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與海之間
茫茫無涯的大海，波濤緩緩地涌起，緩緩地沉落，又緩緩地涌起，有如大地的呼吸，一起一伏；隆隆的巨響，仿佛來自大地腹腔深處，隨著海浪的節奏，滾滾而來，滾滾而逝；無論吹東南風，還是西北風，無論是黎明，還是黃昏，海浪從不止歇。天地之間，除了水，似乎什么也沒有了。
但終于有一天，浩瀚的水面，露出一塊粗礪的礁石，最初只是一個小黑點，有時會被滔滔海水淹沒，不見了蹤影，但幾天之后又露了出來，還漸漸擴大，漸漸高隆，成了一個小島。小島漸漸長大，海水再也淹沒不了它了。不知從何時起，島上的巖石縫隙間，長出第一株青翠的小草。第一粒草籽也許是風吹來的，也許是候鳥帶來的，也許是從海底爬上來的，總之它就這么不可思議地來了，而且生根發芽了。
海面的島嶼越來越多，漸漸連成一片，迎接著來自遙遠北方的千百條河流，河水以雷霆萬鈞之勢，穿過南嶺山脈，把無窮的砂礫推向大海。經過千萬年的地貌變遷，海水退卻，陸地隆起，一片陸地形成了。后來人們把這個地方稱為——珠江三角洲。
廣州在珠江三角洲北緣，再往北就是綿延千里的南嶺，西江出肇慶羚羊峽，北江出清遠飛來峽，東江出博羅田螺峽，三江來水，匯成浩浩珠江，最后通過八大門河口，奔流入海，形成了眾多的溺谷和漏斗灣。南海古時有“漲海”“沸海”之稱，其磅礴恣肆的氣勢，可以想及。清咸豐三年（1853年）《順德縣志》有一段記載：“昔者五嶺以南皆大海耳，漸為洲島，漸成鄉井，民亦藩焉。”海潮一日兩漲，枯水期江水勢弱，海潮從各個河口涌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遠溯至清遠山區。
在距今約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更多島嶼浮出水面。廣州的海珠區，也在這時成為一個大島。海珠區的七星崗，只要往地下挖幾米，就會遇到藏著大量海洋軟體動物的貝殼和微體化石的淤層。地理學家1937年在七星崗發現了海蝕崖和海蝕平臺的地貌結構，從而認定這里曾是南海溺谷灣的一部分。
從地理學來看，溺谷灣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長年累月的潮水沖擊下，會堆積形成沙堤。七星崗東南方的松崗，就橫亙著一道高出珠江準點平原一米多的沙堤。這一發現，吸引地貌學者紛至沓來。隨后，他們在赤沙、鷺江、赤崗，陸續發現了古沙堤的痕跡。遙想當年，這個熙熙攘攘的鬧市區，曾經浪濤洶涌。
人們在中山四路發掘出一個秦代遺址，有部分學者判斷其為造船的船臺，這意味著，秦漢時中山四路以南，便是溺谷灣的灘涂水岸，否則船只無從下水。在遺址下面的淤泥中，采到了幾十枚泥蚶——一種生活在咸水中的軟體動物。有趣的是，它們的貝殼是閉合的，屬于自然死亡，并非人們食用后丟棄的空殼。這表明當時中山四路以南的珠江水，就像海水一樣是咸的。
直到20世紀70年代，廣州人仍習慣把穿城而過的珠江稱之為“海”。天字碼頭、沿江路一帶被稱為“海皮”；渡江叫做“過海”；城廂內外有多條“海傍街”。有人認為這只是方言，并非真的說大海。但早在東漢，《漢書》中就說番禺（廣州）“處近海”，作者班固是陜西咸陽人，應該是說關中語的，但關中語并沒有把江說成海的習慣。三國東吳中書丞華覈上表舉薦交州刺史陸胤時，亦稱廣州“州治臨海，海流秋咸”。華覈是江蘇丹徒人，也不懂廣州方言。另一位交州刺史步騭評價廣州地理：“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他把廣州形容為海島，其實它更像一個半島。步騭是江蘇淮陰人。唐代詩人高適留下了詩句：“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他是河北景縣人。宋代詩人楊萬里詩曰：“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他筆下的“大海”，是指扶胥南海神廟一帶，而“小海”則指今荔灣地區。楊萬里是江西吉水人。
這些外省人都不熟悉廣州方言，卻不約而同采用了“海”的說法。可以推斷，廣州人把珠江稱為海，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井蛙之見，把江河誤作大海，而是千萬年前對大海的記憶，代代相傳，留存下來了。瀕海地區，往往受咸潮影響。廣州直到明朝，日常生活仍深受咸潮的困擾，每年冬季枯水期，咸潮便會從南海洶涌而至，直灌入城，連井水都是咸的，每逢夏秋臺風季節，經常水漫羊城。
從侏羅紀至白堊紀，燕山期巖漿不斷大規模侵入，至第三紀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廣州地區形成了瘦狗嶺斷裂帶、廣從斷裂帶和廣三斷裂帶這三大斷裂帶。沿海地貌出現先降后升的變化，從海里冒出的沙洲、島嶼越來越多，南沙、番禺至虎門出海口，大小島嶼，星羅棋布。廣州著名的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原來都是沉浮于海中的小島。
宋人方信孺形容廣州的地形是“萬山滾滾盡東來”。大庾嶺自北逶迤而來，至廣州分為三十余峰，逐級而下，白云山為第一級，越秀山為第二級，禺山、番山為第三級。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描述：“自白云蜿蜒而來，為嶺者數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為粵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
番、禺二山在南漢時已經消失。考其位置，番山大約起于今越華路，沿舊倉巷、文德路向南伸至文明路，西及北京路、西湖路。禺山大約起于廣大路西端路口，經財廳前、南越王宮博物館、城隍廟，至倉邊路與中山四路交會處止，以聚星里為最高處。從高處俯瞰，二山略呈丁字形，山勢并不算雄大。屈大均推測，番、禺二山應該很大，所以番禺縣才會以它們命名，不會只是城中這兩座“特培塿耳”的小山。
但屈大均沒有解釋，為什么一定是番禺縣以番、禺二山得名，而不是反過來？歷史的真相，也許是任囂或趙佗在這里建立郡治時，登山臨水，一時興起，才把這兩座無名小“培塿”，以番禺縣的地名，分別命名為番山、禺山呢？
遠古時代，番、禺二山與越秀山是一體的，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山頭，并非截然分開的三座山，正如越秀山還有越井崗、象崗、蟠龍崗、桂花崗、木殼崗、長腰崗、鯉魚頭崗等不同的山頭。1954年在越秀山鎮海樓后面，發現唐代天祐三年（906）的王渙墓，墓志有“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樹”之句，似乎證明越秀山也叫番山。其實，所謂“番山之左，越井之下”，更多是出于駢文驪句的要求，追求對仗工整而已。越秀山的北面是白云山。這兩座山也是一體的，越秀山是白云山的余脈。蒲澗清溪，飛流直下，從濂泉向西匯入金鐘塘，在上下塘轉向南，在越秀山東麓一分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從北京路西側匯入仙湖（今西湖路）；另一支經今小北路、倉邊路，從中山四路注入珠江，得名文溪。文溪寬闊浩大，風帆可過。倉邊路一帶，布滿河汊水道、曲渚回灣，夾岸豐草綠縟，佳木蔥蘢，鳥鳴在枝，魚躍在水。大東門以東，統稱“東山”。南部雖有沖積平原（沙洲），但形成年代較晚，北部受瘦狗嶺斷裂帶的擠壓，連片的低丘臺（崗），自北向南傾斜，延綿不絕，有蟾蜍崗、竹絲崗、木棉崗、柏子崗、馬棚崗、螺崗、大眼崗、和尚崗、青菜崗、天圣崗、玉子崗、竹園崗、蜆殼崗、橫枝崗、黃花崗、英雄崗、白灰牛、大云頭、貓兒崗、象欄崗、大水牛崗、松崗、水均崗、龜崗、西元崗、木蔭崗等，溪流溝壑，縱橫交錯，灌木叢生，野獸出沒。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敕賜永泰禪寺碑記》，描述東山口的地理環境：“千金山列于左，卬山列于右，觀音、彌陀、馬鞍、白云諸山當其前，州岡山擁其后，前臨白云溪，后濱珠海水，高明幽雅，真勝境也。”
西門口附近，直到三國時，還是煙波浩渺的水域。經地質鉆孔，在今文化公園、天成路、大德路、寶源路、西堤、光塔路、大南路、大德路等地的地層下，都發現了蠔和泥蚶的貝殼。寶源路地層中發現的海貝，經鑒已有兩千多年歷史，說明秦、漢時代，這里還是水天相連。這也印證了《南海百詠續集》所說，西門口外，“漢魏時，此處尚屬汪洋耳”。相傳晉代葛洪在今中山七路的小島浮丘石上煉丹，曾經從水井中撈出一叢珊瑚，大家都說這是海神獻來的瑞物，于是把水井命名為珊瑚井。清代乾隆年間，有人在元妙觀（今中山六路）開墾菜地，挖出了一條古船。廣州，因水而生，因水而興，因水而美，因水而榮，曾經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網的水城。無數的河涌溪流，縱橫交錯，千回百轉，滋潤著廣州大地，為這座文明古城帶來無限的生機。屈大均曾盛贊廣州水脈：“蓋會城沙水氣脈，起伏周環，有情有勢，真天地造設之奇。”
嶺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始于八千多年前，經歷了四千多個春秋，進入青銅時代。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水處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濱，過著狩獵捕魚的生活，與中原紛亂不已的征戰，似乎十分遙遠。
“越族”常被人誤以為是一個民族，其實它只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寬泛，最初是指商朝時活躍于河南、甘肅、陜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戰國時，變成指長江下游的越國；越國亡后，又變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國東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說，越族“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雖然他們的語言、文化、習俗和社會結構，都不盡相同，卻被一個模糊的“越族”概念，統而括之。這種情況，就像19世紀廣州人叫洋人為“番鬼”一樣，并不具有任何人類學的意義。
廣州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有人說與北方人同屬蒙古人種，有人說是馬來人種，也有人辯稱馬來人種就是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大家爭論不休。種族的劃分，為人的體格、相貌、膚色特征，賦予了強烈的社會內涵，更多時候，只是為了對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把對角色的預期合理化而已。事實上，眼睛大小、顴骨高低、小腳指甲有沒有分瓣、屁股有沒有長蒙古斑，并不會引起文化的本質差異。
春秋戰國時代，生活在西北黃土高原的人，把東南沿海的人稱為越族，也是基于想象的一種“文化建構”，虛構成分大于事實。在這種觀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兩廣地區的眾多小部族，雖然互不相屬，但統稱為越族。它們的名稱五花八門，有越常、甌越、且甌、南越、禽人、海癸、蠻揚等，如溫州一帶的人就被稱為“東甌”，廣東的越族，被稱為南越，粵西至廣西一帶的人被稱為西甌或駱越，有時會被統稱為“甌駱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兩廣地區，迄今已發現大量的舊石器時代文物，包括各種石制工具和人類化石，可證其文明歷史，有自己的成長路徑。但在中原人看來，南越也罷，駱越也罷，都是未開化的“南蠻”。戰國或更早時期成書的《山海經》說南人“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是近乎半人半鳥的怪物；成書于北齊（550—577）的《魏書》，也還是把南人形容為“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鱉，嗜欲皆異”。唐朝名臣韓愈把嶺南描寫成“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的瘴癘之地，一入嶺南，便不作生還之想，囑家人“好收吾骨瘴江邊”。
在文化歷史研究中，存在一個有趣現象：凡進入嶺南的中原人，都被描述成“傳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種優良的器物或技術，在嶺南與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從中原傳到嶺南的；嶺南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導下完成的；嶺南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是伴隨著中原人的南遷而來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在王道正統的眼里，嶺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歷史，最后也要通過出了多少舉人、多少進士、多少狀元，來接受中原正統文化的驗收。這已成了民間與學界共同的思維定勢。
屈大均曾說：“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離帝王都會的遠近，成了文明的指標，離帝王都會近則文明程度高，離帝王都會遠則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聲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創造出來的。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
廣州老城區（指越秀山以南地區）成陸較晚，舊石器時代，還是一片煙波。但到了新石器時代，隨著越秀山下的陸地越來越多，成片的紅樹林，慢慢成長起來，雜花生樹，草長鶯飛，野豬、麂、鹿、猴和各種嚙齒動物、昆蟲，開始出沒活動。從那時起，第一代的廣州人，便在這里安下他們的家了。1954年，海珠區中山大學的師生，在校園內的馬崗頂，采集到幾件新石器時期的雙肩石斧和石鏃，經專家考證，是四五千年前的遺存。這是在廣州市區內第一次發現先秦文物。
1956年，中山大學地理系在飛鵝嶺（今華南植物園）附近也發現了石鑿、石鏃、有肩石斧、礪石、玉環、一些有印紋的軟陶和夾砂粗陶片。20世紀50年代以來，從化呂田多次發現史前社會的文化遺物。1961年在增城金蘭寺發現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的文化遺存。1965年在蘿崗區暹崗、大嶺崗南發現了幾件古老的青銅器，不久又發現大批印紋陶片和石器。1999年在蘿崗發掘出很多春秋戰國時期的硬陶器。
21世紀以后，更多地處廣州的先秦遺址，重見天日。2000年在增城石灘圍、2006年在蘿崗隔田山、2008年在增城豬頭山、2013年在蘿崗來峰崗，都發掘出數量可觀的先秦文物。2017年秋至2018年春，在黃埔區九龍鎮湯村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之際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窯穴類灰坑19座、柱洞302個，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質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積之豐富，遺跡之復雜，令人嘆為觀止。
這些先秦遺址，大部分在東北郊，似乎離老城區越近越少，這就造成一種錯覺：廣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邊的深山野墺。其實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區，仍是大片水域與灘涂，退潮時爛泥盈積，漲潮時盡成澤國，人們只能選擇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這段地勢較高的狹窄地區居住，借著番山、禺山的山勢，躲避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脅。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廣州老城區迄今唯一的先秦文化遺存。當年這里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蔭，倚山臨水，是個很好的聚居點。
廣州自秦漢時任囂立寨、趙佗建城，一直是嶺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許多文化遺存，因城區不斷地移山鑿湖，大興土木而遭到破壞，不被南越國破壞，就被南漢國破壞，逃得過趙宋，也逃不過朱明，每次戰亂，都被摧殘一番。民國以后，作為一個現代城市，廣州進行了幾輪大規模開發建設，古跡遺物更如疾風吹籜、虎蕩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歷史的露往霜來，就這樣無情地把我們的記憶，一點一點淡化。
但記憶不會被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員在新市葵涌龜崗，發掘出石斧、石錛、礪石、網墜、紡輪等物，還有各種釜、罐、盤、鼎、缽、豆等器皿的殘片。石器的形制，不再像舊石器時代那樣單一不變，而是花樣百出，用途越來越專門化；工藝也從早期的打制，發展成磨制。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頸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魚骨、獸骨、貝殼等，甚至還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男性人體骨架。這兩個遺址都在水邊，自然環境與廣州老城區很相似，讓人可以展開想象，一窺遠古時代先民的生活圖景。
廣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闌風長雨的天氣，所謂“夏季東風惡過鬼，一斗東風三斗水”，加上老城區前有珠江大潮，后有白云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沖垮，乃家常便飯。為了應付這種地勢卑濕、瘴氣凝聚的自然條件，越人發明了干欄式房子。
在越語中，“干”是上面的意思，“欄”是房子。顧名思義，這種房子大多用竹竿、木棍、干草和泥巴搭建，分上下兩層，上層用木柱架空，離地面約兩米，搭梯子上下，供人居住；下層架空，用來養家畜或放雜物。有些房子倚山而建，后部建在山坡實地上，前部懸空，稱為“吊腳樓”，算是半干欄式建筑。南宋人周去非對干欄建筑的描述是：“深廣之民，結柵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柵上編竹為棧，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為裀席，寢食于斯。”他稱之為“麻欄”。而在《魏書》和《新唐書》中，則稱為“干欄”。晉朝《博物志》說：“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其實主要是為了防水、防潮、防毒蟲野獸，避寒暑倒不是最重要的。
在陸地生活的越人，喜歡把頭發束成椎髻，或編成辮子。不同的發飾，往往成為一個部族的標志。他們用樹皮或獸皮做成衣服來防寒，發明紡車后，可以紡織麻布了。大多人是赤足而行，上身穿左衽短衣，無領短袖，下身穿“無袴”短褲，其實就是用一幅布圍起來，有的書稱之為“桶裙”；還有一種衣服，是在一幅布上剪個洞，從頭套入，稱為“貫頭”。越人有鑿齒的習俗，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齡，就要硬生生拔掉一兩顆牙齒，作為成年的標志。這無疑是一件極疼痛的事情。
雖然房子簡陋，食物也很粗糙，風餐雨宿，備嘗艱難，但并不妨礙越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他們把本地出產的珠璣、玳瑁、象齒、貝殼、翠羽等，做成精巧的首飾，佩戴在身，倍顯光彩照人。在廣州龍洞飛鵝嶺、青山崗、菱塘崗一帶，曾發現一只四千多年前的完整玉環，直徑9.1厘米。在新市葵涌的遺址，有兩塊黑色頁巖磨制的石環殘段，頗為搶眼。它們原本是裝飾用的石環，以當時的工藝水平來看，造型柔美，手工精致，鉆孔和打磨技術，已十分高超。
廣州先民講究生活的質量，細節上并不馬虎。在大佛寺的先秦遺址，清理出近兩百塊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的殘片，可以辨認出是釜、缽、盤、罐、豆、尊、壺的殘件。釜用來烹飪，罐用來貯存物品，盤和豆盛食物，尊和壺裝酒水。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大大小小，各司其職，井井有條。器物不僅要實用，而且要美觀。從廣州附近出土的陶器來看，器型普遍較小而且胎薄，有大口卷沿折肩的圈足罐，有圓唇弧腹圜底的杯形罐，有小口廣肩鼓腹的圈足尊、圈足豆，有圓唇折沿敞口弧腹圜底釜。每件器皿都拍上花紋，盡量做得悅目娛心。紋飾以繩紋居多，包括細繩紋和線狀繩紋，還有曲折紋、方格紋、云雷紋、條紋、網格紋以及三角圓點凸紋，有的繩紋互相交錯，與圓圈紋、雙圓圈紋、指甲紋、排列狀戳印小渦紋等構成復雜而精細的圖案，呈現質樸淳厚的味道，顯示出一種典雅的審美眼光。這就是文明的表征。
不難想象，家里使用如此繁伙的器皿，說明他們擁有一定的物質生活水準。如果家無隔夜糧，吃了上頓沒下頓，要這么多釜鼎缽罐做什么？自古“民以食為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都是為了吃，食物是頭等重要的。這些壇壇罐罐，第一用來烹飪食物，第二用來盛放食物，第三用來貯藏食物。住山里的人，每天奔走于山林，獵殺動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住水邊的人，則劃船出海，捕撈魚蝦蠔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不太會耕種。只有住平原的人，才會面朝黃土背朝天，火耕水耨。廣州山環水抱，大部分是岡地，可以耕種的平坦之地不多，而水陸物產豐富，人們自然會選擇狩獵、漁捕、采集，而不是耕田，作為主要的營生。
廣州人善造舟。《山海經》記載：“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所謂番禺者，即指今廣州一帶的百越先民，他們的歷史，從上古時代開始，便與造船緊密相連。男人們個個體格強壯，活龍鮮健，上山是猛虎，入水是蛟龍。他們很早就學會了“刳木為舟”和編織漁網。把大樹剖開，挖空中間，做成獨木舟，在水上往來如風；絞動紡輪，用麻纖維編織漁網；把石制的網墜系在漁網下面，加快它的下沉，以捕撈更多的魚蚌。漁民的裝束，大多是“斷發文身”，即剪短頭發，在身體上刻畫魚龍紋飾，涂上顏料。《莊子》說：“越人斷發文身。”《說苑》也說：“彼越……是以剪發文身，爛然成章，以象龍子者，將避水神也。”斷發、剪發是為了方便水下作業，文身最初是想扮成魚蚌同類，迷惑它們，后來變成了一種趨吉避兇的迷信。
珠江每月的初一潮漲，初四退；十五復漲，十八退。人們稱漲潮期為“水頭”，退潮至下一次漲潮為“水尾”。《羊城古鈔》說：“春、夏水頭盛于晝，秋、冬盛于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那時雖然沒有月歷，但善漁者根據天文氣象，對潮水的漲退，了如指掌，“水頭魚多，水尾魚少，不如沓潮，魚無大小”。沓潮就是舊潮未退盡，而新潮初起最盛時，捕撈收獲必大。這是他們的經驗之談。
獵獸也是先民重要的食物來源。在眾多先秦遺址里，除了發現龜甲、蜆、蚌、螺、蚶等軟體動物貝殼和魚骨之外，還有鹿、野豬、豪豬的骨骼，鹿角和鱷魚骨架。東漢廣州人楊孚在公元一世紀寫的《異物志》一書，記載了廣州的三十多種動物，包括狐母、猩猩、殃牛、大豬、麇狼、鼠母、鼯、靈貍、白蛤貍等，水里則有鯨鯢、鮫魚、鼉風魚、鹿魚等。
對生活在山海之間的廣州人來說，各種飛禽走獸、蛇蟲鼠蟻，都可成饌。明代《百夷傳》寫道，廣州人“鰍、鱔、蛇、鼠、蜻蜓、蝮、蛟、蟬、蝗、蟻、蛙、土蜂之類以為食，魚肉等汁暨米湯信宿而生蛆者以為飲”。盡管每天日曬雨淋，飽經霜露辛苦，但餐桌上的肴菜，卻一點也不單調，至少蛋白質是足夠的，所以在鹿頸村發現的男性人骨，年約四五十歲，身高1.7米，體格不遜于現代人。
種種跡象表明，新石器晚期的廣州地區，已有不少人煙，形成了不同的聚落，生齒日繁。聚落之間并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你來我往，交流密切，甚至還有某種形式的交易。最明顯的例子是，不同聚落使用的石制器具，工藝如此相似，讓人不禁猜想，它們好像出自同一個工匠之手。在西樵山就有二十幾個石器加工場，儼然石器的生產中心，不同聚落的人，用各種物資去換取石器。
人們甚至可能已經建立起某些管理規則行為規范。在新市葵涌的遺址，找到大量殘破的石器、陶器（幾乎無一完整）和動物殘骨、貝殼，卻沒有人類居住的痕跡。那么，這些人類生活垃圾是怎么來的？這是不是一個垃圾堆填區？它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人們會循規蹈矩，不嫌麻煩地把垃圾運到這里丟棄？幾千年前人們是用這種方法處理生活垃圾的嗎？這些問題雖然不會有答案，但也饒有趣味。每一個考古的新發現，都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遐想空間、更多的可能性，也帶來了更多的不解之謎。
某些摻雜了神話的傳說，追溯越族祖先，從大禹傳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兩晉名臣賀循在《會稽志》中說：“少康，其少子號曰于越，越國之稱始此。”少康的活動范圍，在河南、山西一帶。《國語》里有一段注文提出：越王“勾踐，祝融之后，允常之子，羋姓也。”“羋”是羊的叫聲，同樣可以追溯到中原及西北。祝融的孫子季連，出生于河南，其部落生活在河南、甘肅、陜西一帶，與以牧羊為業的西北羌族多有聯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變體，季連部落亦以“羋”為各部落的共姓。
當時一個部落有多少人呢？夏朝時，有三百多戶人家、一千五百人左右，就算大部落了。由于各部落間，不斷爆發爭地盤與搶人口的戰爭，一些部落戰敗，各散東西，分成幾個小部落，或被其他部落吞并。不斷的裂變，讓人搞不清各個部落間的血緣關系，所以有“三代不同源”之說。
夏末商初，曾經顯赫的季連部落也被打垮了，部落中氏族分路逃亡，熊氏一支逃至甘肅東南部（今信陽市羅山縣）隱藏，休養生息。他們因善于羅網捕鳥而被叫做“羅”。武王伐紂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羅被封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縣，名為羅國，面積約一二百里，周朝一里相當于現代的四分之三里。熊氏另外一支被封在荊州為楚國。
羅國與楚國都是季連部落的后裔，但春秋時代，楚國吞并了羅國。羅族憤然與熊氏割席，改稱羅氏，以紀念故國，南遷至洞庭湖一帶。公元前391年，楚國平定了東越，但南越因有五嶺為屏，楚國不能越雷池一步，羅氏便逃入了南越的地盤，建立“縛婁國”（也就是后來的博羅）。有人認為，如今兩廣地區，保留著大量“羅”字地名，如羅定、羅傍、羅董、羅嶺、羅湖、羅歐山、羅馬山等，均為羅氏南下經過的痕跡，甚至廣州的“羊城”之稱，也源自季連部落的共姓“羋”。
一個與嶺南似乎毫不相干的中原小部落，就這樣，和廣州歷史掛上鉤了。
五羊神話，在廣州傳誦千年，家喻戶曉。相傳有五仙騎羊，各執穗禾一莖六出，降臨廣州，祝曰：“愿此阛阓永無荒饑。”然后五仙騰空飛去，羊化為石。所以廣州也被稱為“仙城”“穗城”或“羊城”。唐代初年，羊城這個名稱，已廣泛流傳。初唐詩人沈佺期《峽山賦》即稱廣東清遠峽山“切惟羊城王嶺之要沖”。高適的《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詩亦有“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之句。在唐人詩文、筆記、雜史中，“五羊城”或“羊城”的出現，屢見不鮮。
幾乎所有人談論五羊故事時，都把它說成是農業文明從中原傳到嶺南的象征。這是對想象的隨意闡釋。比如《嶺南民間文化》一書便總結說，五羊傳說是一則“史前拓殖神話”，反映史前時代北方文明對嶺南的“拓殖”。這種說法是完全錯的。
五羊傳說，最早出現在晉代裴淵的《廣州記》，此書原版已佚，現僅存收在宋代《太平御覽》里的殘篇。裴淵寫道：“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隨像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谷萃于楚庭，于是圖其像。廣州則楚分野，故因圖象其瑞焉。”馮沛祖的《越秀史稿》說，“五羊銜谷萃于楚庭”，是廣州“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神話”。但我們從最古老的裴淵版本中，卻看不到有神話色彩，無非是高固家里有五只羊，當地人覺得很稀罕而已。與裴淵同時代的顧微，也寫了一本《廣州記》，記述與裴淵相同。
顯而易見，這兩本最早講述五羊故事的書，都沒有說五羊是仙羊，也沒有五仙的出現，直到南朝時，故事才被賦予了神話色彩。南朝宋人沈懷遠在《南越志》中大筆一揮，寫道：“昔有五仙牽五色羊至此”，不僅多了五仙，而且羊也變成了帶有仙氣的五色羊。沈懷遠信奉道教，曾受妾室王鸚鵡巫蠱事件牽連，被宋孝武帝發往廣州，幾乎殺頭。五仙和五色羊的出現，是他采自民間傳說，還是基于自己的信仰編造的，現已不可稽考。
這個故事后來衍生出多個版本，時間跨度逾千年，細節也愈豐富。有說五羊降臨于周夷王（前895—前880年在位）時，有說降臨于周顯王（前369—前321年在位）時，有說降臨于任囂、趙佗征討嶺南（前222—前214年）時，也有說降臨于西晉（266—316）時。情節從最初“五羊銜谷萃于楚庭”，變成后來的“五仙牽五色羊而至”，再后來變成五仙人騎著五色仙羊，駕著五朵彩色祥云，在柔美悠揚的仙樂伴奏下，從天空飄飄而降，仙人把稻穗贈給廣州人后，又踏著祥云飛走了，五只仙羊卻因依戀人間，留下化為石頭。
然而，無論哪個版本，成書時間都不是史前，講的也不是史前故事，與“史前拓殖”沒有任何關系。嶺南農業和畜牧業，不是北方傳來的，廣東甚至是全國最早發明種水稻的地區之一；嶺南人也早就開始飼養豬、水牛和狗等家畜了。
真正與五羊有關系的，不是五仙，而是裴淵、顧微在各自的《廣州記》里都提到的高固。他是歷史文獻中出現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廣州人，楚威王時以才學聞名，做了五年楚相。明人歐大任《百越先賢志》把他列為百越先賢之一。高固的祖先是高傒，姜姓，高氏，春秋齊國大夫，姜太公的后人。姜是羌人的姓氏，而羌人以牧羊為業，奉羊為圖騰，與季連部落有不少親戚關系。因此，高固在家里養羊，也是有可能的。
近代學者對高固其人的真實性，一直很懷疑，因為高固的名字，未見于東晉以前的典籍。民間卻言之鑿鑿，深信五羊確實降臨在高固的家里，并贈了一莖六出谷穗給廣州人。北宋初年，五仙和五羊傳說，得到官府加持，熱度驟然提升，還在廣州人認為是高固故居的地方，興建了第一座五仙祠。
這座五仙祠的地點在十賢坊，即今北京路與廣衛路交界之處，先秦時是禺山西麓。在廣州人心目中，高固曾在北京路居住過，五仙騎羊也是降臨在北京路。后來五仙祠一度遷往他處，但宋政和年間（1113年前后），又搬回了十賢坊。南宋嘉定年間（1218年前后），五仙祠遷往西湖玉液池畔（今西湖路附近），稱奉真觀；南宋末年遷至今廣仁路；明洪武元年（1368）毀于大火，十年后遷建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明成化五年（1469）和清雍正元年（1723）都對五仙觀進行過重修。
至此，五仙和五羊到底具體降臨在什么地方，已不再重要了。在五仙觀內后殿東側的原生紅砂巖石上，有一大一小兩個凹穴，為古時山坡受海水回旋沖刷侵蝕而成的甌穴。兩穴互相連通，長約三米，寬約一米，狀如人的腳印，凹穴下有泉眼，名為“陀泉”。人們就說，這是仙人留下的足跡，于是圍繞凹穴砌石為池，名為“仙跡池”，池壁上嵌“仙人拇跡”石匾，成為廣州一處勝跡。
1925年的《廣州民國日報》刊登署名“甘樹熙”的文章，說他探訪五仙觀時，主持道人告訴他另一版本的五仙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五仙與五羊，同為一體。當初白鵝潭是一汪弱水，行舟甚險。某日有五人雇船過潭，船至半途，忽然興起巨浪，小船搖搖欲覆。五人投二石于水，頓時風平浪靜。白鵝潭從此波瀾不興，每于月白風清之時，可以見到一對白鵝浮沒于波間。這五人登岸后，行至大市街，化為石羊。明、清兩代，五仙觀均入選“羊城八景”，分別名為“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當然，五羊降臨只是一個民間故事，所謂仙人拇跡，也不過是附會之說。與高固同時代的，還有一位公師隅，也久居嶺南。明人歐大任的《百越先賢志》說他筑了一座南武城，是為廣州建城之始，卻沒有指出具體位置，只說“乃往相度南海，將依山筑南武城以擬之。”后來很多人說，南武城就建在越秀山邊，不知何所據而云。也許因為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說：“相傳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相，時有五羊銜谷萃于楚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號五羊城”，因此他們就據高固住在越秀山下，推斷南武城也在越秀山下。
明、清的記錄，距離春秋時代，太過久遠，且無更多旁證，哪怕是東漢時專述吳、越兩國史事的《吳越春秋》，亦無相關記載。因此所謂南武城，早經清人阮元《廣東通志》指為可疑，更遭到清光緒年間《廣州府志》直斥“向壁虛造，不足為據”。楚國的勢力范圍止于五嶺，未能征服兩廣，但覬覦之心是有的。楚威王請世居南越的高固任楚相，很可能就是為了謀取南越。如今在越秀山上立有一座“楚庭”牌坊，紀念楚國與廣州的交往，可見廣州人沒把楚國當敵人。因此，比羅族逃難更合乎情理的想象是：高固是南海人，楚王派他回家鄉，與越人聯絡感情，高固帶了幾只羊和一些谷穗稻米，作為見面禮送給嶺南土著首領。人們第一次看見這種奇怪的動物，無不嘖嘖稱奇，認為是天示祥瑞，高固也因此大受歡迎。結果口口相傳，羊成了民間故事的主角，最后被升格為“仙”。
不管是羅氏，還是高固，他們帶來了稻米，不等于廣州沒有稻米。兩廣種植稻子的歷史，比楚國平百越的時間更早，在很多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都發現了有肩石斧，就是耕地的工具。1996年在廣東英德云嶺獅石山牛欄洞發現了1.8萬年前的水稻硅石；1965年在廣西桂林發現一萬年前的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水稻專家認為，野生水稻需要的基本自然條件，是江河入海處且具一定規模的三角洲和岸邊沼澤，因此，中國水稻的種植歷史，應是從沿海向內地發展的，而不是相反。
在廣州周邊地區發現大量新石器時代的陶罐，我們不妨想象一下，這些陶罐在當時是用來裝什么的？很可能，除了盛水，就是貯藏糧食。農業愈發達，家里的壇壇罐罐就愈多。有人推斷陶器是伴隨著農業文明而出現的，不無道理。羅氏或高固還帶來了羊，但羊始終未能成為嶺南主要的家畜，越人嫌其羶臊。屈大均說：“東南少羊而多魚，邊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難怪有人說，“羊城”既沒有羊，也沒有城。
至于“羅”字地名，是否羅氏族人的印記，在無史實佐證的情況下，只能靠猜。楚國平東越后，洞庭湖畔的羅氏族人，已分崩離析，一支入了廣東境內，一支從滇東、滇南遷入湄南河下游，還有一支向西越過神農架進入川東，定居閬中，一部分西遷到北勝縣。按常理推測，羅氏四散逃亡，能翻越五嶺的重巖疊嶂，穿過大片原始森林，逃過毒蛇猛獸的襲擊，進入廣東的人數，當不會太多，但羅字地名卻遍布廣東全境，遠及廣西。羅氏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走遍這些地方，并且都以他們的姓氏命名呢？
語言學家說，廣東很多地名，其實出自僮語，包括以那、烏、良、思、古、都等字起首的地名都是，羅字亦然。在僮語里，“羅”與“六”是相通的，如封川六田、信宜六岸、茂名六雙、化縣六磊坡、陽江六平山等；“六”與“祿”也是相通的，如臺山祿馬、南海祿境、鶴山祿峒、德慶祿滾等。這些地名最初都是口頭的，沒有文字，后來寫入官府文書時，以讀音定字，按照書寫者的不同理解，便寫成了不同的字。
羅氏族人即使到過嶺南，也只是嶺南文明的介入者，得到了嶺南文明的包容與接納，而不是開創者。中原人的到來，也許確實帶來了北方的某些農耕技術，對廣東的農業與畜牧業，有助推作用，但并不是說沒有中原，嶺南就永遠要茹毛飲血。事實上，中原的某些農耕技術，在嶺南未必適用，蓋因地形不同，水土氣候不同，種植的品種也不同。
天地間自有人類以來，廣州人便生于斯，長于斯，耕耘樹藝，漁海樵山，從石器時代走向青銅時代，文化一天天茁壯成長。春秋戰國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江山萬里，盡成戰圖，但廣州有五嶺屏障，依然河清海晏。戰國后期，甚至和海外建立了貿易往來，商業活動十分活躍，海內外商賈咸集，是一個繁華熱鬧的商品集散地。司馬遷的《史記》描寫：“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后來《漢書》又補了一句點睛之筆：“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司馬遷所說的“果布”，可能是指蔬果布匹，但也有人猜測，可能是指“果布婆律”，即馬來語中的“龍腦香”。如果這個推測正確，那么就為當時嶺南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提供了佐證。司馬遷把番禺（廣東廣州）與邯鄲、燕（河北易縣）、臨淄（山東淄博東北）、彭城（江蘇徐州）、宛（河南南陽）等地并列為“都會”，顯示出太史公獨具慧眼的見識。
最讓人感興趣的是，《史記》所描寫的這種景象，究竟出現在秦始皇嬴政征服嶺南之前，還是之后？史學家呂思勉認為：“《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此語必非言漢時，可見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來至交、廣者矣。”這一判斷，被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如果不是秦王朝的南征，廣東沿海完全有可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明體系——海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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