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重構與產業升級：理論、測度及中國對策》基于經濟理論和系統科學思想，綜合運用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和產業升級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定性梳理全球價值鏈與中國產業鏈演變的基礎上，定量測度了國際產業布局重構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產業升級是應對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重要出路，因此，《全球價值鏈重構與產業升級：理論、測度及中國對策》提出了全球生產分工下產業升級的測度指標，并開展了實證研究�！度騼r值鏈重構與產業升級：理論、測度及中國對策》測度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實施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效應及為我國產業發展提供的機遇�！度騼r值鏈重構與產業升級：理論、測度及中國對策》綜合運用了投入產出模型、計量模型和量化貿易模型等方法，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方法參考�！度騼r值鏈重構與產業升級：理論、測度及中國對策》的研究為提升我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參考。
第1章 全球價值鏈與中國產業鏈的發展及演變 1
1.1 全球價值鏈的形成與發展 1
1.2 全球價值鏈的理論及核算研究 3
1.3 中國產業發展特征及矛盾演化 7
第2章 全球價值鏈分工下產業比較優勢分析 13
2.1 引言 13
2.2 產業比較優勢的衡量方法 15
2.3 中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產業比較優勢分析 18
2.4 區分加工貿易的中國產業比較優勢測度與分析 24
2.5 小結與政策啟示 26
第3章 全球價值鏈重構下中國面臨的挑戰 29
3.1 引言 29
3.2 理論模型與數據 31
3.3 中國承接產業轉入的經濟和就業效應 37
3.4 產業轉出對中國GDP和就業的潛在沖擊 41
3.5 我國應對產業布局調整的政策啟示 45
第4章 全球價值鏈分工下產業升級的測度與分析 49
4.1 引言 49
4.2 產業升級的衡量指標及其測算 50
4.3 隱性變量與因子分析 55
4.4 產業升級測度結果分析 60
4.5 主要結論與啟示 64
第5章 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產業升級關系的實證檢驗 66
5.1 全球價值鏈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概述 66
5.2 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測度與實證模型 68
5.3 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描述性分析 71
5.4 實證結果分析 74
5.5 小結與政策啟示 77
第6章 RCEP重構全球產業鏈與中國機遇 79
6.1 引言 79
6.2 模型與數據 82
6.3 主要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深度及廣度的演變 86
6.4 RCEP的福利效應及其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影響 95
6.5 RCEP重構區域價值鏈給中國的啟示與機遇 106
第7章 中國產業調整趨勢與升級策略 108
7.1 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下中國產業調整趨勢 108
7.2 提升產業鏈水平的內涵及主要發達經濟體戰略經驗 112
7.3 提升中國產業鏈水平的潛在策略 117
參考文獻 122
附錄 129
彩圖
第1章全球價值鏈與中國產業鏈的發展及演變
1.1 全球價值鏈的形成與發展
全球化是指國與國之間在經濟貿易、跨境投資、人口流動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存。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經歷了兩次明顯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起始于工業革命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后衰退。第二次則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革新以及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斷提高，生產中的跨國分工與合作日益頻繁。為實現成本*小化及*優化利用全球資源，眾多企業選擇將產品研發設計、購買原材料、零部件生產、加工組裝、物流配送、市場營銷、售后服務等各個環節，分散至全球不同經濟體進行。附加值在每一個環節上被依次創造、累加，并通過國際貿易傳遞至下一個經濟體負責的環節，進而形成全球價值鏈。
Baldwin（2006）將全球價值鏈分工這一過程描述為全球化進程中的第二次“解綁”。第一次“解綁”出現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工業革命以后，隨著運輸效率的提升及運輸成本的下降，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可以運輸到不同地理位置的消費市場，與消費者在地理位置上的距離已不再是束縛企業發展的瓶頸，而消費者也可以在同一個市場上購買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產品。第二次“解綁”則更多地發生在生產者之間。信息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企業可借助電話、互聯網等遠程傳達生產指令、協調生產進度，進而使跨越國境的生產分工合作成為可能，貿易壁壘的下降及投資便利化進一步加速了國際分工的發展。
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迅速發展推動著全球貿易逐步地從*終品貿易走向中間品貿易。根據WTO的數據，2019年，全球貨物貿易中的中間品貿易已占到2/3（其中在東亞地區貿易中占到4/5），而20世紀90年代這個比例只有1/3。*終產品的生產從一個國家單獨制造發展為多個國家集結優勢資源、協同生產、服務全球市場。發展中經濟體也憑借在自然資源和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優勢融入全球化生產，生產階段的標準化、專業化分工帶來了全球產業鏈的急劇擴張。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全球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經濟系統的本質內容。
在全球化起伏發展進程中，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制造業中心發生了六次較為明顯的調整（崔曉敏，2021）。第一次調整發生在18世紀60年代，英國率先爆發工業革命，紡紗機、蒸汽機等發明幫助英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隨后向歐洲大陸輻射，德國逐漸開始成為制造業重地。第二次調整發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美國逐步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技術與制造業中心。這一時期，電力、鋼鐵、化工、鐵路和航空等迅速發展，工業生產開始呈現規�；蜆藴驶奶卣鳌５谌握{整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依然是全球的科技和經濟中心，但在美國的扶持下，德國、日本工業開始恢復，一些制造業開始向兩國轉移。第四次調整則發生在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德國、日本人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等行業開始向勞動力稟賦高、要素成本低廉的亞洲四小龍地區（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轉移。第五次調整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后，勞動密集型行業及生產環節從亞洲四小龍地區向中國大陸（內地）和亞洲四小虎地區（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轉移。這一時期，全球價值鏈分工開始蓬勃發展。第六次調整則主要是中國加入WTO之后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和*大的出口方。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成本不斷攀升，中國面臨的貿易保護主義增多。盡管中國仍然保持著全球制造工廠的地位，但勞動密集型產業已在涓滴式地向生產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南亞和非洲等地區轉移。受新冠疫情的沖擊，全球產業布局或加速調整。
整體上，21世紀以來，全球產業鏈逐步從“亞太—歐非”兩極模式演變為北美、歐洲和亞洲三足鼎立的局面（鞠建東等，2020）。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亞太地區經濟體依附于以美國為首的“亞太社團”，形成以美國為中心、日本為副中心的亞太產業鏈。歐洲和非洲國家則構建了以德國、英國和法國為核心的歐非產業鏈。21世紀初，亞洲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賴不斷增強，逐步從“亞太社團”中分離，形成了與歐洲、北美產業鏈規模大體相當的亞洲產業鏈，并以中國為中心，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為副中心。這一時期，全球產業鏈調整有兩個鮮明特征。第一，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間的貿易往來加強，尤其是歐洲、北美與亞洲產業鏈間的貿易往來明顯增強，產業鏈關聯愈發緊密。第二，歐洲和亞洲區域內貿易的重要性不斷增加，形成北美、歐洲和亞洲產業鏈“三足鼎立”的格局。未來，在“一帶一路”和RCEP等合作倡議與協定的帶動下，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或將進一步提高。
1.2 全球價值鏈的理論及核算研究
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形成以來，已有眾多學者就全球價值鏈的概念內涵、形成機制、影響因素等開展了理論研究，提出的模型方法從產品—企業—產業多個層面開展全球價值鏈的核算，這些全球價值鏈的理論及核算研究為本書后續章節在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研究產業升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方法基礎。
1.2.1 全球價值鏈的概念及理論研究
價值鏈的概念較早由Porter（1985）提出，描述的是單個企業的價值創造過程被細分為若干相對獨立，但在功能上又彼此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這些經營活動創造的價值進而串聯形成價值鏈的*初形態。考慮到企業間交流與協作的日益頻繁，Porter（1985）進一步提出了一個上承供應商、下接分銷商的價值鏈系統概念，將原局限于單個企業內部的價值鏈拓展到企業間。管理學領域亦將這種企業間的縱向合作稱為供應鏈管理。
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運輸成本的下降及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供應、生產和銷售等的合作不再局限于某個區域或者某個經濟體內，跨地區、跨國企業之間的縱向合作成為可能。面對這種變化，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提出了全球商品鏈的概念，鏈上的參與者從某個國家內部擴展至全球的各類企業或機構，從而實現資源的全球性優化配置。為了擺脫商品一詞的局限，并突出價值在生產網絡中的創造和傳遞，Gereffi（2005）采用了全球價值鏈的術語，考察國際生產網絡的治理結構與網絡內企業之間價值分布。類似的概念還包括國際供應鏈、跨境生產網絡和全球垂直生產網絡等。與這些概念不同的是，全球價值鏈更強調全球化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創造過程，因此，在現在的經濟學研究中更為常用。
價值鏈與供應鏈、產業鏈三者相互聯系，但也具有一定的差異。價值鏈強調的是在設計、生產、銷售和運輸產品的過程中進行的各種活動所創造的價值形成的鏈條或網絡。供應鏈強調的是在生產及流通過程中，將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終用戶活動的上游與下游企業所形成的網鏈結構或投入產出關系。狹義的產業鏈包括價值鏈和供應鏈兩個方面，廣義的產業鏈除了狹義產業鏈之外，更包括產業間的網絡關聯。整體上，產業鏈、供應鏈反映的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分工協作網絡，它既不同于基于產業間分工而形成的網絡，也不同于基于產業內分工而形成的網絡，而是一種基于產業鏈分工而形成的網絡，其典型形態是模組化縱向網絡。其運作邏輯是，一種產品的生產、交換、流通、分配等環節被片段化，各個片段需通過鏈式集合后才能形成*終產品。
生產分工的全球化和中間品貿易的快速發展不僅使得價值鏈的概念產生了延伸與轉變，也使得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產生新的發展。在傳統的貿易模型中，國家間的分工主要發生在*終產品層面。然而，隨著生產分工從企業內部走向企業間、區域間直至全球化，傳統貿易模型中有些基于*終品貿易的設定已經不再適用，在這一背景下，序貫生產（或分階段生產、垂直專業化生產等）和任務貿易等概念被引入傳統貿易模型中，從而更好地反映全球價值鏈分工形態。
任務貿易由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提出，這一概念將全球價值鏈上貿易的范圍從*終產品、中間投入品等實物擴展至附加值創造的每一個環節，即每一項任務，每項任務依靠不同的生產要素完成。企業可將任務外包給國外企業完成，不同類型的任務具有不同的經濟收益和離岸生產可行性，因此，企業將在對成本和收益進行權衡評估后再決策將哪些任務外包。任務貿易使得附加值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被創造，并通過國際貿易在價值鏈網絡中傳遞，進而又形成了增加值貿易的全新概念。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一個國家已不僅僅是在*終產品層面分工生產，往往集中于價值鏈上的特定環節進行生產。那么，什么因素在影響價值鏈上的分工結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要素稟賦理論等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國家間要素稟賦的差別決定了各國的比較優勢，從而決定了分工結構和國際貿易格局。然而，一些新的理論模型研究表明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影響著全球價值鏈上的分工格局。例如，Baldwin和Venables（2013）從企業外包決策的角度對全球價值鏈上的生產結構進行了分析。該研究將產品的生產結構分為蛛形和蛇形兩種：前者表現為某一個生產環節（如裝配）處于核心節點，其余環節均與之相連；后者代表了從上游至下游的依次生產模式。在實際生產中，兩種組織方式往往混合出現。企業在組織生產時需進行抉擇，一方面，地理位置上的靠近可降低相鄰環節間的協調成本；另一方面，不同環節的生產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同，進而可通過外包來利用國家間的要素價格差異降低生產成本。因此，*終的均衡分工格局并非僅由國家間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還會受到各環節間協調成本的影響，并與產品生產結構（蛛形或蛇形）相關。Costinot等（2013）從技術差異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價值鏈上的分工決定因素。該研究將技術差異表示為一國在生產中的出錯概率。基本模型假設為：一件產品的生產包含若干前后連續的步驟，且每一步都存在出錯的可能，一旦出錯，將無法繼續下一步的生產。該模型在自由貿易均衡下存在唯一解，國家間生產率的絕對差異（生產率高的國家在每一步生產中犯錯的概率都較低）決定了分工中的比較優勢。由于生產后期的犯錯代價較高，因此生產率高的國家集中在更接近*終產品的價值鏈下游生產。
Antràs和Chor（2013）首次在新新貿易理論框架下，結合產權理論與連續生產模型，將全球生產視為連續的序列過程，建立了廠商組織形式選擇模型，研究全球價值鏈分工如何影響*終品生產商與不同上游供應商之間的契約關系，以及如何沿著價值鏈來配置控制權以引導上游供應商貢獻其*大的努力程度。該研究表明，沿著價值鏈的所有權*優配置取決于生產階段是序貫互補的還是替代的。當*終產品商面臨的需求彈性大于投入可替代性時，投入是序貫互補的，則存在唯一的臨界值生產階段，在其之前的相對上游階段生產工序都外包，而在臨界值之后的相對下游的所有生產工序一體化生產。反之，需求彈性相對低于投入可替代性，階段投入是序貫替代的，得到相反的結論，對相對上游階段生產工序的*優策略是一體化生產，相對下游生產工序的*優策略是外包。
1.2.2 全球價值鏈核算
傳統的貿易數據以貿易總額為統計基礎，無法區分全球價值鏈分工下序貫生產過程中各生產環節的價值創造者。一國的出口額既包含了本國創造的附加值，又包含了來自之前所有生產環節的累加部分，產生重復計算問題，扭曲了雙邊及多邊貿易的不平衡狀況。隨著全球化分工的日益細化、中間品貿易比重的提高，這一問題愈發嚴峻。為正確衡量各經濟體在全球化分工中獲得的經濟收益，多種全球價值鏈的核算研究應運而生。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全球價值鏈的核算研究可以概括為四類：通過企業調查數據和貿易數據對單個產品或單個產業進行研究；利用單國投入產出模型對一個國家進行分析；從區域或全球角度利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進行整體分析；利用大樣本微觀企業數據計算企業、行業和總體的出口增加值率。
對某種產品或某個產業的全球生產鏈的追蹤，主要是在企業數據和貿易數據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估計和推算進行研究。比較典型的案例分析包括蘋果產品和諾基亞手機等。這些研究大都揭示了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生產鏈，尤其是技術密集型生產鏈中獲得的增加值是非常有限的，而大部分增加值被美國、日本和韓國等發達經濟體所獲得。案例分析為全球價值鏈研究打開了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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