴！”以上內遷故事雖不及眾多內遷故事之萬一，也難以逐一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知識分子的內遷經歷無一不可歌可泣，名垂青史！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被迫進行了一場現代化戰爭，并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在世界上處于孤立無援的絕境。在現代戰爭中，決定戰爭成敗的因素很多，但對現代化進程剛剛起步的中國而言，精神的因素無疑至關重要。1937年底，日軍慘烈轟炸的硝煙未盡，顧毓琇就豪邁地斷言：“如知識分子認為抗戰有望，也未必得勝；但如知識分子認為抗戰無勝利希望，則抗戰必敗。”“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為中國古訓，歷朝歷代的興替都可為之佐證，但傳統的“民心”究竟為何物則莫衷一是。許紀霖則一語破的：“中國傳統上是民本政治，從儒家一直到國民黨，都講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本身不可能發出聲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領域，有了現代的傳媒、報紙、雜志，其中能夠主持言論的還是知識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眾的，恰恰是掌握了話語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是否得民心，實際上是是否得士心，傾聽士大夫的清議和民間輿論。” 因此，“民心”在中國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士心”，歷史事實證明，正是中國“百無一用”的文弱書生，在抗戰中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義感，以對國家、民族不離不棄的忠誠，以傳統士人不屈不撓的傲骨，鑄就了中國血戰到底、寧死不降的民族脊梁。
叢書主編：
潘洵，歷史學博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抗戰大后方史和重慶大轟炸的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省部級以上項目20余項，出版《抗戰時期西南后方社會變遷研究》等學術著作，多項成果獲重慶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作者簡介：
郭川，歷史學博士，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先后主持2013年度重慶市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重大委托項目“中外人士抗戰大后方歷史記憶研究”， 2015年度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抗戰文化重大專項委托項目“中國蘇聯聯合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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