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日本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推行鎖國政策，僅留下四個口岸對外交往。通過其中的長崎口岸，幕府和清朝政府間保持了長久的貿易往來。清船攜入的物品種類豐富，書籍的輸入量尤其大，使當時的日本擁有了刺激學術發展的外部條件。鎖國政策雖然保守退步，卻也在一定時期里屏退了外來武力的干擾，為日本社會提供了相對和平的環境。這一時期，農業生產進步、手工業興盛、交通發達、新興商業城市增加，經濟得到發展。在這樣相對和平富庶的環境里，加上地方私學、出版印刷、抄本書籍等各方面的發展，學問開始由王室貴族向一般大眾普及，庶民教育逐步興起。不論文人學者還是一般的町人階層，都通過漢籍獲得了多方面豐富的知識，使他們在精神層面上獲得滿足，漢語研究、學習的熱情隨之高漲。
江戶之前不具備這樣的外部條件，而在江戶之后日本逐漸步入近代社會，在戰爭政策的主導下，明治至昭和年間的漢語研究只是為了服務軍事統治。因而只有江戶時代出現了同時關注漢語口語白話和書面文言的情況，并且產生了眾多研究專著。研究專著又能及時傳播，對大眾來說，發揮了漢語教育的作用。較之前代對漢籍文化的吸收，這一時期逐步出現了獨立的語言研究，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研究對象涵蓋全面。漢語白話和書面文言在這一時期都得到了日本學者的專門探討，文獻中的方俗俚語也被提煉出來，整理成書供人參考查閱。口語研究的成果體現在唐話教本中，是為培養學習者掌握交際能力而編寫的漢語口語教材，其中選編了豐富的詞匯、語句、段落。文言研究是對文言詞語的分組釋義，從古籍經典中選取包含待釋詞的語句用來例證詞義，輔以我國的字書、韻書注釋字音、字意，再以日語標注意義用法。以對文言虛詞的釋義為例，從單、復音文言虛詞，到虛詞性的慣用詞組、固定格式都有專門注解。如伊藤東涯《用字格》專門研究虛詞的搭配順序，其《助字考》研究虛詞性的慣用詞組，東堂弘《助辭新譯》則專門研究虛詞性固定格式的用法，可見這一時期的漢語研究涵蓋的內容較為全面。
其二，研究方法合理。重視文獻用例，重視專書、專題研究。通過對大量語例的分析，從中對比總結漢語詞語的意義特征和使用規律，如伊藤東涯《用字格》為探討語序問題整理出了三百余條例句；皆川淇園的三部《助字法》中，單個詞條下例句最多的達30余條。展開專書、專題研究，材料更為集中，討論容易深入，如皆川淇園分別針對《史記》《左傳》《詩經》三種書的虛詞進行研究，寫成三書的《助字法》；大典禪師按照文獻的體裁、時代之別，寫成《詩語解》、《詩家推敲》和《文語解》。重視研究角度，重視借鑒已有成果。站在不同的角度，會觀察到研究對象不同的特點，如伊藤東涯擅長運用漢日語言對比，大典禪師注重詞語使用的時代性、詞語間的搭配習慣等，得出的一些結論也都頗有見地。繼承與發展是相互依存的，江戶學者善于借鑒已有成果，特別是我國古代注釋書、字書、韻書等，如三好似山《廣益助語辭集例》主要是對注釋書、字書、韻書中的虛詞釋義進行整理總結，荻生徂徠解釋詞語用法有很多自己的見解，但在各詞條下總是先列出前代的注釋成果。江戶時代學者之間也注意相互借鑒，荻生徂徠、伊藤東涯等人的成果都成為后期學者研究的基礎，如宇野明霞推崇荻生之學，大典禪師繼承宇野明霞的學問，皆川淇園受到宇野明霞的影響也很明顯，三宅橘園繼承了皆川淇園的研究理念等。從內容上看，荻生徂徠提出的詞類觀一直影響到江戶末期，大典禪師在研究中區別文獻體裁正是源自他的老師宇野明霞的觀點，東堂弘《助辭新譯》則與伊藤東涯的《助字考》多有相通之處。
其三，出現樸素的理論意識。江戶時代的荻生徂徠和伊藤東涯是最先對虛、實詞的界定和詞類的劃分提出明確說法的，他們繼承了我國舊注以及詩論、文論中有關“實字、虛字”“靜字、動字”“助字”等名稱，加以融通，進而闡述漢語字、詞、句的構成以及詞類問題，這里體現出他們的創新意識和對研究意義的本土化追求。荻生徂徠在《譯文筌蹄》卷首提出了“字義、文理、句法、文勢”說，并指出對漢文寫作而言，應該先理解“字義”形成唐人之詞，再通曉“文理”以掌握用詞先后的規律，最后考慮文章整體“文勢”。這是對漢語從字義到文章構成的整體認識。在“字義”的問題上又進一步提出“字品”說，即詞類。除了“體字、用字”區別不明之外，整體層級劃分和現代語法學的劃分在本質上已經很接近。荻生徂徠的這種“實字、虛字、助字”三分法一直為其后的學者所沿用，給江戶時代中后期的文言詞語研究帶來重要影響。伊藤東涯在《操觚字訣·字例》中也提出了明確的詞類觀，他以“實字、虛字、助字、語辭”四分漢語詞類。在對詞類系統性和層次性的把握上不如荻生徂徠，但他以“助字”和“語辭”對虛詞的下位做出了劃分。同一時期，我國清代學者的虛詞研究也體現了他們的詞類觀，各種訓詁考據著作中也蘊含著句法、詞類的觀念，不過尚未建立詞類系統。江戶學者出于對外語學習的需要，把性質相同的詞語歸到一起以提高學習效率，這種動力促使他們對漢語詞類進行系統劃分，找到在整個漢語詞類系統中的位置后再逐類進行研究。
其四，研究具有實用價值。漢語文言的研究者多是當時的名儒大家，他們中的多數人一邊研習學問，一邊開辦私塾，教授弟子門生學習漢語進而輔助讀經寫作。不管是為了研讀經傳，還是為了輔助作文寫詩，實用是他們的目的。為了便于初學者學習，在內容和行文上都頗費心思，例如一些著作為了區分例句的出處、突出例句中的待釋詞專門加上“○”“△”等符號，三宅橘園《助語審象》為利于記憶，還將虛詞編成了四字押韻的歌訣等。唐話教本作為漢語口語教材其實用性更為突出。編寫上都標有注音及日語譯文，方便學習者理解和記憶。收錄的詞語短句內容生動，難易適度、層層遞進，涵蓋面廣泛。有關禮貌、天氣、筵席、讀書、生意、嫁娶等話題盡在其中。安排的內容多與日常交際場景有關，學習者可以根據教材的內容鍛煉實用的口語交際能力。教本中收錄的眾多長短雜話，大多是明清時的俗語、客套話等，一些是文學作品中的常見語句。學習者依靠朗讀和背誦，掌握這些對話、短句，在生活中應用，使教材的內容轉化為漢語交際能力。
語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經由漢語研究的層面可以考察日本一個時代的學者文人獲取中國大陸文化的內容。漢語研究是人們不斷地揭示漢語特點的過程，江戶時代的文人僧侶注意到了漢語口語、文言的特點、注重漢日語言的比較，見證著人們從外語視角對漢語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對江戶時代日本學者的漢語研究著作進行考察與分析，而這也是本書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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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波，文學博士，湖南文理學院國際學院對外漢語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語言學文獻，主要關注日本漢學領域的古漢語研究類文獻。在《東方學術論壇》《文獻語言學》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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