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是20世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他寬泛的政治理論思想中，存在著一條貫通彼此的重要線索：揭露20世紀極權主義的概念根源。伯林大體通過對三個層面的分析來追溯這一根源：盧梭等思想家對自由觀念的扭曲；啟蒙的科學至上主義，反啟蒙的非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以及道德一元論。
喬治·克勞德認為，伯林對自由在當代之敵人的批判非常激動人心且充滿力量，但其思想一致性也受到自由主義和多元論之間緊張關系的威脅。在本書中，作者通過簡明易解的文字全面而詳細地分析了伯林的政治觀念，并以此為政治思想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原創性貢獻。
序 言
本書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目標是，我試圖通俗易懂地介紹以賽亞·伯林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的思想所引出的批判性文獻；第二個目標是，我旨在捍衛對伯林之工作的一種特定解釋，也就是對那種工作之長處和弱點的一種特定評價，以及對怎樣發展伯林的工作并把它應用到當前關心之問題上的一種特定闡釋。
正因為本書有雙重目標，讀者會注意到，當我從我希望是差堪公允的評注轉向批判性的論證時，發生了某種目標上的變化。實際上，我希望讀者們真的注意到這些變化，因為我的另一個目標就是避免我認為在對伯林的某些先前的批判工作中存在的一個問題，即未能恰當地把他的思想與他的批評者的思想分離開來。自始至終，我都牢記亨利·哈代給我的忠告：要小心地把伯林所說的，他所蘊含著的以及他應該說的區分開來。相應地，只要有可能，我都努力以伯林自己所說的為準，在有必要的地方做出解釋，而當所引出的問題被證明與伯林實際上提供的觀點相反的或相互補充的論證是有根據的時，我要么與他的觀點分道揚鑣，要么發展他的觀點。我希望，自己什么時候在做哪一種工作，這一點是清清楚楚的。尤其是，在那些我走到伯林之外的地方（特別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我都努力表明伯林停止在哪里，我開始在哪里，并把任何此類論證保持在伯林的一般立場的精神范圍之內。
對亨利·哈代，我要感謝的遠不止上面提到過的。實際上，伯林著作的任何研究者都欠亨利一份特殊的恩情，因為他是伯林的編輯和文字保管人之一。伯林對發表他的著作非常慎重，如果沒有亨利的精心工作，那么他的許多著述就將會四散各處。亨利還建立了一個以賽亞·伯林電子圖書館，這是僅次于文本本身的研究伯林最有用的工具。它包含伯林和關于伯林的著述的一個完備目錄，還有許多別的資料。此外，我還要表達個人對于亨利的感謝，他經年累月地支持我的工作，而且閱讀和評論了整部書稿，幫我免除了許多錯誤。
戴維·米勒和Polity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評審人也閱讀了全部書稿，他們都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閱讀部分書稿并提出建議的同事和朋友還包括Rick De Angelis, Martin Griffiths, Anthony
Langlois, Lionel Orchard, Norman Wintrop和Peter Woolcock。Jerry
Cohen, Michael Freeden, Mark Philp和Alan Ryan在交談中給予我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洞見。我也感謝Polity出版社的John Thompson, Reitha Pattison和Elizabeth
Molonari，以及本書的編輯Helen Gray和Jean van Altena。本書的研究得到弗蘭德斯大學的校外研究項目和小型補助項目的支持。如同往常一樣，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妻子Sue Thiele。
書稿的部分內容曾以刺猬與狐貍為題發表在《澳大利亞政治科學雜志》第38期（2003，333339）上，我感謝出版方允許再次使用這些材料。我也衷心感謝代表以賽亞·伯林文字保管方的布朗恩集團允許我廣泛地引用伯林的《自由論》。
喬治·克勞德是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院教授，曾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多地任教。主要著作有《古典無政府主義》（1991）、《自由主義與價值多元論》（2002）、《自由與多元論：以賽亞·伯林思想研究》（2004）、《一元與多元：讀以賽亞·伯林》（2007）、《多元理論入門》（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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