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至今已有眾多關于19世紀日本開國的著作，這里將再添加一冊。其意義何在？
本書前半部分主要分析了18世紀末至1853年（嘉永六年）佩里率領的美國艦隊來到日本之前約60年的歷史；后半部分則介紹了日本在1853年、1854年（安政元年）與美國、英國、俄國簽訂開港條約的外交過程。關于前一段歷史，已經有了井野邊茂雄《新訂增補維新前史的研究》這一名著；而關于后一段歷史，則有以石井孝著《日本開國史》為代表的各種研究著作。此外，關于前后兩個時期的著作還有田保橋潔《近代日本外國關系史》、德富蘇峰《近世日本國民史》等一批已成為經典的著作。新近出版的眾多著述有關外交過程的主要模式大都參照這些著作，并加上了其他方面的材料。
本書將選取上述名著中被忽視的問題加以論述，并力圖大幅改寫該時期的外交全過程。只要我們仔細閱讀當時的原始材料就可以發現，迄今為止的解釋至少在有關外交過程和外交政策方面還有不少未解決的問題。
先看前半部分19世紀前期的歷史。這一時期有如下一些問題。第一點，自1980年代前后開始，圍繞近世日本是否屬于“鎖國”這一問題，日本歷史學界提出了質疑。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只注重研究日本在“鎖國”名義下對外閉關自守這一問題，而忽視了與中國、琉球、朝鮮等近鄰的關系。這一傾向此時受到了批評。筆者認為，近世日本雖然重視與近鄰國家的穩定關系，然而從世界史范圍看，仍然維持著相對閉鎖的對外關系。這一結論現在已經基本被史學界所接受。在這一意義上，使用“鎖國”一詞是恰當的。不過，在這一過程中被重新確認的一個事實是，“鎖國”一詞并非最早出現在近世初期，在19世紀初期志筑忠雄翻譯《鎖國論》時已經出現了。這一事實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考察。
事實上，將“開國”與“鎖國”作為幕府末期的核心政治問題始于18世紀末期，這一問題的核心是是否允許外國人進入日本。眾所周知，近世初期的鎖國政策是以日本人出入境為重點的。日本人出國以及重新回國成為嚴禁的對象。而針對外國船只的禁令只適用于天主教國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與上述國家有親緣關系的英國。對其他國家的船只，朝鮮、琉球、中國自不必說，安南、柬埔寨和泰國等國家的船只都可以自由往來。這一體制至18世紀松平定信時代才被改變。松平把禁止入境的對象擴大至所有外國船只。
這是一個有意識地加強日本閉鎖性的新政策。之后，經過各種對外事務的處理，日本人的對外注意力集中到外國船只來航的問題上。其結果是幕府末期政治斗爭焦點的“開國”被限定在是否允許外國人入境這一點上，而幾乎忽略了日本人出國的問題。1866年，近世日本初期原本嚴禁日本人出國的問題悄悄地被打破了，未遭到任何反對。
第二點，與佩里來航時相反，德川幕府于19世紀前半期反而加大了“鎖國”的力度。對此，迄今為止的不少著作認為這是日本對世界形勢，特別是對西洋動向的無知所造成的結果。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注意到了西洋征服世界的動向，才在政策方面加強了閉鎖性。這一選擇似乎有些矛盾，但如果從常識的角度思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面臨著超出個人人生周期的危機，“西洋某一天將會到來，但是無法預測什么時候來”。在這一狀況下，即使意識到危機終將到來，也不會把它看作是迫在眉睫的事。假設那時的人們認識到，只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就可以繼續維持長達近兩百年太平的鎖國狀態的話，這并非不可理解的事。
第三點，更重要的是，這一“已經預測到了，但是不知何時到來的危機”的狀況對于生活于21世紀的現代人來說，也并不是與己無關的問題。襲擊日本列島的大規模地震就是一個最淺顯的例子。對人類整體而言，資源問題、環境問題也屬此列。被預測為終有一日將發生的重大事態在某一個具體時刻成為事實時，人將會怎樣行動呢？大多數人都會把對未來事態的預測看作杞人憂天，拒絕在惶惶不安中度日，而選擇快樂生活的道路。自然，其中也有認真思考這一危機的人。他們深深憂慮可能成為現實的危機，不斷敲響警鐘，但是很難引起世人的關注。他們自己也一時找不到有效的對策，其中還有不少人在危機到來之前就已經去世。生活于19世紀前半葉的日本知識分子正是處于這樣一種狀況中。從結果來看，盡管幕府末期的日本在危機到來之前強化了“鎖國”政策，但還是在最后時刻轉向了“開國”，從而避免了災難性的后果。原因之一是，在這期間日本已經有過種種探索、思考和爭論，積累了可以選擇的多種對策。盡管如此，從后世來看，日本能夠躲過危機還是應該稱為幸運。本書對此未能充分展開討論，不過筆者仍想指出，為了生活于20世紀的年輕人，19世紀日本人的經驗是值得重新審視的。
本書的后半部分主要思考了自1853年美國使節佩里率領艦隊來到日本時起，至翌年簽訂《日俄和親條約》的歷史。這里主要的問題是，其間發生的民族之間的接觸都是在這之前未曾遇到過的。作為東亞的一國，日本與地球另一端一些國家的代表在此之前相互的了解僅限于少量的文字資料。日本正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全面的對外交往，他們甚至無法直接進行語言交流。這種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間的接觸是如何進行的，當中發生過什么問題？對此，本書將主要圍繞簽訂條約過程中的語言與翻譯問題進行考察。其中一個饒有趣味的事實是，著名的《日美和親條約》至少存在兩個內容不同的版本。是否允許美國在下田開設領事館這一點上，條約的英文版與漢文版文本之間存在內容上的出入。如果以后者為準，日本可以拒絕開設領事館。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所謂和親條約只不過是批準美國船只臨時入港靠岸的開港條約而已，并非決定傳統意義上國家間交往關系的“通信”或“通商”關系。如果允許外國官員進駐日本，也就意味著兩國之間已經發生了“通信”關系。因此，在后來進行《日俄和親條約》談判時，這一點成為引起日本政府內部爭論的焦點。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分歧呢？追根尋源，可以歸結到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困難這一點上。當時，日本與美國的使節之間沒有可以運用對方語言直接進行談判的人才，因此主要使用荷蘭語進行交流。而這一形式的翻譯并非十分順暢。另外，在談判的最后階段同時使用了東亞地區傳統的外交語言——漢文，這進一步加劇了混亂。日本與英國簽訂條約也起因于翻譯錯誤。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訪問長崎的英國軍艦艦長只不過是提出了希望日本保持戰時中立的要求而已，由于日方誤解了這一要求，到最后不得不與本來沒有締約權的英國使者簽訂了條約。在這一過程中，還發生了一名長崎翻譯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
原先完全沒有接觸的異文化集團開始進行密切交往時會發生什么事情呢？雙方克服了語言不同和互不信任，克服了利益沖突與面子，仍然不懈地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時，談判雙方都考慮些什么，尋求解決哪些問題？當時的談判者為了尋找可以彌合彼此差異的共通點而竭盡全力，并以此為依據去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本書將努力再現這一場景。這一視角不僅有助于理解開港條約，對于理解后來的友好通商條約也將有所裨益。如何看待領事裁判權也是如此。在最流行的觀點中，常常只關注西洋與非西洋國家之間條約的不平等性這一表面問題。然而，僅就幕府末期的歷史環境而言，這很難稱之為不平等。所謂領事裁判權，是指當地人與外國人之間發生紛爭，當外國人為加害一方的嫌疑者時，其所屬國家的領事根據本國的法律進行判決的制度。相反，如果當地人是加害者、嫌疑者時，就由當地國家的法院依照本國法律進行判決。當無法信任對方國家時，為了保護本國國民，將其置于本國法律制度之下的做法是十分合理的。友好通商條約完全未考慮除了官員以外的日本人到海外的情況，在這一范圍內條約并無不平等之處。
本書的后半部分將把另一問題納入視野：政策的大轉變，即向相反方向的轉變是怎樣實現的。1854年的三個條約是決定開港的條約，并未規定“通信”和“通商”。如從不同角度出發，可以對這些條約作不同的解釋。既可以解釋為“開國”，也可以理解為維持“鎖國”。這一多義性具有什么含義呢？正如在本書前半部分所看到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19世紀的日本政府不斷加強外交政策方面的閉鎖程度。以至于鴉片戰爭之后，日本政府不顧歷史事實，對有著傳統外交關系的荷蘭發出通告，說兩國之間僅僅是“通商”，而非“通信”關系，并要求今后勿再派出“通信”使節云云。佩里以及普提雅廷等艦隊的到來引發了日本政治危機，迫使當局弱化了“鎖國”的政策。但是在條約締結后，日本政府仍然繼續拒絕擴大“通商”與“通信”關系。下面的事實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1855年，英國艦隊為了交換日英條約的批準文書再度訪問日本時，長崎奉行等人拒絕了英方希望均沾當時正在談判的荷蘭條約（通商為主要內容）的要求，極力阻止把關系擴大至“通商”。此時進入長崎港的英法艦隊共有13艘。面對遠遠超過佩里艦隊的兵力，日本代表最終未讓條約超出開港的范圍。但與此同時，德川幕府內部已經出現了肯定“開國”、試圖實現基本政策大轉變的意見。翌年，幕府一方面拒絕了英方再度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已持續十余年堅持“鎖國”政策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終于對幕府官員發出指示，要求探索通過“通商”實現富國強兵的途徑。本書的末尾部分將分析反映于表面的態度與內部的議論之間的不一致，探討政策大轉變得以實現的條件。從宏觀層次上看，我們不妨把幕府末期轉向“開國”的政策看作日本順應了19世紀西方推進全球化進程的第二波“宇內之大勢”。它經歷了由初期的強化“鎖國”，到后來轉向“開國”的逆轉與跨越這一具有辯證意義的過程。
本書始終依據原始資料對這一過程做出全新的解釋。前半部分主要參考了井野邊茂雄等人的研究。考慮到叢書的體例，無法對引用的先行研究做出詳細注釋。但為了方便今后的研究，在本書末尾列舉了詳細的參考文獻目錄，供參考使用。
三谷博，1975年畢業于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國史學專業，文學博士，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跡見學園女子大學。主要著作：《明治維新與民族主義》、《十九世紀日本的歷史》（合著）、《佩里來航》、《面向成人的近現代史 十九世紀部分》（合著）。
譯者簡介
張憲生，1982年1月畢業于廣州外國語學院（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專業，2000年獲日本東京大學學術博士學位，原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系教授，主要研究日本近世史。
謝躍， 1982年1月畢業于廣州外國語學院日語專業，現為海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日本近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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