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50年前，也就是在歐內斯特去世后的幾年，我寫成《海明威老爹》（Papa Hemingway）一書，講述了我們13年間的冒險經歷與不幸遭遇。有些讀者可能沒有讀過此書，所以，在此我要再次提到1948年的那個春天，我被派往哈瓦那執行一項荒唐的任務請海明威寫一篇文章，談談文學的未來。我在《大都會》（Cosmopolitan）雜志社工作，那時它是一本文學雜志，還沒有被海倫·格利·布朗①閹割。雜志編輯當時正在策劃一個關于各行業的未來發展的選題：請弗蘭克·勞埃德·賴特①談談建筑的未來，請亨利·福特二世②談談汽車的未來，請畢加索談談藝術的未來，還有我剛才提到的，請海明威談談文學的未來。
作家們只知道自己第二天早上寫些什么，當然不會知道文學的未來會是怎樣，但我還是入住了納斯奧納爾酒店（Hotel Nacional），我的目的很明確， 那就是要敲開海明威的房門，請他為曾經輝煌的《大都會》雜志預測一下文學的未來。我曾試圖逃避這項討厭的任務，但雜志社告訴我要么去做，要么走人，我沒法走人，因為這份工作我剛剛做了六個月，此前我拿到空軍轉業費后在巴黎揮霍無度了一整年，這是我現在能得到的唯一的工作。
我選擇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像膽小鬼一樣給海明威寫了個便條，請他給我寫張簡短的回絕信，因為這對霍奇納的未來至關重要。
第二天清晨，我收到的不是海明威寫的便條，而是他打來的電話，他提議五點鐘去他在哈瓦那最喜歡的小佛羅里達酒吧（Floridita）喝上幾杯。他準時到達約會地，他的出現非常強勢，我說的不是他的身高，因為他只有一米八五左右，而是他的影響力。他一進門，在場的所有人都朝他打招呼。
酒保給我們上了兩杯冰代基里酒① 。酒裝在圓錐形玻璃杯里，杯子大得足夠裝下長莖玫瑰。
多布拉斯（Papa Doblas），歐內斯特說，是代基里酒釀造者藝術的終極成就。他同我講著知名作家、來這里參加春季訓練的布魯克林道奇隊②、演員、職業拳擊手、好萊塢的弄虛作假、魚類，以及政客。他見解獨到，語言幽默，幾乎無所不談。但唯獨不談文學的未來。我們喝過第四杯或是第五杯代基里后我記不清是第幾杯了他突然離去，盡管朗姆酒讓我記憶模糊，但我還能記得他說第二天早上六點會來接我，乘坐他的皮拉爾號船（Pilar）去莫羅城堡①附近的海域游覽一番。回到賓館后，盡管我已經握不穩筆，但還是能在賓館提供的一頁信紙上記下一些對話筆記。同他交往的這些年，我養成習慣，每天都把他的言語和活動隨手記錄下來。后來，我根據我的微型錄音機錄下來的對話，擴充了我的筆記。那是一個巴掌大小的設備，里面裝著磁帶，一次可以錄制90分鐘。我和歐內斯特有時候就用錄音帶進行通信。雖然磁帶用不了多久就會絞帶，但我發現它們還是很有用的。
歐內斯特坐在皮拉爾號的頂層駕駛艙內，沿海岸線駕駛了幾個小時。返程路上，我們釣到一條魚，他稱之為發育不良的馬林魚，但在我看來，它是一條未發育的鯨。他用皮繩把我固定在釣魚椅子上，把又大又笨重的魚竿和線軸遞給我，魚竿的那一頭鉤著馬林魚。我在船上捕過的最大的魚也不過是10磅重的鱸魚，此刻我一定需要下很大一番力氣，或許還會讓馬林魚脫鉤，但歐內斯特一直在引導我，從什么時候甩繩放鉤，到什么時候起竿釣魚。但當歐內斯特同他的伙伴格雷戈里奧·富恩特斯①把馬林魚從魚鉤上取下來放生時，逮住這條猛獸的興奮變得悄無聲息。
我們可以成立新的漁民工會②了，他開玩笑地說，霍奇納和海明威，馬林魚供應商。不管這條馬林魚到底是不是發育不良，我都沒能來得及站在甲板上抓著它的尾巴照一張相，但他的話讓我的遺憾一掃而光。
隨后的幾年里，我經常發現歐內斯特對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頗有耐心，他能從容自在地同他們交流。以我為例，我雖然在部隊接受過槍支訓練，但對于飛鳥射擊卻一無所知，可在歐內斯特的耐心引導下，我對于從愛達荷州鋸齒山脈腳下的運河中一躍而起的綠頭鴨，或是稻田里沖出來的雄野雞，已經可以熟練地舉槍射中。我們接觸得越多，就越覺得外界關于他個性粗魯好斗的傳言，只不過是外人的虛構，他們不了解他，而是僅僅通過他的作品來對他進行主觀評判。對于別人的挑釁，他的確會奮起反抗，但我從沒有看過他侵犯別人。
我們從海上返回納斯奧納爾酒店，在酒店門前告別時，歐內斯特第一次對我說：事實上，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未來。
我承認，這的確是個愚蠢的請求。
他問雜志社給出的報酬是多少，我說是一萬美元。他說，嗯，這些錢值得寫出個某物的未來，或許可以寫個短篇小說，他還說我們要保持聯系。
接下來的八個月時間，我們一直有聯絡，最后一次聯系時他告訴我他正在創作一部小說，再后來我為雜志社編輯了這部小說。在此過程中，我陪同歐內斯特和他的妻子瑪麗前往巴黎和威尼斯，共同商定小說《渡河入林》（Across theRiver and into the Trees）中某些章節的細節。而這就是我們友誼的開始，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里，我們一起參加了他最喜歡的冒險活動：僅舉幾例，我們一起去凱徹姆（Ketchum）搜尋野雞、野鴨和匈牙利山鶉；去馬德里、馬拉加以及薩拉戈薩①
觀看斗牛比賽，看偉大的斗牛士安東尼奧·奧多涅斯（Antonio Ordóñez）和路易斯·米古爾·多明吉恩（Luis Miguel Dominguín）②舉辦的雙人斗牛賽；去深海釣馬林魚，在哈瓦那觀看回力球③比賽；在巴黎奧特伊（Auteuil）觀看越野障礙賽馬，去紐約觀看世界職業棒球賽（World Series）以及職業拳擊冠軍賽。
但回首那些年，有一件事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冒險之旅：歐內斯特在非洲叢林里接連不斷遭遇飛機墜毀事件。第二次飛機墜毀時，他在鬼門關走了一遭。他被這次經歷打倒了，關于生命中這段痛苦時期，他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但他怕再沒有機會講給他人，所以決定講給我聽。
在巴黎寫作《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時，他同時愛上了兩個女人。這段經歷讓他悲痛欲絕，終生難忘。后面的幾年里，我們共同旅行時，他又經歷了同樣的痛苦。
我曾在《海明威老爹》的初稿中講述了他的這些情感關系，但就在該書出版前，出版商蘭登書屋①將樣稿交給了律師進行審查，律師們一絲不茍地將稿子投入他們的法律榨汁機。結果，書中的所有在世的人的內容都被刪減。關于書中的所有人，律師們都對我進行了詢問，他們甚至要我證明已去世20年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②確實已經不在人世。
當時我之所以同意隱瞞歐內斯特的內心想法，還有一個個人原因。作為朋友，瑪麗·海明威①為人善良忠誠，我想，得知歐內斯特對其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的看法，一定會傷害到她，所以，不讓她知道這些最好不過。
隨著時間的流逝，那個時期內所涉及的所有人都已與世長辭。我將《海明威老爹》一書手稿中被刪除的部分保留了下來，在此基礎上，現在又加上了我當初做的大量原始筆記，以及在小型錄音機損壞之前從中搜集的內容，寫就了本書。我對那段我人生重要時期里所發生的事以及大家的評論，都記憶猶新。
歐內斯特的一字一句仍在我耳旁回響。他從不記日記，也不寫隨筆，但對于大家說過的話都記得。他的記憶力驚人，不僅能想起發生在許久以前的對話，還能模仿出同齡人說話的節奏和風格，比如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約瑟芬·貝克①、格特魯德·斯泰因②等，以及其他巴黎常客。這種驚人的能力展現在他長篇和短篇小說的對話之中。我個人就可以證實他的這種能力，因為他曾在《危險的夏天》中完整再現了一段與我的對話，實際上這段對話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一場斗牛比賽之后，而后過了許久他才將它寫下來。
我曾問過他是否通過寫日記或是寫隨筆等方式來補充記憶。他說：不，我從不記日記，也不寫隨筆，因為那樣會讓事情變得枯燥乏味。我只是按下回放鍵，聲音就會播放。如果聲音無法重現，就說明它不值得保留。
關于這一言論，我有兩點要加以說明。我們在旅行途中，歐內斯特按下回放鍵向我講述他生命中一段敏感時期，只不過是重播給我聽，在他回憶遙遠過去的人和事時，我從未試圖糾正或更改任何信息；盡管某些地方歐內斯特可能將其浪漫化或是略加夸張，或是某些細節安錯了地方，但我認為這些零星的瑕疵就是他本人的重要部分。例如，當歐內斯特談及墨菲的工作室，也就是他同哈德莉①分居后的住所，他說那是六樓。其他人知道墨菲的工作室設在五樓。這些地方，我們以歐內斯特的記憶為準。
我要說明的另一點是，在講述歐內斯特的故事過程中，我絕不是一個不帶感情的旁觀者。多年以來，我和歐內斯特一起度過的時光對我來說是與眾不同的。他就是我的老爹。我一直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所言所行的重要性。錄音帶早已失效，我基于錄音帶所做的隨手筆記對于我的記憶大有幫助，當我在寫這本書時，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回憶與篩選。
我懷揣歐內斯特的私人經歷，活了許久。這不是封存已久、需要費許多大力氣才能想起的一段記憶。我們在旅行過程中，他將這些故事講述給我、委托給我，是有目的的。這些年來，我一直被委托保管著這些故事，此刻我感覺，我從記憶中把它們講述出來，是我作為受托人要對歐內斯特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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