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張笑川教授主編的《中國社會史導論》成稿，索序于我。他的學術研究涉足城市、地域、生活等社會史領域，并多年開設社會史課程。這本新編教科書，正是我想要讀的。在先睹為快的同時，又可將讀后感受與讀者分享，或許對同學們使用本書有所幫助。何樂而不為呢？因而慨然應允作序。
我覺得所謂“導論”，就是要將讀者引入一個學術領域，應當是對于該領域基本面貌有提綱挈領的概述，應當對基本問題有較深入的介紹，引導讀者產生興趣，萌發進一步深入某學術問題的愿望。笑川教授主編的《中國社會史導論》也正是從這兩方面著手的。本書前五章為上編，總論社會史的概念、特征與追求，中國社會史的發展歷程和趨勢，社會史與人類學、地理環境的關系，中國社會演變諸階段；后五章是下編，分論宋代以降的賦役制度與基層社會，宋代兒童觀念與童蒙教育，明清江南市鎮的空間形塑與城鄉關系的轉變，明清時期的醫療與社會，民俗變遷與近代社會轉型。上下編均重視理論思維，博采眾長，形成自家特色。
社會史的概念有“狹義”“廣義”之分，或作為專門史與整體史。本書準確地把握國內外的相關論述，并歸納出社會史研究的特點：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整體史的理念，跨學科的視野，開放性與包容性。本書強調了1990年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成長和壯大，指出進入21世紀社會生活史逐漸向日常生活史發展，區域社會史發展為歷史人類學，新一代學者的社會史向社會文化史尋求突破；指出結構史和生活史可以看作社會史的兩極，應整合這兩者的研究，以保持社會史的統一性，不致出現分裂和碎片化。本書還特別呈現了德國社會史家于爾根·科卡的思考，供大家借鑒。對于入門的同學們來說，我以為是精準的引導，可以避免迷失于微觀與宏觀孰是孰非的爭論之中。
中國社會史學界近年來與地理學、人類學的交叉滲透較為突出。社會史發生一定的人類學轉向，對此，朱小田教授指出，受人類學的影響，生活空間、普通民眾和日常事件成為社會史學者普遍關注的新維度。他檢討了歷史人類學的基本問題，確定了歷史人類學轉向中的史學方位，以助力社會史跨學科的、跨國界的學術交流；討論了如何避免“碎片化”，以及如何處理好社會文化史與社會結構史的關系。關于社會史與地理的關系，笑川教授闡述了地理環境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影響及中國歷史中的地理變化，綜合性地介紹了海內外相關學術理論，有助于打開同學們的研究視野。
中國社會的階段性演變問題其實是社會史的重頭戲，以往討論很多，出新不易。笑川教授廣泛綜合海內外諸家學說，提出中國社會的演進歷程可以分為四大階段，即夏商周時期的“封建貴族社會”、秦漢至隋唐五代時期的“帝國士族社會”、宋元明清時期的“帝國四民社會”和民國以來的“近代工業社會”。每一個社會階段的區分標準主要依據政治形式和社會結構兩個要素，從經濟基礎、政治形式、思想文化和社會秩序四個方面分析每個社會階段，其視野宏闊而又不失歸宿。
作者對中國社會演變諸階段的論述包含了自身的深入思考，新見迭出。在論述“封建貴族社會”時，既吸收了傳統經典研究的精華，如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更吸收了海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國外如羅泰的《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年至250 年的中國社會》，國內如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書中借用了一些重要概念，如楊希枚提出的“姓族”、何懷宏提出的“世襲社會”。特別是提出了這樣重要的觀點：“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有關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研究中，提出了宗族分支是中國文明早期社會與經濟分層的一種表現和手段。如果以此為基礎推衍，則可以認為中國在國家形成過程中宗族的延續，其實是中國國家形成的一種途徑。很有可能正是國家形成的需要，使宗族強化并發展。因此，宗族不是氏族社會的殘余，而是新的國家社會的必要結構。比如，吉本道雅通過對先秦時期王朝和諸侯國‘國制’的考察，指出一直被視為‘氏族制’遺存的‘族’的結合并非僅僅是所謂‘遺存’而已，更是在各時代的歷史條件下再生產的產物……張光直用‘連續的文明’的概念來概括中國文明的起源，錢穆也用沒有轉韻的詩來概括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宗族的長期存在，表現了中國文明的連續性，但不是停滯性。在中國，很多舊的東西一直存在，但是它的內涵一直在變。而且可能正是這些舊的東西的復興，體現了新的時代精神。”這一看法是發人深省的。
再看“帝國士族社會”。帝國體制離不開討論“編戶齊民”，作者吸收了較早的杜正勝《“編戶齊民論”的剖析》的研究，也注意到劉敏《秦漢編戶民問題的研究——以與吏民、爵制、皇權關系為重點》新的探討。劉敏指出，“編戶齊民”并非如杜正勝所說“習見于漢人的著作”，在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基本不見“編戶齊民”的合稱，能夠看到的僅僅是“齊民”。作者也注意到美國學者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中的觀點：六朝至隋唐時期的“族”，是氏族，不是“宗族”；“是模糊不清、但又強烈的認同意識，即他們是一個氏族，這種意識就蘊含在氏族的譜牒之中。較之后世大型的、組織有序的宗族所具備的條件而言，中古時期氏族存在的唯一要素就是譜牒”。該書也介紹了牟發松教授在《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中提出的“社會的國家化”概念，即指國家統合、主導社會資源乃至全面干預社會生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與國家的區別意識不明顯，二者常常混融為一。
“帝國四民社會”作為宋元明清時期的社會形態，回歸到社會結構的基本形態職業結構展開論述，我覺得比較穩妥。這一部分論述了“專制”的國家與“自治”的社會，尤其值得關注；其中論述了賦稅制度的變革及其影響、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精英階層的地方轉向、清代皇權的多面性，都是近年來大家比較感興趣的問題。費孝通先生在《鄉土重建》中曾描述過吏役、鄉約地保、鄉紳群體三個系統之間的關系，由此將中國社會的權力運作過程稱為“雙軌政治”，即自上而下的皇權和自下而上的紳權所構成。對此，仍然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近代工業社會”采用了新的歷史劃分方法。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通常設定為1840 年，這種看法是基于對外力沖擊的重視，本書則將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提前到1800 年左右，將1800—1949年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00—1864年。從19世紀開始，清朝進入了叛亂的頻發期并以太平天國叛亂為其頂點，顯示出清王朝衰敗和沒落的征兆。第二階段，1865—1911年。19世紀60年代中期國內的叛亂被平定，隨著外國侵略的加深，發展和革新成為主線，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新政”，改革和發展一直在深化。第三階段，1912—1930年。辛亥革命的爆發導致清王朝滅亡和共和國建立，表明歷史已經轉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軌道，社會處于轉型之中；第四階段，1931—1949年。中國進入內外戰爭時期，社會進一步重組和整合，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社會轉型的初步完成。
下編的分論作者都學有專攻，學術特色鮮明。宋代以降的賦役制度與基層社會部分展示出社會經濟史的特色，指出了各地在一條鞭法實施過程中，相關基層行政組織發生怎樣的變化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它涉及明后期以來里甲制的運行實態，里甲與保甲的關系等方面，且與各地復雜多樣的聚落分布形態及社會結合方式的多樣化選擇密切相關；而且，本書不把清代地方政府的編審活動局限在人丁編審方面，不將人丁的取消視作里甲組織功能完結的標志，進而探討清代基層行政組織形成的原因。
社會結構應當將人類年齡與性別的人口結構包括進來，因為自然的人口結構也蘊含著社會性。就年齡結構來說，兒童、青少年、壯年、老年各種群體也是應當考慮的。本書為兒童專列一章，顯示出社會文化史的學術特色。作者辨析了兒童史專家熊秉真提出的“幼教文化兩大路線”，在知識社會史視野下觀察蒙書的出現和興盛，認為皆出于歷代社會需求的驅動；還選擇功能視角，將宋代蒙書分為識字、科考、倫理、專門四大類型。這些都頗具新意。
明清江南市鎮的空間形塑與城鄉關系的轉變，具有社會經濟史與地理學結合的特色。這一部分不僅考慮空間層面，還涉及人群的流動和制度問題。作者反思原有市鎮研究研究范式，根據自身的研究心得，探索市鎮空間形塑機制的路徑，特別是以南翔鎮為例，探討“因寺成鎮”問題，給人以諸多啟示。
明清時期的醫療與社會，展示的是社會史與醫學的跨學科探討。作者梳理了近百年明清醫療史研究概況，力圖在國際醫史研究的脈絡中審思其歷程、特征以及意義與趨向，打通學科壁壘，以跨學科的視野和理念發現、思考和解決問題；具體研究了醫病關系這一頗具活力和挖掘意義的醫史議題，呈現了明清普通民眾日常應對疾病、擇醫延醫的樣貌。
民俗變遷與近代社會轉型，將日常生活的變動與歷史變遷相結合，從社會史與人類學的視角給予說明。本書論述了全球化與近代民俗變遷，涉及飲茶習慣的“洋場化”與物質文化、致意禮的近代轉型與身體語言等，提出了近代民俗變遷中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沖突與糾纏問題。本書還以國民政府的婚俗改良和相見禮規訓為例，探查這一時期民俗改良的社會啟蒙意義及收效。
如上所述，本書從理論到實踐都帶來了海內外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豐富信息，表達了作者對于中國社會史深入思考后的見解。這些社會史學者取精用宏，不僅授人以魚，而且授人以漁，注意從方法論上引導讀者進入社會史的學術領域。鑒于導論的性質，我也介紹該書的巧思與亮點，權作《中國社會史導論》之“導論”。
一隅之見，遺漏或多，還是請讀者開卷閱覽吧。
常建華
2020年3月于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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