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改革開放以來，神州大地正在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邁進。學界研究認為，站起來是由新中國建立解放初期的工業化鑄就的，富起來是由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實現的，強起來則必將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實現路徑。中國城市化可以用“神速”形容，用30年左右時間走完西方100多年歷程，可以說創造了人類城市文明奇跡。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我國是在農耕社會的基礎上快速推進工業化并實現城市化的，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值得思考化解的“難點”與“痛點”。
習近平總書記于2019年11月2日下午在上海楊浦區視察時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為人民。無論是城市規劃還是城市建設，無論是新城區建設還是老城區改造，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聚焦人民群眾的需求，合理安排生產、生活、生態空間，走內涵式、集約型、綠色化的高質量發展路子，努力創造宜業、宜居、宜樂、宜游的良好環境，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為人民創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城市歷史文化遺存是前人智慧的積淀，是城市內涵、品質、特色的重要標志。要妥善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注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歷史文化記憶，讓人們記得住歷史、記得住鄉愁，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家國情懷。
這就昭示我們：如何實現城市化在螺旋形上升的更高層面創新轉型發展，尤其是如何回歸城市“以人為本”理念，彰顯城市作為“文化容器”的最本質價值魅力，成為值得關注思考的理論與實踐命題，成為新時代再出發的新使命擔當。
一、快速城市化及其發展中的“痛點”思考
新中國成立與改革開放進程極大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我國2019年GDP總量逼近百萬億，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連續多年達到30%，經濟快速發展給城鄉面貌、基礎設施、制造能力、軍事實力等帶來了一系列變化。
舉世矚目的巨變，快速城市化進程功不可沒。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當今世界人類活動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類要素資源最集聚的平臺，城市化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成為經濟高增長載體，成為財富聚集區，成為先富起來的人與年輕人追夢淘金的樂園。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著巨大不確定性。
（一）城市化財富創造對富起來功不可沒
資料顯示，解放初期，我們國家農村總人口約占總人口的89%，10個中國人中只有一人生活在城市。之后很長一段時間農村人口都是中國人口的絕對主力，一直到1978年農村人口依然占總人口約82%。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也提供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大量人口離開家鄉故土從農村遷移到城市，扭轉了農村人口增加趨勢�；谧钚聰祿�，我國現有600多座城市，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它是小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
兩組數據的比較，可以更深地認識到中國城市化的神速。2016年末，世界主要國家城市化率為：印度33.1%；意大利69.1%；德國75.5%；法國79.8%；美國81.8%；加拿大82%；英國82.8%；巴西85.9%；日本93.9%；俄羅斯73.9%；韓國82.4%，等。同期，我國城市化率排名前八城市：上海87.6%；北京86.5%；天津82.93%；廣東69.2%；江蘇67.7%；遼寧67.37%；浙江67%；福建63.6%。學者研究認為，由于山川河流大地等自然資源的天然構造，中國城鎮化極限是65%。從某種意義上觀察，中國城市化拓展空間變為受制約的有限資源，現在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出一條城鄉融合發展新路，這是快速城市化帶來的邏輯選擇。
多維度觀察我國城市化進程，是廣大農村農業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勞動力、新移民、大市場；快速工業化中的鄉鎮企業、農民企業家為發展了中低端制造業；市場化進程盤活不可再生土地資源，地產經濟使城市財富效應飛速膨脹等。人類生存發展的最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其中住就是住房，其本質是為人們提供溫暖安全棲息地，是人們生產生活的必需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居住功能是住房的本質屬性。嚴格意義上說，住房是社會準公共物品，同教育醫療衛生一樣，涉及財政收入公平分配、減少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正等人類社會治理基本命題。
快速城市化使物質財富大量涌現，其中顯著標志之一就是老百姓住房得到很大改善。以上海為例，早在上世紀80年代，住房緊張連同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是上海城市病三大頑癥。1985年上海市區180萬住戶中按國家部頒標準統計竟有89.98萬住房困難戶，幾占市區住戶一半，位居全國之首。其中人均居住面積低于4平方米的擁擠戶有21.6萬戶，居住不方便戶有24.3萬戶，人均居住不到2平方米特困戶有16660戶。“鴿子籠”在飄搖，“鴿子籠”里的居民飽嘗著酸苦艱辛滋味。
據記載，法國社會問題專家朗茲先生曾來上�？疾欤幟氐馗Z進大街小巷，將自己所獲全部感受灌輸在一篇札記字里行間：“我瞥見一條凝滯不動的小河邊搭建而起的一間小木屋，屋頂披著歪斜的油毛氈，上面壓著幾十個瓶瓶罐罐。窗戶的玻璃全部破裂，顯示著利齒般形態。至多只有10平方米空間，卻居住著一個5口之家，時時可聞腐爛的蔬菜氣息蕩漾在小屋四周。這情景讓我想起了孟買、加爾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浦東開發開放一聲春雷喚醒了黃浦江兩岸，大規模舊城改造與新城開發神奇般地改變了上海城市面貌，住房緊張這一城市頑疾也快速得以診治疏解。據權威調查發布，目前上海市常住居民家庭戶均居住建筑面積達71.04平方米，人均居住建筑面積為24.16平方米。不少人搬進了寬敞明亮新居，享受著舒適居住帶來的身心愉悅和幸福生活。
然而，事物總是帶有兩面性的辯證法則。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在艱難跋涉走出居無定所、空間狹小、環境惡劣的住房困境過程中，市場化供給的商品房發展模式使住房成為不斷漲價的昂貴商品，同時被人們當做一般等價物進行交換。這種市場化導向，使得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將住房視作個體、家庭、族群投資利得致富的工具，五花八門的“房產顧問”、“炒房團”、“房姐”、“房叔”、“房爺”等應運而生，形成房地產市場一片亂象，造成了圍繞“房子”產生的新矛盾。
房地產亂象的負面效應日益顯露，其中有一點值得特別警惕，就是人們財富價值觀的偏差迷失：到底憑什么致富？怎樣的獲得感才能在心靈深處感悟并品味到真實的幸福感？在一些人看來，千辛萬苦不如一個“拆”字，勤勞一輩子不如買一套房子，愛情至上敵不過房產誘惑。說到底，資本利得大大高于勞動利得，導致一部分人靠炒房賺錢、拆遷補償成為新食利階層，對全社會勞動價值觀帶來嚴重損害。令人可期的是，面對房價緩升—攀升—飆升這個折騰中國人的最大社會熱點困局，上下同焦慮、齊憂愁、共思考，正逐漸達成共識：資產泡沫非強國之策，土地財政難以持續，飆升高昂的房價導致各類綜合性成本上揚居高，已經成為城市創新發展競爭力的制約瓶頸，房地產市場亟待規范健康發展。
（二）城市化內外部環境發生變化
我國快速城市化至今，面臨著一個回避不了值得思考的難題：城市經濟如何支撐快速城市化，即用怎樣的城市經濟支撐快速城市化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以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為例，30年前還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現在已快速開發建設成為鎮江主城區之一，主要靠的是房地產業、傳統商貿服務業、中低端制造業。潤州的商業設施面積人均超3平方米，遠超國際上公認的人均1平方米標準，不少看上去大型豪華的商業店家經營困難，難以為續。與潤州類似在快速城市化中崛起的新興城區，如何突破快速城市化所積累的后續生存發展問題？這就要破解城市經濟難題，大力發展高質量城市經濟，因為城市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很大的變化。具體觀察分析有——
觀察一：城市發展模式層級提升。改革開放40年來長三角區域發生的巨大變化，帶來城市螺旋形發展層級提升的新需求。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滬江浙皖大多數地區由傳統農耕社會發生城市化變革并大步進入工業化社會，像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寧波等特大城市正在進入新工業化社會。長三角城市發展模式由單個城市自我“內生性成長”，發展到以小時計都市圈協同發展階段，再發展到如今高鐵時代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新階段。一路走來，長三角地區面對的問題是同質化競爭嚴重，產業轉型升級艱難；協同度柔性不夠，行政壁壘與本位利益制約整體發展；一體化程度較低，尤其是10年、20年前規劃建設的交通基礎設施，明顯成為“同城化”的短板瓶頸；城市經濟處于快速城市化發展慣性中，普遍面臨著轉型升級、脫胎換骨、鳳凰涅槃的巨大壓力。
觀察二：城市發展取決于新動能。正在孕育發生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帶來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與人類社會生態的新機遇挑戰。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物聯萬物、人工智能正在改變物質生產方式、財富積累方式與人類生活方式，由信息社會進入智能社會。人類社會形態由農耕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智能社會，城市發展模式進入城市群協同發展階段，城市群發展模式正在由原先工業化時代以制造業為主，轉型升級為后工業化時代以知識與思想生產引領創新推動發展的新工業化時代。面對新全球化再平衡的世界競爭，城市及城市群在全球經濟、金融、貿易、技術、信息、人才等要素配置集聚輻射的能級，主要取決于創新發展的新動能，比如融入世界的互聯互通網絡、科技創新和知識產生能級、人才培養與集聚吸引力等。這些能動能賦能城市經濟，是城市煥發活力與提升競爭力的必然趨勢。
觀察三：國際優質資源流向選擇與競爭日趨激烈。全球優質資源集中體現在資本、技術、人才等方面，尤其是國際資本并不流向窮國、落后國家即所謂的“失敗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集中度趨強，70%集中在幾個國家，比如發展中國家有5個其中包括中國接受了一半以上國際投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顯示，2018年1-6月全球海外直接投資同比大幅下降41%，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大幅減少69%，對美國直接投資也大幅減少73%，對新興市場直接投資略降4%，但占比依然創出創歷史新高，占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6%。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吸引的直接投資最多，巴西和印度也位居前列。在全方位對外開放中，城市經濟的發展應當參與國際優質資源的競爭，使城市繼續成為優質資源的集聚平臺。
觀察四：經濟全球化朝著經濟區域化演變。美國現在和中國打中美貿易戰，嚴格意義上觀察，美國不單單和中國打貿易戰，與歐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都在打貿易戰。全球貿易戰的結果是美國開始對內收縮，在經濟全球化中的角色與作用在調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也許會由美國主導主控的全球化朝著區域化重組，貿易格局從多邊朝著雙邊或區域發展成為必然趨勢。按照國際慣例，吸收剩余資本的方法，一是時間修復，即投資于長期資本項目，例如建成環境或教育研發等社會開支，從而推遲過剩資本再次進入當前乃至未來的流動；二是空間修復，即到其他地方尋求與開拓新市場、新產能、新資源、新社會與勞動力的可能；三是結合時空修復手段，進行資本有機流動布局。區域發展應當認清大勢，明確區域定位，瞄準成長中的新興市場，比如我國能否成為亞洲發展“頭雁”，做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共贏，這就給城市經濟如何吸引資本與輸出資本帶來新的選擇取向。
觀察五：全球消費主體國家變化。美國建國后長期實行的是保守的內生型“孤立主義”政策，只是二戰以后崛起為全球新興全國，也成長為世界消費大國�，F在美國面臨挑戰，一是經濟全球化中資本流動與勞動力流動不匹配帶來的嚴重收入分配不均與貧富差距削弱了消費社會能級，二是對外開放的國內加杠桿能力被削弱，由此會由擁抱全球經濟轉向逐步脫軌全球經濟。中國能否成為全球新消費主體國家？這是一個值得關注與深入探討的課題。有一點是看得清楚的 ，即貿易戰壓力倒逼推動中國從“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模式中解脫出來，讓中國消費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的不竭動力源泉與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53.6%，自2012年以來已連續6年占比超過50%。按照國際經驗，最終消費占GDP比率逐步提高到美國1970年時80%左右的水平是大勢所趨。對發展城市經濟來說，在消費升級中加快消費城市建設，推動消費市場能級上新臺階，成為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體現。
觀察六：城市群發展成世界共識戰略。城市群是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最高空間組織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圍內，一般以單個超級城市為核心，由至少三個特大城市構成單元，依托發達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網絡所形成的空間組織緊湊、緊急聯系緊密、并最終實現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體化的城市群體。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發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龐大的、多核心、多層次城市集團，是大都市區的聯合體。國家整體發展，北有京津冀協同發展、南有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區等重大國家級發展布局帶來的新使命。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對于長三角的目標定位共識正在形成：不斷推動長三角地區實現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更好引領長江經濟帶發展，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長三角地區要建設成為全國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引領示范區、全球資源配置的亞太門戶、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三）更高起點“再城市化”探索
總體上看，中國城市化進程發揮了城市集聚資源要素與財富創造的功能作用，同時也帶來諸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單個城市趨大化，這種狀況是在經濟實力家底并不厚實下實現的，用一位領導的話說“是窮人搞城市改造與開發建設”。
這就導致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舊城改造與新城開發速度太快，使我們對城市原有具象的美好記憶消失，使精神情感層面對城市鄉愁的寄托無處安放；二是在大規模城市化進程中沒有充分有效地遵循城市內在發展規律，城市肌理沒有得到有效延伸和保護，由人類活動累積形成的城市文脈未得到應有傳承；三是體現城市個性特色的歷史性舊建筑、標志性老街區、人文性遺留物等沒有得到切實有效保護，城市延續的歷史被割斷了，厚重的城市記憶在消失；四是在城市開發建設中缺乏地區特征、民族特點、個性特色，缺乏原創的克隆城市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很難從情感上激發人們的想象，也就很難令人產生一種敬重與愛戀；五是過快的城市改造開發速度、資本追逐利潤的粗制濫造，不難使人們隨時隨地感受到城市品質的粗劣低下，時不時給人一種遺憾的感受。這些現象的產生，說明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在城市這個物化的載體上，我們人類的城市敘事行為值得研究，亟待調整以糾正偏向。
小橋流水、江南人家的姑蘇城，自唐宋以來中華文明由北南漸，成為“誰不憶江南”的富庶之地，成為大運河文明時代“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魚米之鄉。改革開放以來，依托毗鄰上海的獨特區位優勢，蘇州城市化推進速度快，開發強度已逾28%，如除去水域面積陸地開發強度超過50%，越過江蘇省開發強度25%的控制線，遠超國際上公認的開發強度15%為宜居宜業的標準。今日之蘇州，可以說與開發強度達36%的上海一樣，給人們感覺已成為一座“鬧哄哄”的城市。
按照《江蘇省城鎮體系規劃(2015-2030)》，到2030年，江蘇將有南京和蘇州兩座特大城市。相關研究認為，蘇州已經從蘇錫常中脫穎而出，不僅是蘇中-蘇南的一個中心區，還是長三角重要鐵路樞紐，成為聯系滬、浙北、蘇錫常-寧、蘇中的跨省十字通道中心。從某種意義上說，蘇州邁上特大型城市快車道，曾經的蘇州也許永久成為人們腦海中的美好記憶。
有鑒于此，蘇州吳中高新區明確提出“再城市化”，這無疑順應城市化發展趨勢的明智選擇。城市化發展是一個有序的、由低到高發展過程，一般要經歷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這四個階段。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率達到50%以上才會出現的趨勢，城市化與逆城市化并不是對立的發展過程，逆城市化對城市化具有促進作用。隨著逆城市化的進程，大量富裕人口帶著資本和技術來到鄉村或小城鎮，在一定區域內產生經濟拉動力，使農村人口匯聚，產生新的城市，促進城市化發展。“再城市化”就是采取措施，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高科技企業和第三產業，積極開發市中心衰落區，進一步提升城市化能級和內涵，在市域內實現人口增長。
經歷快速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過程，在更高起點上邁步從頭越推進“再城市化”，無疑是新的嚴峻挑戰與實踐探索，成敗與得失關注度高。如何實現高質量“再城市化”，上海及相關城市開發建設經驗教訓提供了一些寶貴的思考建議——
一是更高起點：規劃超前，定位準確�？茖W的發展理念和一流的規劃定位，是“再城市化”成敗關鍵。站在新時代建設新城市高度，構筑“蘇州南城首善之區”，吳中高新區應立足蘇州全域整合和長三角城市群融合互動，進一步明確在整個蘇州城市布局、乃至蘇南與長三角范圍內的功能定位，堅持規劃為先、建管并重理念，把握好戰略定位、空間格局、要素配置，做出科學化、高起點、高水平、高質量的規劃，形成一本規劃、一張藍圖，落實“多規融合”，著力提升城市核心功能，形成職能明確、優勢互補、分工合作、錯位發展的局面，避免同質化競爭，促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二是更強能級：產城融合，宜居宜業。圍繞提升高新區能級與核心競爭力，應注重產業支撐，著力構建多元化產業結構體系，提供足夠就業機會。城市是需要產業支撐的，一個區域要想發展為獨立性新型城市，就必須具有多元化產業結構體系和就業體系；如果沒有強大的主導支撐產業，就很難建成一座擁有長久發展潛力的新興城市。吳中高新區創新引領，產城融合，加快產業轉型升級，著力培育總部型、研發型、云端型高精尖企業集群，聚焦共享型、戰略型新經濟業態，打造以機器人與精密智造產業為主導和總部經濟、文化創意、科技金融為支撐的產業體系，可說是思路清晰、目標明確，久久為功、必見成效。
三是更有溫度：集聚人氣，平衡發展。城市最重要元素是人，人口導入、集聚人氣是重頭戲。按照“再城市化”追求，應樹立“平衡發展”理念，一方面注重整個高新區城市功能開發平衡，注重居住、就業、商業、購物、辦公、文化娛樂、休閑、公共設施等方面的平衡協調發展，為居民提供多元化、綜合化的城市服務，滿足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注重人與自然之間平衡，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綠色生態的新型社區。通過構建“和諧、平衡”的城市大環境，創造眾多相對獨立、功能齊全、結構完善、環境良好的“邊緣城市”與社區，使城市具溫度、可閱讀、富人文、有魅力。
四是更有眼光：敬畏土地，合理開發。土地是城市十分珍貴的稀缺資源。應對土地懷有敬畏之心，珍惜寸土寸金，做到合理開發。大量實踐表明，應控制好土地的合理價位；控制好地塊供應面積不過大；控制好土地供應節奏；控制好各類地塊不被炒作、轉讓，實現地價與開發能力、實力門檻的綜合設定等。在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一個很重要理念叫“糾偏”，就是在實施中一旦有不合適地方就通過“控制、糾偏”來促進完善。更重要一個方面，是當看不清未來發展時就采取像中國書法藝術布局里的境界做“留白”，預留土地供未來建設者、管理者使用。這樣，使城市在未來發展中不至于發生大的動遷，不至于有阻礙新發展的力量存在，現在就未雨綢繆在技術層面、物質層面留足留好空間。
五是更深融合：城鄉一體，協調發展。要牢牢把握有利機遇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著力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將城鄉發展一體化水平推上新高度。早在1988年，同濟大學教授金經昌老先生接受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談上海“城市病”與城鄉關系，表述了至今仍具有認知價值的一些觀點：德國有兩句著名城市規劃名言，即“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不是鄉下人擠進城里就是城市化，應當城市向鄉村疏散發展，鄉村向城市功能發展；消滅城鄉差別就是提高鄉村現代化水平，將城市功能融入鄉村，將鄉村元素融入城市，實現一體化發展。
六是更實舉措：創立平臺，平衡投資。“再城市化”需要大筆投入，就需要強大資金保障。應注重開拓包括政府、民間、外資等為主的多元化籌資渠道，籌措足夠的建設資金。而投融資機制的創新和多元化開發，成為“再城市化”可持續推進重要源泉。政府可通過財政貼息和轉移支付等方式與手段，推動和扶持建設單位向金融市場籌集資金，使每年有限的政府建設預算變為籌資杠桿；通過把籌資、投資、建設責任與開發收益權利掛鉤，增強企業籌資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開辟優質的地塊和區域，吸引市、區及海內外企業參與開發；通過設施資本的經營和出讓，向資本市場籌集資金。
七是更強保障：機制創新，培育團隊。注重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團隊培育，是“再城市化”重要元素。應大力創新機制，使政府推動與市場化運作以及和諧推進有機結合，著力創建學習型團隊，力求每一個干部和員工都成為專家，每個人都能掌握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一家企業的情況，掌握一個領域的理論知識、專業知識、法律知識，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應將團隊定位在城市建設先行者、各類資源提供者、城市開發建管者、城市發展服務者，并由此產生建設城市、發展產業、集聚人氣、培育文化、營造環境等工作板塊。在員工中應大力倡導勇挑重擔的勇氣、艱苦奮斗的豪氣、堅持真理的正氣、探索創新的銳氣、合作共事的大氣、育人用人的膽氣，集合大家的智慧，發揮團隊的凝聚力和創造力，為“再城市化”建功立業。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