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興強：一個敢于超越自我樂于蝶化的作家
馮曉瀾
結識蔣興強大約在2016年初，一聊，他竟是中篇小說不時上名刊、散文屢獲大獎的那位實力作家，還是達州老鄉。之后，我們同在某個QQ高端群，隨著微信興起，我倆又進了同一個文學微信群，甚覺投緣，也就直呼老蔣了。
許是愛寫文學評論之故，我喜歡靜觀默察。幾年下來，老蔣在群中自曝那一二“丑照”，給我印象極其深刻：比如，寫得作品來，鍋兒燒穿了；又如，邊煮飯邊構思，一瓢水倒進了米缸。老蔣醉心于文學世界，可見一斑。直覺告訴我，這位曾經以散文《老家那盤青石碾》斬獲第二屆“中國散文”特等獎，長篇小說曾獲得賈平凹、阿來等大家親筆題詞推薦的老兄，還會有大動靜。
果然，2018年，老蔣以《遠去的野渡》獲得“第八屆冰心散文獎”單篇獎，成為達州首摘全國散文類最高獎作家，但他并未停留在個人殊榮和“最高獎”的光環之下，一如既往交替耕耘著散文和中篇小說，每月都有散文、每年都有中篇小說發表于大報名刊。2019年12月推出他個人第一部精選散文集《遠去的野渡》，而且出現加印、熱銷的可喜局面；僅隔七八個月，又打來電話，說他第一部中篇小說選集《等到天晴》即將出版，讓我寫點“批評意見”。本人才疏，難堪大任，權當寫點印象吧。
對于老蔣的散文和小說，我陸續讀了不少，給我的印象是：他不僅數十年專注于小說、散文的閱讀、創作，還愛隔三岔五去學習文學理論，并結合自己的實際，習慣性地安排時間去研究一些經典作品的短長，從而化“長”為我所用，避免出現同樣的“短”，其作品的藝術性、特色，可想而知。所以，老蔣的每一篇作品，創作思路都非常清晰，知道哪些題材有特色，明白該寫什么，要怎樣寫才有生命力。借他的話——“作品不在多，要幾十近百年后有人看，才是好東西！”
可見，老蔣是一個沉穩、務實的作家。其沉穩，靜得下心，扎得住勁，不跟風，不湊熱鬧，咬定目標，下沉文氣，穩步推進，從而用文字的世界而不是嘴上的空談，形塑了他文學征途上穩健的身姿。事實上，在不多的幾次文學活動的面見中，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三句話不離文學的人。他對文學的執著和對世界的好奇及憂患思維，催生出一種責任感，正如略薩所言，“不是為了講述生活，而是為了改造和反抗生活。”因此，這讓老蔣一直葆有文學的天真并成為頗有問題意識、銳意反思和不懈耕耘的寫作者。
關于老蔣寫小說的動機，我有如下的猜度：當他自覺不能以直抒胸臆的散文，盡興地反映日益紛繁的社會世相和復雜的人性，或者說被他寫得得心應手的散文已無力表達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時，便毅然拿起小說這把“虛構之刀”承載起他對心靈、人生和社會的思考，以民俗、親情、家庭為基點對時代做文學化的演繹和記錄。
轉向小說寫作的十余年間，小說這把“刀”在老蔣手上舞得風生水起，先有書寫跨境邊地民俗風情的中篇小說《瓜客》亮相而一鳴驚人，被著名作家、文藝學教授張運貴譽為“四絕”，后有寫親情題材的《丟失的人》（后簡稱《丟失》）《為兒為女》接力，繼而是《二婚》《等到天晴》之愛情題材的拓展，再是寫同行“相殘”的社會題材《同行同根》等，都是清一色中篇小說，且全是在諸如《青年作家》《滇池》《延安文學》《黃河》一類名刊精彩登場！在寫作者眾多，一本期刊容量有限，連刊載短小的散文、詩歌都難，能在一期老牌刊物，發表洋洋灑灑三五萬字、達二三十頁篇幅的一部中篇小說，得與多少名家或新銳比拼那一兩個名額？這于身處基層的老蔣而言，顯然，拼的不只是自信、耐力，還有實力和底氣！
如果說老蔣的底氣，源于他寫散文敢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再否定、再超越，不斷突破瓶頸，那么在這里，我們又看到熟悉的身影，竟寫出十七八部中篇，繼中篇小說《丟失》被選入《小說選刊》，近作《隔單》又獲建國70周年、達州建市20周年全國征文最高獎（排名首位）之殊榮，并被老牌名刊《黃河》2020年第4期（雙月刊）刊載。幾乎是同時，老蔣從這些年所發的中篇里精選六篇，以《等到天晴》為名結集出版，是小說界的喜事，也是四川中篇小說創作的又一成果。
老蔣的中篇小說集《等到天晴》，從所反映的題材而言，無疑是廣闊豐富的；從寫作方向而言，他選中篇小說為主攻方向，無疑是富有成效的；從切入視角而言，他的小說大多以家庭這扇窗口為出發點，無疑深諳小說之道。因為，家庭是社會構成的基本細胞，文學作品對家庭倫理親情的記錄和書寫，猶如晴雨表，是反映社會和時代變遷的體溫，能以小見大，去映照、透視世界的變化、人心的跳動和人性的演變，表達對人類命運的關切。
老蔣在以家庭為窗口的中篇《丟失》中，書寫了一家之主父親被子女因金錢異化“遺忘”而“丟失”；最近，又以透視時代變遷的中篇《隔單》再次塑造了一個悲劇父親的形象。前者是“人”的丟失，親情的丟失，人性的丟失；后者卻是父親薛亮被親情人為隔開，孤單而亡，是家庭倫理親情的分裂、崩潰和消逝。顯而易見，后者比前者悲壯，提出和探索的問題，也更為深廣、從容。應該說，事隔幾年之后，老蔣對家庭倫理親情的關注、書寫和堅持，有了更深入的認知和發現：那就是金錢于現實勝過親情，導致家庭倫理親情之解體，道德滑坡的危機，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隔單》文學圖景所呈現的老薛晚景之悲涼，既發聾振聵，又令人深思并發出追問。
這種追問也體現在社會題材的書寫中，其《奸小》以敏銳的眼光，選取了西部天州遼包水果批發市場，以“奸小”來命名，反映同行間競爭，必然關地盤、涉利益。小說講述一段塵封已久的故事。這絕不僅僅是出于懷舊的需要，而是從文學的角度發現了當代精神生活的某種根源。以此，與當下燭照產生跨越時空的現實感，給讀者提供一個回顧的視角和一具解剖的標本。小說借天州遼包水果老板集團的興衰，讓我們窺見到市場經濟建立之初，人們為利益分配所左右而上演的一場人性深處的悲喜劇。水果商販們由無序到有序，又由利益分配導致人性幽暗復雜的呈現。小說批判與弘揚兼具，帶給我們諸多思考和啟迪，更傳遞出積極向上的信心和力量。其他諸如愛情類的小說，都試圖走出個人情感的小天地，與時代接軌并書寫出人性所共有的真假、美丑、善惡的掙扎與決斗，體現出老蔣積極介入現實的寫作倫理姿態。
老蔣的小說，均以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為主，但表達手法是多樣化的，而且所營造的小說世界也是渾厚駁雜的，其人物精神之基調雖站低處，卻總是昂揚向上、向善、向美的。他的小說既寫鄉村的凋落，也寫城市化進程的變遷和縮影，還寫時代飛速發展、物質富足導致的欲望化無止境、人心被金錢異化的裂變和人性背離傳統的精神潰敗。他的小說富有對人性追根溯源的歷史感和觀照當下的強烈現實感，所關注的不是粗淺外表的現實，而是個人生存的現實、生命的現實、內心的現實、精神的現實。總之，即便是寫邊境生活的《瓜客》，老蔣的小說都有巴蜀人物的出現或巴蜀人的生活，都游走于都市與鄉村之間，通過對現實世界人物的勘探和書寫，流露出強烈的批判現實精神和為當代人反省并尋找精神出路的憂患意識——這一點尤其珍貴！以此實現文學成為映照現實的鏡子，同時，也成為照亮心靈的燈火。
這些都源于老蔣的膽識、良知和責任感，也得益于爺爺是“纖夫”的堅韌、父親是石匠的“精雕細刻”之家傳。他在《我和〈舒潔〉》的創作談中，對工匠精神的熏染和養成，進行了自畫像：“即便是做了職業記者，”幾十年來也毫無輕車熟路的隨意，“需一兩小時的稿子，會用三四個小時去構寫；要三四天的，就多放一兩天才交稿。不知不覺，竟養成一種習慣，哪怕是爛熟于心的題材，‘材’無價值，決不輕易動筆”。于此，足見老蔣對文字的敬畏、對選材的審慎和對工匠精神躬身踐行與不斷超越。
工匠精神，并不高深，那是對所從事職業一絲不茍的認真態度和精益求精從一而終的精神。老蔣既有不斷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又有一個優秀作家敢于破繭、樂于創新、奮力超越“工匠精神”的自覺行為，這才有他今天的成就。如果老蔣能在傳統的現實主義基礎之上，更多地吸取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等創作方法，并加以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敘事風格，那么，他的小說會更上層樓，蝶化出更多精彩之作！
2020.7.11雨夜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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