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北京大學張大慶教授）
劉易斯·托馬斯（Lewis Thomas，1913—1993）是20世紀為數不多的能跨越科學和文學之間鴻溝的醫學家。他把自己對科學、醫學、健康、疾病的深刻見解，與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思考結合起來，以清晰、優美和詼諧的筆調，發表了一系列醫學人文隨筆，得到廣泛好評，后來編輯為《細胞生命的禮贊》（The Livesofa Cell）、《水母與蝸牛》（The Medusaandthe Snail）以及《最年輕的科學》（The Youngest Science）等，都成了暢銷書，其中《細胞生命的禮贊》多次印刷出版，已被翻譯成11種語言，并于1974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
劉易斯·托馬斯1913年出生于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他的父親是一名醫生，母親曾是護士，住所也兼診所。因此，托馬斯從小就對家庭醫生的疾病診療耳濡目染。這種經歷讓他有機會觀察到美國醫學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從他父親作為家庭醫生主要給病人以安慰，但實際上對許多疾病治療效果不佳，到他所經歷的抗生素革命，再到器官移植、免疫學、分子遺傳學的突破等。不過，在托馬斯看來，20世紀醫學實踐中的巨大變化并不都是有利于病人的，他對醫生們越來越專注疾病、遠離病人感到憂慮。這個擔憂也在他的隨筆中充分地表達出來。
托馬斯15歲時考入普林斯頓大學，入學之初，成績平平，但對幽默詩歌和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常有作品發表。大學后兩年，托馬斯學習興趣激增，從文學轉向醫學。
1933年，他考入哈佛大學醫學院，立志做一名醫學家。當時醫學正在發生急劇的轉變，化學藥物、維生素、激素顯著地提升了臨床醫學治療水平，醫學實驗室研究的興起將臨床診療從以經驗為主轉化為依賴科學的檢測。1941年，他完成了在哥倫比亞長老會醫學中心的神經科住院醫師實習，并成了獲得該院神經病學梯爾尼（Tilney）獎學金的第一人，去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一年。1942年，托馬斯應招進入海軍醫學研究機構并被派往太平洋諸島進行醫學研究，其中一項任務是設法從非典型病原體肺炎的病人體內分離出病毒。戰爭結束后，他進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從事兒科臨床和風濕熱研究，并對免疫防御機制產生興趣。1948年，托馬斯到杜蘭大學做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研究，
1950年，他轉到明尼蘇達大學繼續進行風濕熱研究。1954年，他出任紐約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并在隨后的15年里將免疫學從一門基礎醫學學科轉變為臨床專科。鑒于他出色的能力，他還擔任了貝爾維尤醫學中心主任，不久成為紐約大學醫學院的院長。1969年他來到耶魯大學繼續研究支原體疾病的發病機制，很快又被任命為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1973年，托馬斯應邀出任國際著名癌癥研究中心——紐約市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院長。1961年，托馬斯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1971年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雖然托馬斯具有醫生、醫學科學家、醫學教育家以及行政管理者的多重身份，但他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卻是他優美的醫學人文隨筆。他的文章或深入淺出地揭示生物學的奧秘，或娓娓動聽地講述現代醫學的變遷，或幽默睿智地談論病痛與生死。他被譽為“多才多藝的散文大師”，是當代“英語隨筆的最佳作者之一”。
當托馬斯在波士頓市立醫院臨床實習時就開始給《大西洋月刊》寫詩，以彌補微薄的收入。但真正激發起他創作熱情的是應邀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有關生命科學與醫學的隨筆。《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是當今國際醫學界的“頂級期刊”，不過作為專業性的學術期刊，它追求的不僅是執醫學期刊之牛耳，而且也應彰顯醫界精英的文化品質，因此，《新英格蘭醫學雜志》除了發表學術研究前沿成果之外，也從醫學界的立場發表有關時事政論、醫學歷史以及醫學倫理法律的評述，還刊登睿智幽默的詩歌、小品文、隨筆等。1971年，托馬斯在耶魯大學醫學院任病理學系主任時，他的朋友、《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編輯弗朗茨·英格爾芬格（Franz Ingelfinger）邀請他每月為雜志寫一篇隨筆，約1000字，占期刊的一頁，但沒有稿酬，不過雜志方也不會編輯修改他的作品。
英格爾芬格邀請的起因是他讀了托馬斯在一個炎癥討論會上的主旨發言。一般而言，專題學術討論會的氣氛比較沉悶，作為開場發言，托馬斯以幽默的方式講了自己對炎癥的理解：炎癥不單純是身體的防御機制，也是身體給自己造成的一種不自在。當炎癥出現時，各種防御機制可能出現互不相容的局面，造成的結果常常是對宿主的損傷大于對入侵者的殺滅，這是一次生物學上的事故，如同在一個橋上，事故車、警車、消防車、救護車等都撞到了一起。
英格爾芬格讀了這個演講稿后覺得不錯，于是打電話給托馬斯，讓他為雜志寫稿。托馬斯為雜志寫的第一篇隨筆就是《細胞生命的禮贊》，隨后每月一篇，一連寫了六篇。托馬斯本打算就此罷手，讓英格爾芬格請其他人再寫點別的東西。英格爾芬格回電話說文章反響很好，讓他繼續。幾年中，托馬斯收到不少讀者來信，大多是醫生和醫學生，他們對文章贊不絕口，還有一位讀者建議應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這使得托馬斯大受鼓舞。不久后，確有出版社前來洽談出版事宜，托馬斯后來選定了維京出版社，因為該社同意按原樣出版，不需要作者再加工。托馬斯選擇他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的第一篇隨筆的標題作為書名《細胞生命的禮贊》。該書出版后得到了普遍好評，并成為持續多年的暢銷書。
托馬斯經常閱讀蒙田的作品，喜愛蒙田的隨筆風格。不過，與蒙田時常諷刺醫學、挖苦醫生不同的是，托馬斯比較理性地議論現代醫學的成就與問題，警惕人類的傲慢，關注醫學技術帶來的風險，批評人類對醫學不切實際的期望，更睿智地審視科學與社會的互動關系。
托馬斯隨筆的主題，通常以科學為基礎，將身體、生命現象置于更為廣闊的社會環境、自然生態，甚至宇宙整體中來考察、省思、冥想。他相信自然本質上是善良的，人類天生就是利他主義和誠實的，地球上的物種之間是共生合作的，所有的生命都在相互協作，相互依存。他認為音樂是星際交流的最好介質，并主張用巴赫的作品代表人類一遍又一遍地傳向太空。托馬斯在論述他喜歡的疾病理論時說，疾病往往是身體免疫系統的一種有缺陷的反應，而不是外來病原體的入侵。
在晚年，托馬斯尤其關注死亡問題。他指出，盡管我們在理解生物學的某些深奧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我們仍然和我們最遙遠的祖先一樣，對死亡有著最糾結和逃避的態度。在談到死亡時，托馬斯認為“真的沒有死亡的痛苦這回事。我很確定，在死亡的那一刻，疼痛就被切斷了。當身體知道它要走的時候，就會發生一些事情。內啡肽是由下丘腦和腦下垂體的細胞釋放的，它們附著在負責感受疼痛的細胞上”。
1993年12月3日，托馬斯因患一種類似淋巴癌的疾病——原發性巨球蛋白血癥，在曼哈頓的紐約醫院去世，享年80歲。托馬斯被譽為科學詩人。《細胞生命的禮贊》展示了托馬斯既具有科學家的遠見卓識，又富有詩人的機智與典雅；既反映出作者天生的樂觀主義，又呈現出其對現實的幽默與諷刺。他留下的科學人文或醫學人文作品，依然會促使讀者去思考生命的意義，探究自然世界的奧秘。
張大慶
北京大學教授
2020年5月20日
細胞生命的禮贊
現代人的麻煩在于，一直試圖將人類與自然剝離。他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鋼鐵的頂端，高高在上，悠閑地晃著雙腿，睥睨地球上錯綜復雜的生命。在這樣的場景中，人成了強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則是脆弱的存在，如同鄉間池塘水面上冒出的泡泡，抑或如風聲鶴唳的驚弓之鳥。
但是，任何以為地球生命脆弱的想法，都不過是錯覺。地球無疑是人類可以想象到的宇宙間最堅韌的膜，死神完全無法涉足。而我們倒是其中柔弱的部分，就像纖毛一樣短暫、脆弱。自詡人的存在凌駕于其他生命之上，是我們由來已久的想法。在過去，這種錯覺從未夢想成真，而今天亦然。人乃是內嵌于自然中的一部分。
近年來，由于生物學研究的發展，這一觀點已成為更緊迫的事實，而且這一趨勢還將繼續下去。人們日益強烈地認識到人與自然是彼此聯結的，而二者是如何聯結的，將是亟待解決的新難題。“人是地球特殊的主人”這一根深蒂固的舊觀念，正在被顛覆。
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證明我們并非作為實體存在。我們并不像過去想當然的那樣，由一套套日漸豐富的零件組成。我們是被分享著、租用著、占據著的。在我們體內細胞的內部，線粒體驅動著細胞，通過氧化的方式提供能量，讓我們精神飽滿地去迎接每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而嚴格地說，它們并不屬于我們。它們實際上是獨立的小生命，是原核生物（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細菌）增殖形成的菌落后裔。在遠古時代，這些細菌游到人體真核細胞的祖先體內，留在了那里。從那時起，它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復制，保留了原來的結構和生活方式，它們體內有著與我們截然不同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它們更像是我們的共生體，就像根瘤菌之于豆科植物一樣。沒有它們，我們將沒法活動肌肉，敲打手指，開動腦筋。
線粒體是我體內可靠的、負責的房客，我愿意信任它們。但其他那些以類似的方式定居在我細胞里的小動物呢？它們在歸置我、平衡我，將我拼湊在一起。中心粒、基體，很可能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工作在我細胞之內的默默無聞的小東西，它們有各自特殊的基因組，都像蟻穴中的蚜蟲一樣，既是外來的，又是必不可少的。細胞不再是最初的單一實體，它們構成了比牙買加海灣還要復雜的生態系統。
我當然樂于認為，它們是在為我打工，它們的一吸一呼都是為了我，但是否還有一種可能，其實是它們每天清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園，感覺著我的感覺，聆聽著我的音樂，思考著我的思考呢？
于是，我稍覺寬慰，因為我想到那些綠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憐。它們身上如果沒有葉綠體，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綠色的。是那些葉綠體在經營著光合工廠，為我們生產氧氣。但事實上，葉綠體也是獨立的生命體，擁有自己的基因組，編碼著自己的遺傳信息。
我們的細胞核里儲存著大量DNA，也許是祖細胞融合和原始生物共生的結果。我們的基因組堪稱大自然各種來源的說明書目錄，是各種意外組合的集合地。就我個人而言，我對分化變異和物種形成深懷感激。不過，我的想法已不像幾年前那樣，認為人是獨立的實體。我想，其他人也不應該這么想。
地球生命的同一性比多樣性還要令人驚奇。對此，最可能的解釋是，我們最初都是從單個細胞演化而來的，這個細胞是在地球冷卻的時候，被一聲驚雷賦予了生命。我們是這一母細胞的后代，我們的樣子在那時就已注定。我們跟周圍的生命有著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鯨魚的酶之間的相似性，就是同族相似性。
病毒，原先只被人們看作疾病和死亡的介質，如今看來更像是活動的基因。進化仍舊是一場冗長、無窮盡的生物賭局，唯有贏家才能留在桌上，但游戲規則似乎漸趨靈活了。我們生活在病毒的舞蹈矩陣中；它們像蜜蜂一樣，從一個生命體竄向另一個生命體，從植物到昆蟲，再從別的哺乳動物到我，又反方向跳回去，回到海里，從這里拖幾片基因串，再移植到那里的DNA上，像大型派對上遞菜一樣傳遞著遺傳特征。它們也許是一種機制，使新的突變型DNA在我們中間最廣泛地流通著。如果真是這樣，一些靡費我們諸多關注的病毒性怪病可能不過是一場因為紕漏造成的意外事故。
近來，我一直試圖把地球看作某種有機體，但總嫌說不通。我不能那樣想。它太大，太復雜，太多環節缺乏可見的聯系。前幾天的一個晚上，我驅車穿過新英格蘭南部樹木濃密的丘陵地區時，我又在琢磨這事兒。如果它不像某種生物，那么它像什么，它最像什么東西呢？當下我忽而想出了頗滿意的答案：它非常像一個單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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