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伏特加酒與驚人的酗酒文化舉世聞名。伏特加酒是很多俄羅斯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它對于研究俄羅斯歷史與政治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伏特加政治》一書中，馬克·勞倫斯·希拉德認為，俄羅斯人酗酒的習慣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們的政治體系帶來的，這個政治體系長期以來一直將伏特加酒作為一種國策。通過回顧自伊凡雷帝到弗拉基米爾·普京之間的俄羅斯歷史，《伏特加政治》一書展示了俄羅斯這個國家的一段秘密史，一段泡在酒里的歷史。仔細研究（而不是忽視）酒精在俄羅斯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更加微妙的理解俄羅斯自身歷史的視角：從沙皇時代的宮廷密謀到蘇聯和后蘇聯時代領導層醉酒后的胡鬧行為，伏特加酒的身影都無處不在。
拋開野史傳聞，希拉德搜尋翻閱了很多原始的檔案文獻以解開紛爭已久的歷史疑云。俄羅斯的統治者們如何使用酒精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在沙皇時代的宮廷政變中，酒精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尼古拉二世那失敗的禁酒令是不是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導火索？如果沒有酒精，蘇聯還能否成為世界強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蘇聯解體和俄羅斯公共健康狀況的崩潰中，伏特加政治出了多少力？俄羅斯領導層應該如何掙脫伏特加酒的束縛，帶領俄羅斯走向民主和諧、富足健康的未來？
從伏特加酒入手回顧俄羅斯歷史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直到今天，酒精問題仍然是俄羅斯高層政治中一個重要因素，而在其他所有現代化國家中，這個問題早在將近一百年前就已經得到了解決。確實，面對和處理伏特加酒留下來的可怕遺產或許是俄羅斯這一代乃至下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挑戰。
如果有一本以伏特加酒為主題介紹俄羅斯的書，俄羅斯讀者會如何看待這本書呢？我曾經為《紐約時報》寫過一篇類似主題的文章。當這篇文章在俄語博客圈里悄悄走紅的時候，我很快就看到一條情理之中的反駁：伏特加酒？既然你寫了這個，不要忘記還有北極熊和俄式三弦琴。很顯然，這條評論嘲諷的是那些輕信他人誤導，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俄羅斯的人。伴隨這條評論的是成堆的奚落和譏笑的段子。
毫無疑問，討論這類陳詞濫調確實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特別是當這種貶抑之詞牽涉一個國家的時候，這個話題必然會激起來自這個刻板印象所描述群體的激烈反應。很顯然，要研究俄羅斯（包括其民族、文化、政治和歷史），我們要面對的是一種被廣泛傳播且令人不安的刻板印象，這種形象在那些酗酒到無可救藥的俄羅斯醉漢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即使那些無法在地圖上找到俄羅斯的人也能很快將俄羅斯與酗酒這個詞聯系在一起。學習俄語的人在學會用俄語說你好之前早就會說伏特加酒了。
這種刻板印象并不局限于外國人：在新千年來臨之際，全俄羅斯輿情研究中心（ VTs IOM）就調研過在俄羅斯人民心里能代表 20世紀俄羅斯的主要標志：伏特加酒占據了榜首，擊敗了包括北極熊、俄式三弦琴、俄羅斯套娃，甚至還有 AK- 47 步槍在內的所有對手。當談及俄羅斯未來面臨的挑戰時，只有大概 10% 的受訪者提到了國家安全經濟危機人權問題，大約 25 %~ 30 % 的受訪者提到了恐怖主義與犯罪問題，大約50 %到60 % 的受訪者選擇酗酒和毒癮作為俄羅斯目前面臨的迫切挑戰，這一比例年年如此。
然而，雖然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在一個世紀前就解決了本國所謂的酗酒問題，但酒精問題仍然繼續困擾著俄羅斯的高層領導者們。例如，在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莫斯科爆發了前所未有的民眾抗議，差點就阻撓了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第三次榮登俄羅斯總統寶座。在此之前，他已經在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 Dmitry Medvedev）手下當了四年的俄羅斯總理了。
在重新就職之前，普京在俄羅斯杜馬（俄羅斯聯邦會議的下議院）的后一次重要講話里，強調了岌岌可危的人口和健康問題將是他在接下來的任期里為緊迫的政治挑戰。普京提道，除去戰爭或者災禍的影響，吸煙、酗酒和吸毒每年奪走了50萬俄羅斯人民的生命，這簡直是一個恐怖的數字。除非普京自己患有健忘癥，不然的話他在聽到這些確實令人震驚的數字的時候本不應該感到任何意外：在其前兩個執政期（2000 ~ 2008年），他幾乎用同樣的話反復痛惜著伏特加酒所導致的可怕的死亡數字。
自1999年普京開始在俄羅斯政壇獲得關注以來，俄羅斯的各項社會指標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遭受重創的社會秩序和經濟倒退的基礎上，獲得了顯著的改善。在1998年至2008年這十年里，俄羅斯經濟增長率每年都可以達到大約 7 %，直到遭遇全球經濟危機的重創。雖然俄羅斯宏觀經濟指標呈現反彈趨勢，但俄羅斯的人均預期壽命指標卻更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國家，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后工業時代的歐洲國家。
即使在今天，俄羅斯青年男性的平均壽命超過65歲的概率，甚至低于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這樣飽受戰亂之苦的國家。和這些地區不一樣，危害俄羅斯的不是營養不良或者饑荒饑餓，更不是內戰當中的流彈誤傷：罪魁禍首顯而易見，就是伏特加酒。俄羅斯人每年平均要喝下18升純酒精，幾乎是世界衛生組織所認定的安全飲用量的兩倍之多。2009 年，時任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將酒精稱為國家災難，宣告發起抵抗伏特加酒的新一輪戰斗。
俄羅斯在文化層面對伏特加酒的沉迷是頗具悲劇性的，而且這種沉迷常常被歸結為對俄羅斯人靈魂的一種折磨。但簡單地將酗酒和自我毀滅行為歸結為某種與生俱來的文化特性， 看作是俄羅斯人在基因層面不可剝奪的部分，無疑是欲加之罪。俄羅斯的伏特加酒災難并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正如我論述的，俄羅斯人長期以來對伏特加酒的沉迷，以及這種沉迷所帶來的各種劫難，實際上是近代俄國專制政權制造出來的一種政治災難。在近代俄國專制政權崛起之前，中世紀的羅斯人就已經飲用著谷物自然發酵而成的啤酒和麥芽酒， 由蜂蜜自然發酵而成的蜂蜜酒，以及由面包自然發酵而成的卡瓦斯酒。富人階層則飲用著進口的葡萄汁和櫻桃汁發酵出的各類紅酒。他們飲用的酒水與歐洲大陸其他地區相差不大，而且飲用的數量和方式也差不多。
然而，在引進改變原本依賴自然發酵做法的蒸餾法后，一切都發生了改變。借助蒸餾法生產的烈性酒和伏特加酒的酒精濃度和盈利能力是依靠大自然力量的自然發酵酒無法比擬的。從 16世紀開始，莫斯科公國的大公和沙皇們就壟斷了利潤豐厚的伏特加酒貿易，并迅速將其發展為從其臣屬子民身上榨取財富和資源的主要手段。
政府通過酒精控制社會大眾并不是俄羅斯獨有的做法：即使是在19世紀，蒸餾酒在對非洲殖民地進行無產階級貧困化和在美國南北戰爭前奴役黑奴方面都獲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但酒精在俄國獨裁的沙皇政體和蘇聯的國家治理手段中所發揮的作用要比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根深蒂固， 而這也給今天和未來的俄羅斯聯邦留下了難以處理的后遺癥。
讓民眾沉溺于伏特加酒的做法在道德層面、社會層面和健康層面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只要國力強盛，國庫充盈，這些問題都可以被輕易地一帶而過。至少在維護專制政權的穩定性這件事上，酗酒讓民眾走向酒館而不是罷工抗議警戒線，反倒是一個額外的好處。總而言之，只要專制政權有存在的合理性，伏特加酒問題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們就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分不開。
這是否意味著伏特加酒在俄羅斯是的呢？當然不是，但它卻可以影響很多事情。我并不想用一個簡單的因果來分析俄羅斯歷史：如果主張任何具有政治意義的事情都可以用酒精解釋，這無疑是愚蠢至極的做法。與此相反，我所寫的《伏特加政治》一書可以作為觀察、理解俄羅斯錯綜復雜的政治發展歷程的另一個視角。這就像是以一種酒后眼里出西施的看法看待俄羅斯歷史：但這并不會扭曲我們的認知，借助伏特加政治的視角查閱俄羅斯歷史實際上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聚焦在關鍵點上。
伏特加政治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俄羅斯近現代歷史上那些以喜怒無常的著名專制君主，以及他們統治臣民的方式。它凸顯了在包括戰爭、政變和革命這些世界歷史進程的關鍵時刻中發揮重要作用，卻被忽視的動因。它填補了我們在解讀俄羅斯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關系的空白。它賦予我們欣賞俄羅斯文學巨著的新視角，并以一種全新角度詮釋了俄羅斯的國內動態。后，他或許還能夠幫助我們應對伏特加政治遺留問題給建設一個健康、繁榮、民主的俄羅斯未來所帶來的巨大挑戰。
今日的俄羅斯民眾已經意識到酗酒這一巨大問題，不同政治派別的領導人也都不能不承認伏特加酒很可能是這個國家所面臨的棘手的挑戰。認真分析俄羅斯的酒精問題幫助我們理解過去和應對未來，這要比回避一個過于敏感和令人難安的老套話題、出于禮貌拒絕參與討論陳詞濫調重要得多。實際上，不同派系和國籍的學者們早就已經開始這項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了。
這本書不是關于伏特加酒的本傳記，當然也不會是后一本。俄羅斯人在國家歷史中記錄酒精的做法早可以追溯到1868年伊凡·普雷若夫（Ivan Pryzhov）的《俄羅斯的酒館史》。之后俄羅斯國內外很多關于酒精主題的通俗文學作品均認真調研了我們現在口中的伏特加酒的起源和詞源，但很多分析都局限在表面。更有價值的是那些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人口統計學家以及公共衛生專家將自己的學術生涯奉獻給了俄羅斯酒精歷史這一很小的專業研究領域并寫出了很多重要文獻。
不同于那些粗略描述伏特加酒的社會歷史作品，我的研究立足于更加嚴謹的學術研究以及很多來自俄羅斯、歐洲以及美國檔案館里從未被披露的原始史料，通過調查從伊凡雷帝統治時期到2012年俄羅斯大選之后的歷史進程中，伏特加酒是如何與俄羅斯政治緊密關聯在一起的，進而描繪出一幅酒精在俄羅斯政治歷程中的演化圖。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既不是美化酒精，也不是惡意嘲諷俄羅斯的酗酒問題，更不是宣揚東方主義或者反俄羅斯情緒。這本書所講述的是在俄羅斯歷史進程中，酒精對政治事件的各類影響和催化作用（以及政治事件對酒精的反作用 ）。酒精在歷史進程中發揮獨特政治作用的現象并不是俄羅斯獨有的。實際上，W. J . 羅拉鮑爾（W.J. Rorabaugh）頗具影響力的著作《酗酒共和國》以同樣的新視角審視美國的早期歷史：由于反對英國殖民者的革命行動都是發生在煙霧繚繞的酒館里，當時的美國被很多人視為醉鬼的國家。
早在1930年代早期，美國殖民地成功的報紙《賓夕法尼亞周報》整理了一份多達220條描述醉酒的口頭語，同時還刊載了各類關于外國政府如何處理猖獗的酗酒現象的報道，這些新聞報道的作者正是年輕的費城出版商人、未來美國的開國元勛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實際上，美國多位開國元勛都與酒精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他們或是紅酒制造商，或是啤酒場場主，或是白酒釀造商。威士忌生產商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甚至成為這個新國家的標志性領導者。
雖然每個國家都有應對酒精的歷史，但或許在其他國家，酒精問題并不會持續到現在，更不會像俄羅斯這樣與其民族文化、社會與政治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后，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將近二十年來推動我開展研究的，我對俄羅斯（包括它的人民、政治、歷史與文化）的喜愛與迷戀傳遞給讀者們。
注：本文節選自《伏特加政治》中文版序言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