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講談社學術文庫·中國史系列的一種，由著名歷史學家西嶋定生先生撰寫，主要是對秦漢帝國的歷史事實進行簡明扼要的敘述和簡要評論，作者在秦漢史領域功力深厚，著述等身，這部著作因此而成為一部大家小書，也是深入淺出式的經典。西嶋定生以其東亞冊封體制理論受到東亞史學界的極高尊敬，而這部《秦漢帝國》則讓讀者看到他另外一種史學境界。
前 言
本書內容與問題點
本書的內容圍繞著中國最早形成統一國家的秦漢兩大帝國的歷史展開。這段歷史始于公元前3世紀后半期，終于公元3世紀初，長達四百多年，從當今算起，需回溯至兩千年以前。當時的日本還處于被稱為彌生的時代，各個零星的原始小國剛剛在各地誕生。
然而在如此久遠的時代，中國大陸上卻已經出現了一個強大的統一帝國，它的出現無論對中國史還是世界史，抑或日本史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是在具體敘述這段統一帝國的歷史之前，必須首先指出的一點。因為此問題貫穿秦漢史的始終，不事先明確，則可能使讀者難以領會正文敘述的具體史實的意義。
中國統一王朝國家的起點
秦漢帝國這一最早統一國家的出現，在中國史中究竟具有什么意義？概括而言，它的意義在于因統一國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國家構造基本形態，與這一時代造就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態，一同跨越并規范了其后中國兩千年的漫漫歷史。換言之，隨著這一時代的肇始而出現的皇帝制度以及當時形成的儒學國教化，成為貫穿此后中國歷史的重要特征。
如下文所述，擁有皇帝稱號的至高君主，就最早出現在這個時代。而皇帝制度在此后的兩千年歷史中被歷朝歷代所傳承，直至清朝在20世紀的辛亥革命中滅亡才偃旗息鼓。同時，由于皇帝制度與中央集權的官僚制、郡縣制共生，因此官僚制與郡縣制（隋代時起為州縣制）也同皇帝制度一樣，在之后兩千年的歷史中作為中國國家構造的基本形態被延續了下來。
但這一歷史特征會使人產生一種印象，認為這是由于支撐國家構造的中國社會與經濟在秦漢以后的兩千年中一直沒有發生過變化或發展的結果。這種觀點被稱為停滯史觀，但是，在現實中，它卻已經通過對比亞洲與歐洲社會的特點演變為一種有力的學說。即使到了今天，在外國學者中也仍有許多人持這一觀點。但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實際上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總是與時俱進、不斷變化與發展的，上述觀點實難令人茍同。
盡管如此，皇帝制度以及與其并存的官僚制、郡縣制作為國家構造的基本形態存續了兩千年以上的現象，仍然是中國史的重要特征。而這一特征形成并確立于秦漢時代的事實，也正表明了秦漢時代在中國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這一時代確立了國教地位的儒學，作為其后兩千年之久的中國各王朝的國教，一直是國家政治、社會發展的指導理念。忽視儒學，則意味著難以踏入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精神文化史之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秦漢以后中國的精神文化領域就只有儒學存在。佛教傳入、道教形成后，佛道在某些歷史時期受到國家推崇，在社會中也擁有眾多信奉者。但即便如此，儒學也從未被否定或排斥過，始終保持在中國精神文化領域中的正統地位。
同時，儒學是與時俱進、不斷變化與發展的事物。由二程（程明道、程伊川）與朱子推動的宋學的興盛以及清朝考據學的蓬勃發展等，都體現了這一點。而在中國史中始終保持了正統思想地位的儒學，確立國教地位正是在秦漢時代，可以說這再一次表明了秦漢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東亞世界形成的開端
接下來，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一時代在世界史中具有何種意義。在此，必須關注以下兩點問題。其一，這一時代的中國對于歐洲、印度等處在與中國完全不同地域的歷史而言，有何意義？其二，這一時代的中國對于朝鮮、越南等與中國有密切關聯的周邊地區而言，又具有什么意義？從這兩點出發來考察的方法，是以世界史的內容為基點引申出的。
第一點是在將世界史理解為人類發展史或地球全民族歷史的前提下的問題。在這一前提下，思考作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篇章的秦漢時代，它的歷史特征在人類發展史上應當如何定位，以及理解這一時代的歷史對于理解人類歷史又具有何種意義的問題。
實際上，秦漢時代的中國雖然開創了中亞通道，建立了與西亞的聯系，但是它與歐洲之間的關系自不待言，與西亞、印度之間也并沒有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因此，對比中國與羅馬帝國、印度孔雀王朝的歷史、國家構造及其特征，就成了可以探討的主要課題，希望讀者可以根據本書內容獨自展開思考。
第二點指在近代出現全球一體化、世界共同體之前，地球的各地區存在多個不同的世界，考察世界史的相關問題時，必須建立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之上。由于近代以前中國是東亞世界這一完整獨立的世界的中心，因此秦漢帝國在世界史中有何意義的問題，在此就等同于秦漢帝國在東亞世界中具有何種意義的問題。概括地說，它的意義在于，由于秦漢帝國的發展，東亞世界的雛形被孕育出來。進一步說，如正文中將詳述的那樣，對于東亞世界而言，秦漢帝國的出現造就了它最初的形成契機，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
日本由未開化走向文明的契機
最后，讓我們思考一下對于日本史而言，秦漢帝國的出現具有何種意義的問題。
如上文所述，當時的日本正處于彌生時代，以水稻種植為中心的農業剛剛形成，青銅器和鐵器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還是陌生的新式工具。統一國家雖然尚未形成，但具有政治色彩的社會已經在各地出現，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已有百余個小國被中國所認知。其中的某個小國還同漢帝國在朝鮮半島設置的樂浪郡展開了外交。公元1世紀中期，九州北部的奴國遣使到東漢的國都洛陽朝貢，獲得了光武帝御賜的金印。穿越漫長歲月終于走出原始社會形態的日本，從這一時代起開始具備了吸收中國發達文明的能力。
由此，日本的政治社會逐漸走向成熟，文明也得以茁壯發展。也就是說，秦漢帝國的出現使日本由未開化社會蛻變為文明社會，促進了其政治社會的日益成熟以及諸多小國的涌現。就日本而言，其文明社會的進程是在秦漢帝國所展示的中國文明的影響之下逐步展開的，這是尤為值得注意的一點。并且，這還意味著中國文明不僅只是被單純地傳入了日本，文明傳入的同時還伴隨著日本與秦漢帝國之間政治關系的產生。
上文提及的奴國使者前往東漢國都朝貢的史實，或者是安帝時期倭國王帥升（亦作師升）的使者在洛陽朝貢的史實，都體現出了以上這一點。
對日本而言，秦漢帝國的出現不僅使日本由未開化社會邁向文明社會，同時還為日本加入東亞世界這一完整獨立的政治文明世界創造了契機。
換言之，日本在文明發展初期處于中國文明影響之下，而當時代言中國文明的正是秦漢帝國。因此，從日本史的角度來看，秦漢帝國在中國大陸上的誕生與其國家構造形態以及那個時代的文化形態，都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本書的論述重點
如上所述，秦漢帝國的出現不論對于中國史，還是對于世界史，或者是對于日本史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要理解這一點，僅僅考察統一國家的形成這一方面的內容，則不免視野狹隘，有失全面。
秦漢帝國是秦帝國與漢帝國的合稱，原本是為了便于行文而造出的術語，當然，不是指它們曾作為一個統一國家存在過。而且，秦帝國統一全國后僅16年就壽終正寢了，與此相對，漢帝國的歷史則橫跨了四百多年，分為西漢、東漢，其間還介入了由王莽建立的新王朝的歷史。因此，在考察秦漢帝國的四百年歷史時，必須充分考察這些歷史變動，才能正確理解秦漢帝國的國家構造與文化等諸方面的問題。
因此，筆者將帶著上述這些問題意識，在正文中具體探索從秦帝國建立到東漢王朝滅亡這段歷史。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雖然我們在此概括地使用秦漢帝國的國家構造和文化這樣的固定用語，但現實中它是處在不斷推移與變化之中的事物。例如皇帝制度，在其形成時期的秦帝國和其后的漢帝國就呈現出不盡相同的面貌。又如，有關儒家文化的問題，儒家被國教化并占據了國家正統文化的地位，都是在西漢末期以后才發生的現象。
更確切地說，本書的重要目的就在于，探明上述這些時代特征是在怎樣的歷史潮流中逐漸形成的。因此，在以下的正文中，筆者將圍繞著秦漢帝國的歷史推移展開敘述。
顧姍姍，東京外國語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教于日本神田外語大學，兼任早稻田大學日本古典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日比較文學、日本漢詩文學
西嶋定生，日本著名歷史學家。1919年出生于岡山縣。1942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卒業。1943年任東方文化學院研究員，1950年任教授。曾兼任北海道大學、金澤大學等校講師。1961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80年，獲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稱號。
前 言／3
1 秦帝國的崛起／11
2 秦帝國的崩潰與漢帝國的崛起／61
3 漢初的劉氏政權／116
4 武帝的外征與內政／190
5 霍氏政權的建立與崩潰／279
6 儒學的國教化與王莽政權的出現／339
7 東漢王朝的建立／412
8 東漢王朝的發展及其對外關系／469
結 語／521
再刊之際／524
參考文獻／527
參考文獻追補／550
年 表／571
西漢時代地圖／586
索 引／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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