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學術文庫：中國現代敘事文學的情感與敘述》以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為研究對象，重點在考察中國現代敘事文學的情感姿態和敘述方式。分為四個方面：1.新文化知識分子的情感姿態。主要通過對于魯迅、老舍、曹禺、朱自清、郁達夫等人的作品的考察，歸納出新文化知識分子若干種情感狀態和價值立場。2.敘述策略和文化立場。主要通過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作品和總體發展狀況，試圖描述現代文學的敘事發展脈絡，并結合具體作品考察作家的文化立場是怎樣影響了敘事文學的敘述策略和修辭方式的表達。3.中國現代左翼革命文學的敘事倫理。主要從宏觀方面，多角度論述中國現代左翼革命文學在創作主體介入、敘事策略和敘述倫理結構等方面的內容。4.蘇雪林的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主要研究皖籍女作家蘇雪林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品格。
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理論與批評》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已出版《迷亂的風景：新時期文學現象論》、《當代文學思潮史論》、《刀走龍蛇文脈長：徽州古刻書》、《紅色意義的生成：20世紀中國左翼文學研究》等著作多部。
第一輯 新文化知識分子的情感姿態
《茶館》：“世變”“民生”與民族寓言
祥林嫂的人生困境與魯迅的現代性焦慮
——以《祝福》為中心
現代士大夫的艷情白日夢
——以《荷塘月色》為中心
血仇困境中的人性與階級救贖
一一以《原野》為中心
鄉土烏托邦的破毀與重建
——以《邊城》為中心
浮游在夢想與現實的邊緣
——論郁達夫的性愛敘述
愛的黃金分割：三部中國文學作品的精神分析學研究
第二輯 新文學的敘述策略與文化立場
敘述祛魅：科學語境中的中國新文學
現代化進程中的新文學敘事成長
論報紙副刊連載體式與張恨水小說章回體選擇的關系
敘事·時代與性別政治
——《莎菲女士的日記》與《紅樓夢》之比較
戲仿中的顛覆：《阿Q正傳》的反傳統修辭策略
現代“革命文學”：別一種意義上的啟蒙修辭
從宗法敘事到階級文本
——論20世紀30一60年代的紅色浪漫主義
第三輯 現代左翼“革命文學”的情感倫理
論左翼文學的人民倫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文學書寫的情感祛魅與知識分子的主體隱身
——對20世紀紅色羅曼司的一種理解
左翼文學的血統化和知識分子的隱退
普羅文學的建構焦慮與創作主體的再造
成長：從家族英雄到階級戰士
——20世紀40一60年代的紅色羅曼司
碰撞與調適：1942年的延安文學生態
托洛茨基與中國現代左翼文藝
第四輯 蘇雪林的文學刨作與學術研究
出游與回歸：現代知識分子的成長寓言
一一論蘇雪林的早期創作
國家情懷：現代知識分子的成年鏡像
——論蘇雪林的戰時創作
論蘇雪林的文學批評實踐及其對新文學學科創立的貢獻
論蘇雪林學術研究的品格
《茶館》：“世變”“民生”與民族寓言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當代作家大多有意識地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社會主義立場與想象革命的方法大致相同。這種歷史意識促使他們在文學想象中總是關注歷史時間的流動，努力去闡釋某種規律性。這些文學敘述大多是近現代中國本土的歷史經驗，因而不無現代中國民族寓言的色彩。老舍的話劇《茶館》無多革命，也沒有后設社會主義的預見，相反是一種對“世變”的關注，普通民生的痛苦與隋感成就了其立場，在此基礎上老舍有否定進化與改良的歷史認知，因而形成其不離近現代中國歷史經驗的民族寓言。
老舍心目中有其個人的中華民族的現代歷史，他對民族性格的抽繹也不同于50年代的現成解釋，老舍沒有直接表白過他的認知，而是借助于“茶館”這個特殊的時空結合體，在場面上活動著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間的關系中自然流露了他的認知、價值判斷，他的集中凝練的藝術呈現中包涵有民族寓言性。
《茶館》的民族本體寓言的方式，極大地區別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盛行的具體歷史語境中的形象與l生格的敘述。后者的最大特點，是以某個人物作為敘述的中心，在敘述的過程中展現這一形象的j生格和命運，個體往往是敘述的焦點，其指向多在于個體本身。雖然這樣的形象也有著某種時代的意義，甚至集體的意義，但也大多只指向某一階層或某種勢力，它并不指向民族本體。30年代中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深用了一種集體表現的方式，將底層社會中的各色人等放到一個大雜院中，來整體表現底層社會的生活狀態和生命狀態。大雜院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們，于是就成為底層社會的象征。不能否認夏衍的創作有寓言意味，但上海亭子間式的大雜院的所指并不是整個的民族而是特定的底層社會。老舍與夏衍的集體表現，在表層相似下面，有著更大象征度的區別。
《茶館》乎承續著《上海屋檐下》的集體象征方式，但老舍與夏衍的選擇性指向不同，它所展現的是“群體的形象”，而這個群體的形象，并不指向某個特定群體，而是指向社會中的每一個階層。假如說《上海屋檐下》所指向的是底層受壓迫階級的話，老舍則指向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駱駝祥子》時代的老舍注重寫人物的性格命運，而《茶館》則注重寫民族的命運，“在《茶館》中他寫的是一群人，他把舞臺的注意力放在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上”①。可以說他的創作經歷了一個“從寫人物眭格到寫民族的命運”的嬗變。
任何民族都是一個整體，任何一個整體都是由眾多不同職業和社會層級的個體所構成。在對于民族的表現中，單個個體是無法代表整個民族的，只有將那個民族的社會各個層級的人都展現出來，才能顯示那個民族的整體風貌。
《茶館》首先采用了群體展現的方式，作者將中國從近代到現代的三個歷史階段里可能出現的人物，都安排到舞臺上，來了個“集體亮相”。《茶館》中的人物雖然大多都具有獨特的個性，但是從其中的人物身份來看，作家還是試圖讓其中的每個人物，或者說絕大多數人物-都能夠成為那個階層的代表，甚至成為那個階層的符號。如秦仲義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符號，王利發則是小工商業者的符號，而常四爺則是旗人中自省、自強意識者的符號，兩代二德子等則是特務的符號，黃-胖子則是不顯山露水的流氓的符號，大小唐鐵嘴則是保媒拉纖者的符號。再如太監，以及國民黨的官員等都有特定社會階層或勢力的符號的特生。這些人物具有職業和社會階層的高度概括陛，從高等級的人物如太監到低層次的人物如被販賣的婦女，從職業高貴的民族資本家到職業被鄙視的“媒人”，還有處于社會中間層級的人物，如特務打手、小流氓、茶館老板、大學生、士兵等。《茶館》聚攏起一個民族在那個時代里所應該有的職業和階層，給他們—個表演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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