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緣 起
稍稍知道一點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學術史的，應該都多少聽說過林損怨懟胡適這一陳年公案。該公案事發(fā)于1930年代初，蔣夢麟出長北大，祭出改組北大的大旗，任胡適為文學院院長并兼國文系主任，致使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林損、徐之衡三人相繼辭職。林損（1890—1940）早年受教于舅父、浙東名儒陳黻宸（介石），民國初時年甫二十即任北大文學教授。因為資格老，又有名士氣，加上愛喝酒，講學問寫文章時便不免有借酒使氣的地方，總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道的一批新銳和放洋歸來、有留學背景的新派學者，相處并不融洽。近年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中，即記述有吳受邀入住林宅的一段日子，日常生活因受到種種匪夷所思、瑣碎之至的侵擾，以致懊悔不迭的情景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中的一段奇妙對話，同樣也可以見出林損“固執(zhí)怪癖”、與人難以融洽的一面。《知堂回想錄》里所記的一段對話是這樣的：
一天我在國文系辦公室遇見他，問在北大外還有兼課么？答說在中國大學有兩小時。是什么功課呢？說是唐詩。我又好奇地追問道，林先生講哪個人的詩呢？他的答復很出意外，他說是講陶淵明。大家知道陶淵明與唐朝之間還整個的隔著一個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這樣講的。這個緣因是，北大有陶淵明詩這一種功課，是沈尹默擔任的，林公鐸大概很不滿意，所以在別處也講這個，至于文不對題，也就不管了。
這段對話，我也曾在給學生講“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論”時，當作課程的“楔子”和“入話”引用過。不過我的用意與解釋，與《知堂回想錄》中所推測的并不一樣。知堂是將這段“妙對”作為謔而不虐的一則笑話來談的，旨在渲染林損的處境和性格。知堂揣度林損講學時的“語無倫次”和不惜錯置時代，完全是因為跟人負氣、使性的結果。但在我看來，林的“錯置”時代，并非簡單犯下的常識性錯誤，而是有某種“深意存焉”的，很可能是出于另一層緣由的考慮，那便是，要講唐詩，或疏解某部分唐詩的源頭，至少須得追溯到陶淵明那兒，才有可能講得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這涉及一種值得我們留意的治學思路，至少不是可以輕易加以嘲笑的。你憑什么就斷定，林損不是為了這層“歷史的眼光”，在講唐詩時，勻出大力氣，去疏講陶淵明的呢？當然我的本意并不在澄清林損上述被知堂老人幽默地稱作“妙對”的真正本意。隨當事人的作古多年，他的真實本意我們早已注定不得而知，除非有人能起林公鐸先生于九泉之下。這也只是我的一種揣度和解釋。而理解歷史，不都得憑借解釋嗎？
我不贊成知堂的推測，自己另辟新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無非是想借這樣一個機會告訴聽課的學生，對中國新文學的理解，同樣需要格外留意這樣一種“歷史的眼光”，不能只是“就事論事”。除了需要細致、深入了解新文學自身的“獨創(chuàng)性”（這當然是最要緊的，了解得越多越好，否則就不成其為“新”！），還得了解“世界性因素”（也即是我們常說的外來影響）之于它所起的形塑作用，除此之外，還得適度明了，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是如何為后來新文學基本精神品格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的。我所說的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大致范圍為：在陽明心學、顧炎武、黃宗羲、戴震、章學誠等置身于時代大變局的思想學術，轉換為晚清經世學風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接納一切有助于應對中國現代危機的外來思想學術資源；雖通常采用古今文經學或漢學宋學的名目激烈駁難，但由以展開的，則是各自積極應對現代轉型危機和重建文明秩序的種種設想；具體體現者則從魏源、龔自珍，至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嚴復、譚嗣同、宋恕、夏曾佑、章太炎、劉師培……。晚清以降，中國知識者承受著巨大的時代危機的壓力，他們在積極應對危機的責任感、使命感的驅策下，以一種最新獲得的世界性眼光，對本土思想文化傳統作出新的詮釋、梳理和評價，視野的開闊和所涉及問題的錯綜復雜，為中國思想文化開辟出千年未遇之新局面。中國新文學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即肇始于此。我近年所作研究的關注點，也多側重于此。我想就此、并很希望我的學生跟我一起作些梳理，以便弄清中國新文學最初和最直接的思想精神源頭，是如何根基于晚清以降“五四”之前、中國知識學術對現代轉型所帶來的時代危機所作出的積極有效的回應之中的。
做這樣的梳理當然是有感而發(fā)，是有所針對的。近年海外漢學過于抬舉晚清以降、擅長以世俗生存技巧化解現代危機焦慮的欲望—消費性通俗寫作的“現代性”，致力于重建“被壓抑的現代性”譜系，意在推出文學史敘事的新方案。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新方案都將從根本上質疑并顛覆建立在“五四”啟蒙精神理念之上的現代文學史敘事框架。而我對此一新方案則是存有難以釋懷的疑慮。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降，中國當代文學身上越來越張揚的那種與過于物化的當代現實之間過于“親密”的關系，不僅無助于我們洞悉自己復雜的現實境況，還可能妨礙我們對人無限豐富精神可能性的揭示，這份窘迫和尷尬，海外學者近年致力的對新文學本源的新解釋，即一味提升晚清民間（尤其是以上海這一新興近代商埠作為主要關目）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現代危機和焦慮的能力，對之作出遠遠超邁于前人的高度正面性的評價，似應承擔一份推波助瀾的責任。盡管事實上造成這種現狀還有其更為復雜也更為直接和主要的現實原因。
二、 思 路
不過，當我們面對近年來，西方后理論在國內思想學術界已有相當普及程度的現狀，依照后理論中如福柯、德里達的說法，全部知識都不可避免地置于權力關系之中，因此我們不僅不可能回到或重新據有那種所謂永恒在場的本原、源頭或起源，而且恰恰是要將破除這樣一種形而上學的誘惑和迷思作為我們的當務之急。對德里達說來，真正的本原、源頭和起源，是再也無法、并且永遠無從被（重新）據有的；任何在場的本原，任何被對象化地據有、掌握、認知的本原、源頭和起源，都并非它們自身，而不過是它們的蹤跡；真正的本原永遠置身在“延異”之中。以拒斥形而上學的名義，后理論毅然阻止乃至取消了對本原、源頭和起源的追問與尋求。對傳統形而上學所憧憬和渴求的那種永恒在場、自身同一、完滿自足的本原、源頭、起源之說，后理論認定自己該做的唯有以“不！”來予以喝斷。后理論對本原、起源、源頭的批判和解構，確實在相當的程度上敏銳犀利地洞察到了人類認知過程中所不免的主體的張狂和虛妄。但后理論本身也不是沒有它的問題。德里達“延異”說旨在將所有的事實判斷和價值認知統統無限擱置和推遲，這中間即不免有將相對絕對化之嫌。他將對認知因來自主體的建構或遮蔽所導致的有效性的相對缺失這樣一種正確的觀察和必要的警覺，推向了極端，放大至無限，以致單方面關闔上了事實判斷、價值認知所有有可能臻達有效之境的門樞。
古希臘戲劇中，為了解除人物所遭遇到的非人力所能祛除的悲劇命運，往往會動用一種由神祇突然降下的機械裝置。中國新文學當然不可能屬于一種突然降臨、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文學現象。它有它錯綜復雜、沉潛往復、曲折進展的生成、衍變過程。有它的來龍，也有它的去脈。只是這種來龍去脈可能遠不像我們原先以為已經明了的那樣顯豁明朗。它的諸多隱秘、隱曲、沉潛的地方，尚需我們剝筍抽繭、層層深入地去思忖、去琢磨和揣測、去把握和揭示。
理解中國新文學的真實源頭是重要的，否則，我們很可能既無從真正明了新文學的“新”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也極有可能在文學遭遇到種種當代困境的時候，我們的態(tài)度，我們的判斷力和認知力，將因之而變得極為孱弱和曖昧。
在已有的有關中國新文學源頭的研究中，注重從“五四”新文學之前的中國文學那里去尋索新文學的源頭，是一種最為基本的取向。20世紀30年代初周作人在他的輔仁大學演講稿《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里，將“五四”新文學的精神源頭上溯到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學那里，即較早地提示了這一思路（暫且不考慮這里邊顯然有著周作人以“言志”“性靈”一脈抗衡被他歸入“載道”譜系的、注重政治抗爭和社會革命的30年代左翼文學的動機和策略）。在這之前，無論是1917年前后草創(chuàng)初始，陳獨秀堅邀胡適等人揭樹“絕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文學革命”大旗，還是胡適稍后寫出的、盡可能講點學理的長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乃至延及1930年代初，新文學業(yè)已大獲全勝坐穩(wěn)江山，胡適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理論建設”卷所撰寫的導言里，截然否認舊文學有開出新文學之源的任何可能性的口吻，均未因時間的遷延而出現過絲毫的松動。（而事實上，此前的周作人不也曾以“人的文學”標尺，將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這批中國古代小說中最值得夸耀的作品幾乎一概予以抹殺的？）20世紀80年代，依然有研究者相當鄭重其事地舊事重提，贊同周作人所提示的思路，主張將新文學的精神源頭上溯到晚明文學（如吳中杰：《現代文學史研究要破關而出》 ，1982），由此也可見出此一思路揮之不去的魅力之一斑。中國新文學史這門學科的奠基人王瑤先生，同樣也格外看重魯迅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之與中國傳統文學藝術之間的那層隱秘關系：寫于20世紀50年代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一文，著力討論的主題，即為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魯迅小說與古代詩歌以及魯迅短篇小說格式與《儒林外史》之間的精神聯系；而寫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故事新編〉散論》，則著重討論“新編”中魯迅所自嘲的“油滑”因素，是如何汲取了中國傳統戲曲藝術，又如何做了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它們均是當時具開風氣意義的“典范”性研究文本。
此一上溯的取向有其特定的解釋力。它是以歷史的連續(xù)性和整體性作為信念，并且的確在相當的程度上揭示了新文學之于中國傳統文學之間的那層血脈親緣關聯。但此一思路也有其迂遠疏闊的一面，不足以揭明新文學最切近的思想精神源頭。“五四”新文學的主體與中國固有的文學傳統有本質的區(qū)別，這是事實，也是治新文學史者所應擁有的一個基本共識。因為，積極應對嚴峻的現代危機，并由此產生的對現實的強烈批判精神，以及從這種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轉化而來的對于現實的強烈責任感，加上與之緊相纏繞的、最大限度地接納一切有助于應對中國現代危機的外來思想資源，這樣的精神氣度，只可能出現在晚清以降，而不是晚明或其他更早的時代。
日本中國現代文學及思想文化研究家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一文，對魯迅兄弟在章太炎直接熏陶下，將外來現代性資源和中國傳統資源轉化為中國現代語境的努力所作的獨到分析，其思路和體貼對象的精深程度，均曾對我有過沖擊性的影響力；曾在方法論上對木山英雄氏有所啟發(fā)的小林武《關于章炳麟——作為方法的語言》一文，從章太炎小學功夫入手對章氏特有的思想結構的剖析，同樣也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只是他們的思路還有著向更開闊的視野作進一步拓展的空間，而這一部分的空間，我想也正是值得我去為之作出努力的方向。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海外學者王德威（參見其題名同為《被壓抑的現代性》而副題分別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與“晚清小說的重新評價”二文）、李歐梵（參見《上海摩登》一書）等牽頭（其實林培瑞對清末民初通俗小說，尤其鴛鴦蝴蝶派文學相當深入細致的研究，要遠早于李歐梵、王德威，20世紀80年代即曾翻譯介紹至國內，但影響卻遠小于后者，令人有與時運相捍格的“生不逢辰”的慨嘆），加上各種“后學”理論的策應，學界似出現了某種強調和拔高晚清以降通俗文學的地位，并用以質疑新文學傳統正當性的趨勢。此一研究態(tài)勢致力于挖掘和倡導一種自晚清以來在中國出現，而在此后一直處于“被壓抑”狀態(tài)的“現代性”，并由此相應地構建起從《海上花列傳》、“鴛鴦蝴蝶派”小說，到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的大陸文學的“另類”“現代性”線索，旨在質疑和消解“五四”以來、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主流思想史和文學史敘事思路。其力主將新文學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被遮蔽、壓抑的一面重新提示到了人們眼前，恢復和豐富對新文學實有面目的應有認知，對以往的左翼文學史觀、啟蒙主義敘事思路的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糾偏，也拓展了人們對新文學由以發(fā)生、發(fā)展的內在資源、動機的理解和解釋空間。如何才能保持新文學史敘述內部所必不可少的多重、錯綜的對話空間，努力還原新文學本身的豐富和復雜層面，以免重蹈以往有關新文學敘事中因過于單一而嚴重排他、甚至唯我獨尊的意識形態(tài)的覆轍，應該是這一研究思路的出發(fā)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欲望和消費主義寫作逐漸興起，而鼓動、慫恿這種寫作的批評，則在慨嘆文學和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同時，又自覺不自覺地在為這種“邊緣化”的必要和合理作出論證，以致不少80年代卓有建樹的作家、批評家也紛紛“告別”“現代”和“先鋒”，回歸所謂的“日常”和“民間”（最近一二十年間，陳思和的“民間”解釋構架，以及基于此一構架對20世紀50—70年代“潛在寫作”的譜系勾勒和高度評價的文學史敘述思路 ；王曉明的“半張臉的神話”之于“日常生活”的曖昧、可疑一面的警覺和批判 ；都是相當嚴肅并富有解釋張力的研究。但泥沙俱下、魚目混珠的情況也極為嚴重，因而須作嚴格分析和細致厘定）。在處于急劇社會變遷的當代中國出現新的、異常復雜和嚴峻問題的時候，當社會各個階層在現實面前身不由己地做出充滿激情和緊張思考反應的時候，中國當代文學或當代文學中的相當部分，卻并沒有介入這些思考和激情中去，以應有的文學水準對現實作出自己的回應和互動，而是急著去謀求與市場、商品之間建立起某種親密的關系，以致放棄和喪失了以自己擅長的文學話語、積極主動地參與現實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和可能性，以致一時蔚成風氣的所謂“市場對寫作的解放”“市場經濟帶來的寫作自由”，其所帶有的曖昧和可疑性質，無從及時、有力地被質疑或得以解明。而90年代以來海外學者對于晚清以欲望—消費為主要特征的通俗文學所作的重新挖掘，則似有在文學史論層面上為之推波助瀾之嫌。這一過于看重市場和欲望—消費性沖動的“現代性”意義的研究思路，對晚清民間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現代危機和焦慮的能力顯然估計過高。事實上，正像晚清以世俗技巧化解現代焦慮式的欲望—消費性通俗文學寫作，只能是對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危機的一種“想象性”解決，因而根本無法成為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的歷史參照，其與生俱來的鄙俗品格，同樣也承擔不起中國新文學精神賴以生成的那種現實和內在動力之源的重要功能。這種過于看重欲望—消費和以世俗技巧化解現代危機的“想象性”解決方案，與其說有助于提升文學在當代的再現/表征能力，還不如說是適得其反。
新文學之于它之前文學的根本差異之一，即在于它對中國社會嚴峻而又艱難的現代轉型所伴隨的巨大危機，始終擁有前所未有的清醒意識和深刻敏感；在于其承受轉型的痛苦，承受內心困惑、焦慮乃至分裂時的堅韌，以及在掙脫基本失效的陳舊僵化的社會和文化體制，應對時代危機過程中所迸發(fā)出的強烈責任感，主動承當意志，激情飛逸的批判理性，充滿本真的理想；在于其導入世界性眼光，參與具有世界性意義的重大價值和問題的探討并努力作出自己的應答……促成中國文學完成現代轉型的思想動力和精神內核，并非“被壓抑”的、擅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現代危機和焦慮的晚清通俗文學，而是擁有異常開闊豐富精神視野和異常緊張尖銳危機意識的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晚清“通俗”文學極為局促的精神氣脈，其缺乏必要的緊張和深刻矛盾的內在心智和精神狀態(tài)，都不足以使其勝任對付中國社會因面臨各方面的危機而產生的空前困難和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既不足以與時代的重大危機形成有效的應對和積極的互動，也不足以表征晚清以降“五四”前夕中國思想文化張力的幅度和深度。
新文學的“現代性”意義和價值，應從當事者應對現代重大危機的姿態(tài)和有效性層面去辨認，僅僅憑借與商業(yè)有否互相倚重的關系，以及單單就文言/白話去作出區(qū)隔與判分，這樣的“現代性”不僅成色稀薄而且性質十分可疑。與新文學精神品格之間更具親和性的，并非后來“被壓抑”的，那種自晚清以來的“通俗文學”，而是積極應對時代重大危機，在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上開中國思想文化千年不遇之變局的晚清以來的新思想學術運動。因之，注意力僅僅限定在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的范圍內，顯然已不足以揭示和探明與中國新文學異常開闊豐富的精神視野和異常緊張尖銳的危機意識相對應的，那種足以承當起新文學由以生成的內在精神動力源功能的思想資源，那種真正的精神源頭。
新文學最初和最直接的思想精神的源頭和起點，便根基于晚清以降“五四”之前中國知識學術對中國現代轉型所帶來的時代危機所作出的積極有效回應之中。因此，具體的研究工作將致力于考辨和厘清中國新文學的諸多重要價值與其“前史”語境之間的各種關聯。將新文學所注重的，諸如“個人性”“獨創(chuàng)性”“世界性”等一系列基本范疇重新歷史化，還原到它們得以發(fā)生的特定歷史文化情境之中去加以理解，仔細梳理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作為新文學的“前史”，是如何或隱或顯地規(guī)約著新文學的基本精神品格、“生產機制”“意義結構”價值決斷，乃至想象、虛構和文本的方式及秩序的，以期對新文學史作出有所不同于、或有可能突破已有理解的理解。
上溯其源，下沿其流，中國新文學家們理解世界、理解文學的基本框架，與晚清以來思想學術之間實際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一理解框架固然有著明顯的外來沖擊和影響的痕跡，但細加考察即又不難發(fā)現，晚清思想學術因素同樣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整個框架的建構過程之中，各種積極而又緊張的對話，始終存在于其與晚清思想學術關系之間。中國新文學的精神之源既不是絕對內部的，也不是絕對外部的，而是在內外激蕩中形成的。正是在這種激蕩中，作為一種新的主體，新文學的精神結構被創(chuàng)造了出來。沒有應對外部（主要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文學觀念的沖擊的過程，中國新文學作為一個自覺的歷史主題就不可能誕生；同樣地，沒有中國內部思想、學術、文學資源的參與與實踐，中國新文學也不可能成為一個自覺的歷史實體，立足于20世紀初期的歷史舞臺。這便注定了我正在著手的這份研究，將會是對清末民初思想學術的一次又一次的“重返”，是對中國新文學草創(chuàng)者們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與他們最為切近的歷史精神視野不斷相互對話、駁難、協調、再闡釋的復雜過程，盡可能耐心和逼近的觀察與梳理。新文學家們如何協調這些不同層面意義系統之間的對話關系，則將潛在地規(guī)定、引導著他們的問題意識、問題提出的方式以及討論的方向。這些“重返”的方式與路徑，也正是新文學家們發(fā)揮其主體性、創(chuàng)造性和闡釋力的所在。我希望這樣的觀察和梳理，多少能夠有助于并推進人們對以下問題的思考和理解：歷史何以會選擇了“新文學”，而不是別的文學？新文學何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地想象、言說、感知、思維和行事的？它何以會以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方式來展開它的行程和路徑的？也就是說，新文學是如何被“歷史”地形塑出來的，是如何在與歷史的銜接中取得其合法性的？
三、 困難與對策
對新文學精神之源的重溯，自然將會遭遇到諸多的困難。其一，思想、文化、學術、文學，本來就是糾葛難分的綜合性的精神構成，合而觀之，或許庶幾近于歷史本相，因而要求研究工作出入于繁富駁雜的晚清思想學術領域，相應的知識探求工作顯然要比通常相對單純的文學研究，要遠遠來得煩難。
其二，自近代海通以來，任何對中國問題的論述都已不復能滿足于單一的中國視界和論域，而必須推置到空間上更為開闊和時間上更為長遠的世界性背景下來討論。晚清既是中國傳統思想學術的終末，也是歐美、日本先發(fā)性現代化列國的思想和學術相繼進入（侵入？）、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思想學術的端緒 ，這一轉型是彼此纏繞交疊的，西方的知識系統、價值標準、學科制度和論述話語進來了，促成了知識興趣和學術風氣的分化離析，受到刺激和擠壓的傳統中國思想學術不得不面臨著重新解釋、聚合及不斷易移的局面，因而對于晚清思想精神問題的診斷，不僅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中國傳統資源作為重新調整的合法性來源，同樣，也不能單單依靠援引西方思想作為中國問題的批判性資源，任何依憑單一封閉自足的思想資源的做法，都不足以促成晚清以來思想精神氛圍的重大歷史性轉變 。各種縱橫交錯的歷史關系，互滲混雜，膠著復雜，很難在單一的視野中解釋清楚思想精神的變遷及其動力，任何嘗試從中離析出某種文化認同單一而純粹的本質，一味尋求思想變動的所謂最終和唯一的起源或動因的做法，都將與真正的歷史進程不相吻合，甚至相去甚遠。切實有效的做法，只能是耐心梳理出思想精神指向的多重性，各種思想因素的組合變動及其再編制的方式，其內在的矛盾和實踐中的困境等等。這就相當煩難。
擔當這樣的工作，就仿佛穿梭往來在歷史的波濤之上，俯瞰著作為個體的思想和知識者們與社會、思潮之間緊張、復雜的關系，云飛浪卷，風急潮涌，看得人不免眼花繚亂甚至驚心動魄，倘若不假助些特定的視角，這些在當時世人眼里就已顯得個性各異甚至不免乖張，以致很難把話說到一起的清末民初的思想和知識者，也許根本就無法將他們整合到眼前這樣一幅共時互動卻又充滿參差矛盾的思想和精神版圖中來。對他們的選擇和再讀解，則是對研究者學術眼光和學術修為的嚴峻考驗，諸如至少須得具備獨到的視角、高超的整合力以及頗具辨析功夫的跨度很大的追問能力，而我自然尚不足以具備這樣的能力，這不是自謙，實在是大實話。只是“雖不能至”，畢竟還是可以容我“心向往之”。
我想，正因為存在著諸如此類不易解決的煩難，這樣的知識探究工作，才真正是有吸引力的。因為解決一點總有它一點的收獲。沒有難度的簡單性重復，不是也很無趣嗎？
對新文學由以生成的思想精神之源的重新辨證和確認，實際上也暗含了對什么是新文學精神內核和品格的重新思考，乃至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fā)展的重新認識。因而對于與新文學生成有著最為切身關系的根基性因素的辨證和確認，也就自然轉化為一種具體的歷史敘述，一種對思想潮流的追溯與描寫。這一辨證和確認工作，如前所述，在淺顯的層面上，至少具有如下意義：
其一，與以往溯源性研究思路難免的迂遠疏闊相比，較為切近新文學真實內在的精神源頭。
其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相當一部分中國文學中，急于與“日常生活”和“商品市場”建立親密關系的物質主義寫作可以說蔚成風氣。而拔高晚清以來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現代危機和焦慮的欲望—消費性寫作的“現代性”意義的研究取向，似有為之提供文學史論支持的嫌疑。就此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抗辯或與之建立張力性關系的意義。
其三，新文學的形成，即中國文學現代轉型過程中，文學與思想學術有彼此激蕩、互為奧援的良性互動關系。它們以不同的形式，交相補充地勾勒和表征了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危機及其應對危機的意識，人性、人的精神世界的豐富圖景。此一情景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那里曾經有過一次重現，當時的文學與整個思想學術聲氣相求，創(chuàng)作、批評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前沿尖兵，思想學術界為人道主義正名，異化理論的討論，現代哲學思想的引介等，則為文學提供了拓開眼界和想象力的豐富資源。但90年代以來，這種良性互動漸次消解，文學與思想學術漸行漸遠，一些重大問題的提出幾乎已與文學無關。將新文學精神源頭重新追溯到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那里的研究，顯然蘊含有以下的動機：即從源頭上提醒當代中國文學，自90年代以來，其與中國思想學術之間業(yè)已出現了一道不小的裂隙，并且兩者之間正呈現出某種漸行漸遠的態(tài)勢，而當下此刻，這樣的情形正在弱化和銷蝕著中國當代文學本應具有的思想敏銳程度和精神深度與高度，職是之故，致力于彌合這道裂隙，已成為容不得我們繼續(xù)怠慢和耽誤的一項當務之急。
緒論
一、 緣起1
二、 思路3
三、 困難與對策9
附錄 必要的思想史參照：20世紀80年代中外思想、知識有關中國近代轉型動力的一次交集11
第一章 晚期桐城“文”的“舊”中之“新”——吳汝綸、嚴復對“文”的突破性理解
一、 錢基博的提示29
二、 嚴譯《天演論》吳序再解讀32
三、 “文”的釋義與“文化整體觀”38
四、 嚴復的自辯43
五、 “身份的焦慮”？——晚期桐城“文”與新文學緊張關系的背后50
第二章 晚清政治想象圖式與新文學的政治情懷——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中心
上 康有為篇53
一、 圍繞《新學偽經考》，幾個新文學家的態(tài)度57
二、 “世界主義”的視野72
三、 “悲天憫人”或“感時憂國”的情懷82
四、 對“原理”的熱衷93
下 梁啟超篇99
一、 今文經學路數的延展99
二、 致思特點：優(yōu)長與限制106
三、 梁啟超小說論與新文學中的梁啟超因素116
四、 余論：文學觀的前后期差異131
第三章 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
一、 思想學術與生命實感135
二、 “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143
三、 “不齊而齊” 154
四、 “依自不依他”166
五、 鐘情魏晉176
附錄 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章太炎因素181
第四章 王國維：一份隱性的遺產
一、 精神個性與學術次第193
二、 對個體性主體的質疑201
三、 思辨功夫，何謂“影響”？205
四、 康德、叔本華、尼采，并非王國維非功利文藝觀唯一思想來源212
五、 王國維之于新文學的意義219
六、 余論228
第五章 外來思想與本土資源如何轉化為中國現代語境——以劉師培《中國民約精義》為例
一、 學術定位233
二、 問題的提出236
三、 對一個反差現象的解釋239
四、 劉師培所能讀到的《民約論》譯本243
五、 自西徂東的思想旅行：譯本參讀比較249
六、 若干余論275
附錄 劉師培與章太炎的文質之爭（狄霞晨）280
第六章 錢玄同參與《劉申叔先生遺書》編纂始末發(fā)微
一、 《遺書》版本分疏296
二、 劉師培與南桂馨298
三、 《遺書》編者301
四、 傾力編纂《遺書》的內在動機310
五、 另一種學術史觀317
主要參考書目325
后記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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