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李曉杰是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歷史政治地理。橋梁是如何起源的？津渡是怎樣出現的？它們是如何發展演變的？它們與古代風煙四起的戰爭、曼妙無比的詩文、多姿多彩的風俗典故、氣吞山河的歷史名人都有怎樣的關系？這些問題的解答，就在本書中。《橋上橋下的中國》介紹了中國古代在橋梁方面的技術成果和悠久文化，對橋梁的形制、結構、功能、審美、歷史、文化以及民族特色等作了深入淺出的講解，無論是對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傳統技術，還是對增強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來說，都是近年來有關這一領域的不可多得的普及型讀物。
《橋上橋下的中國》第三章《力與美中奏和弦——構建之妙》選讀
雖然早在幾千年前人們會造橋時候起，就想把橋造得美些，但由于還沒有系統地上升到理論高度，所以還不能把這些素樸的美學意識稱作科學，況且美學這一名稱是1750年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Baumgartem）首先從哲學中提煉出來的。至于“橋梁美學”這一名詞，.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逐步為橋梁界所接受的。1976年，西德橋梁專家萊翁哈特（Leonhardt）在第十次世界橋梁和結構會議上號召各國都在橋梁學會下開設橋梁美學分會，得到若干國家的響應。橋梁要造得美些，讓人能從中發現橋梁的美學價值和景觀功能，這是人們的呼聲。
橋梁美學，用歷史的觀點來看，可以追溯到兩千2000多年前的橋梁建筑藝術實踐之中。本章擇取幾個主要的方面來欣賞一下無處不在的橋梁美學。
一）協調與對稱
環境的協調
位于江西省撫州市南城縣的萬年橋，是江西最長的古代石拱橋，橫跨盱江，背靠武岡山麓，造型單薄輕巧，具有南方古石拱橋特色。
該橋始建于明代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竣工于清朝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為大麻條石拱橋，24墩，23孔，橋長411米，寬6.3米，高10米，每孔拱圈跨度14米。橋體采用條青石結構，拱圈頂采用縱聯式壘砌。其橋志載：
用此筑法，不患其濕，而患其燥。土可養石，灰（石灰）可膠土，卵石以灰為骨，實為妙也。
盱江水深流急，河床水文地質十分復雜，當時工匠采取的施工方法是：第一步作堰，用竹片做竹籠，內填沙土圍成第一道防水墻；第二步在圍堰內清理墩基，用木料做作籠架，內外兩層，木板中間填沙土，形成第二道防水墻。將第二道堰內水抽干后，再在堰內做墩腳，出水面后搭架砌拱圈。橋墩前面分水尖仰而高，后墩較低，呈“金鋼雁翅式”。
這座宏偉的古石橋與武岡山層層峰巒、山巔倒影、巍峨寶塔遙相呼應，山、水和橋有機地構成了一幅美麗的風景畫，這樣的場景在中國是比較多見的。就是因為我們的造橋先人，也有一定的審美意識，知道橋梁固定在一個地點，與附近的自然景物以及人工建筑物同處在人們的生活空間中，構成了整體景觀，人們在過橋的同時也往往會希望橋梁和環境能夠相協調適應，做到互相配合，融為一體。
所以建橋者在構思橋梁建造時，看到了當地的實地環境，采用了中國庭園藝術所強調的“借景”概念，在觀賞的視野中，使占地有限的庭園包容下本來不從屬于這一個體中的景物，南城萬年橋就是這樣，以高山、江水、寶塔為背景組成協調亮麗的風景畫的。
主從與對稱
在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縣城西面，有一座17孔大石拱橋，橫亙于瀘江河和塌沖河交匯處的河面上，因兩河猶如雙龍盤曲，故而將橋取名為“雙龍橋”。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年）始建３孔，后因塌沖河改道至此，河床逐漸加寬，三孔小橋獨居河中，不能橫貫兩岸，當地居民又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續建14孔，雁齒蟬聯、合為一體，故該橋又稱為“十七孔橋”。
雙龍橋由數萬塊巨大青石砌成，全長148米，橋寬３至—５米，寬敞平坦。橋上建有亭閣３座，造型別致。其中的中間大閣為三重檐方形主閣，高近29米，邊長16米，層檐重疊，檐角交錯。拾級登樓，可遠眺萬頃田疇，千家煙火。南端橋亭為重檐六角攢尖頂，檐角飛翹，玲瓏秀麗。亭閣后于咸豐年間（1851-1861年）全部毀于戰火。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又重建三座飛檐式閣樓，比原建的更為氣勢恢宏。雙龍橋是云南省石橋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它承襲我國連拱橋的傳統風格，是我國古橋梁中的佳作。
雙龍橋在建筑上頗具特色。整座橋是以中間的亭閣為中心，下跨一大孔，兩邊各有8個小孔對稱分布，體現出橋梁美學中“主從與對稱”的概念。建橋者在橋梁體型的安排上突出中心部位作為“主”，兩側部位起到襯托作用作為“從”，并以中軸線對稱布置，從而使整個橋梁體型關系主次分明。再加上對稱形象，勻稱悅目，引起人們一種莊重、均衡和穩定的美感。
在我國古代，很多橋梁布設橋孔經常采用奇數的傳統做法，這也符合河道的自然狀態，一般河道中間為主流，水深湍急，所以要安排一個主孔，兩邊水流平緩，于是設邊孔，同時在主孔上構思如何加大中軸線的支柱作用，形成穩定和諧美觀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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