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的家天下色彩較重，最高統治者重視發揮皇室成員的作用，形成了親貴輔政的家法。由宗室王公構成的親貴集團是統治集團的核心部分，在清代國政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清史稿·諸王傳》謂之內襄政本，外領師干以攝政始，以攝政終。宣統年間的親貴用事歷來被視作導致清王朝覆滅的一大弊政，這一時期柄政的親貴，除奕劻外皆是年富力強、新進政壇的少壯派，他們參與了宣統朝清廷的歷次重要決策，對政局走向有重要影響。
本書嘗試以宣統朝少壯親貴的政治實踐為考察對象，以時間為線索，將宣統朝分為攝政開啟、立憲提速、走向危機三個階段，動態地展現少壯親貴與宣統政局的互動關系。本書著力搜集與少壯親貴相關的各類史料，以實證為基礎，注重對重要史實的建構與關鍵細節的考掘，包括少壯親貴與元老派、言官、立憲派、袁世凱集團的互動，少壯親貴對調整中樞、縮短立憲年限、籌劃新內閣等重要決策的影響，少壯親貴在保路風潮、武昌起義、南北議和等重要事件前后的所作所為等問題，深入、系統地探討了少壯親貴對宣統年間政局走向的影響，豐富了對清末政情的認識。
本書是滿蒙權貴與20世紀初的政治生態研究書系之一種，有非常強的資料性，作者引用了大量未刊史料，如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奏折、電文等，還有清末學人日記及清末報刊雜志，可以用作清末制度史研究的工具書。
清末政治生態與政治史研究的幾點思考（代總序）
大時代與好時代
20 世紀，全球化特征日趨凸顯。它的第一個十年，資本帝國主義以血以火以資本的形式急速膨脹，被壓迫國家、被壓迫民族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機，一些繼續沉淪，一些幡然奮起，這些變化同時解構著世界。
晚清以來，中華民族遭受了持續的苦難，強敵逼迫，國勢凋敝，當權者不得不重新選擇道路。走入 20 世紀，國家歷史進程演繹出波瀾壯闊的畫面。
我一直以為，晚清不是好時代卻是大時代。所謂好時代包括文景之治、唐宗宋祖等千百年傳頌的妖嬈，無須更多申說，大時代的意義卻往往不同。之于晚清，其大特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被迫卷入世界市場，走出專制、擁抱共和，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變動之劇，罕與匹敵。久居和平環境的我們，很難體會那種翻覆與動蕩。1907 年，因涉嫌康黨而避禍上海的孫寶瑄感慨：風氣至今，可謂大轉移。立憲也、議院也，公然不諱，昌言無忌。且屢見諸詔旨，幾等口頭禪，視為絕不奇異之一名詞，誠數年前余等居海上時所夢想不及也。如果不是身處其間，很難體會短短七八年，觀念、風氣、時局所發生的劇變。
解構與重構是復雜多元的裂變過程。至清末，七十年變局造就社會結構的變化，原有結構發生從中心滑落邊緣、邊緣位移中心的秩序塌陷。經由太平天國運動，中央地方的權力消長致使督撫始而尾大不掉繼而分庭抗禮終則離心離德。經由新式教育、選拔人才方式的變化，導致舊士人失勢、新知識分子崛起，士大夫與皇權天然聯系的紐帶斷裂。經由湘淮軍、新建陸軍，扭轉了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局面，卻反轉為兵為將有的格局。至于國家財政的窳敗、滿漢矛盾的潛滋暗長、最高統治集團的內耗，皆導致了統治危局。如何才能解套？顯然，想維系舊的改革思路是沒有指望的。
困頓求生，預備立憲不期而遇。但對它的期許，簡直是見仁見智、南轅北轍。革命派要取消君權、立憲派要限制君權、當權派要維護君權，幾近各不相讓。博弈的過程，就成了清末政治漸次脫離君主專制走向立憲、走向共和的過程。
實際上，清末政治走向有多種可能性。一味地論證王朝最高決策者如何走向失敗不過是習慣上的后見之明。在研究中，以歷史的結果預設固定的進程，會遮蔽歷史演化本身的豐富內容和可能進程。歷史學一向有解釋的功能，我們想解釋這些過程，想指出各種可能，想說明結局的偶然與必然。追尋怎樣走偏、如何誤入歧途以及違背初衷的蛛絲馬跡，好似圍棋高手的復盤，會有以史為鑒、可知興替的現實價值與學術意義。
人們常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那么，行進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天命中的氣數又是何時耗盡，自我朽敗又是怎樣開始且逐漸加深加速的呢？
清末政治的研究
與清末歷史同樣豐富多彩的是研究的熱鬧非凡。就研究范式而言，革命、現代化、從西方中心到中國中心先后登場，相互砥礪；區域社會、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系各領風騷，反復切磋；一些固有的熱點被冷落，一些貌似不起眼的問題迸發出耀眼的光芒。
學界對清末政治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例如辛亥革命，經由民國時期的英雄譜系書寫、共和國時期的革命敘述，學術層層堆壘，不僅成為高原，簡直就是高山巍峨。但不可否認，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辛亥革命的研究畸輕畸重，輕易地抹去了革命之外豐富的歷史側面。彼時，清王朝統治階級、精英階層，甚至態度與立場略顯溫和的群體都被當作革命的對立面，甚少關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港臺地區的學者開始把視野投向立憲派、立憲運動；八十年代后，內地研究者也陸續調整了研究視野與方法，突破了簡單化、貼標簽、泛革命化的框架。此后，晚清政治史至少沿著三條線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線索、政治現代化的線索、權力結構與運作的線索，在六個方面系統化、序列化趨向；從革命史單一向度到多維視界展開、形成多元互動的態勢；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框架；大幅推進制度史研究；開拓政治文化史、心態史、權貴研究等新領域；整理出版大量的晚清史資料，為研究的提升奠定了基礎。總體而言，近三十年的晚清政治史成果顯赫。即便如此，大家都覺得仍有一些待深化、需拓展的空間。
具體而言，研究對象仍可進一步細化、深挖。政治史研究與政治人物密不可分，隨著史料發掘整理，對那些以往被忽視的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核心群體、滿蒙權貴仍然有研究的空間；對清廷政策的調整、立憲認識與實施、解救危機的選擇仍然有推敲的余地。甚至，清末新政取自民間的巨額經費，到底給下層人民多大的壓力？百姓的稅負痛苦指數究竟如何？是否可以進一步追索與解釋？其實，自 2012 清帝退位百年之時，不少學者已經把視野轉向了清廷權貴，試圖更合理地解釋鼎革之際原體制內的變化以及內部的自我侵蝕與消融。
卡爾說，歷史是歷史學家和他的客觀事實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我覺得，我們并沒有窮盡晚清、清末的話題（可能永遠不能窮盡），很多真相還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很長時間以來，談及 20 世紀初十年這一段歷史，人們多把它看作辛亥革命的準備、發動、成功與失敗的完整鏈條，言外之意，樓都塌了，分析樓的主人怎么想、怎么說、怎么做還有什么意義？其實，回到歷史本身，辛亥革命只是清末十年的一部分，換一句話，清末歷史的多元內容遠遠不是一場革命所能涵蓋的。
政治史是歷史研究的脊梁
異彩紛呈的歷史由人類寫就。很多年里，不少研究者欣喜于社會生活的多姿多彩，欣喜于宏大敘事、治亂興衰之外的豐富故事，致使政治史一定程度被輕慢。 但是，當我們能夠回望人類社會進程時，瑣碎的邊邊角角畢竟是海灘上的沙礫。決定歷史發展進程的，還是家國大事。所以白壽彝先生才感慨政治是歷史的脊梁。
制度、人物、治亂興衰是政治史最基本的觀察點。我們立足于這一基本認知而關注清末政治大環境，也就是政治生態。政治生態是相對于自然生態、環境生態、經濟秩序而言的一種社會政治狀態。關于政治生態，時人早有涉及。1900 年，孫中山在致港督卜力書信函中指出，朝廷要務，決于滿臣，紊政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屈俊杰。他把矛頭指向了朝廷，也就是滿蒙權貴把持的國家政權，認為他們是導致清末政治生態失衡的罪魁禍首。此后，研究者多承襲革命黨人的申說，對清末的政治生態一言以蔽之窳敗。那么，當權者是否知其窳敗？是否任其發展而不想辦法、不采取措施？這些措施是否全不對癥、全然無效？是措施不對還是運命不好？換句話說，是否清廷沒有一點機會、一點歷史的余地？在我看來，至少宣統之初，少壯親貴是有信心的。胡思敬說：載灃初攝政時，興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變依議曰允行，如史臣記事之體，折尾恭譽套語輒加濃圈。后亦稍稍懈弛，視德宗時尤甚，雖交議交查密旨，或累月經年不復，亦若忘之，無過問者。B 先是積極進取，繼而懈怠疲玩，很快就書寫了清末政治的一個常態，為什么？這與人們慣習的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 20 世紀初的中國，處于政治大轉型時代，彼時存在著險中求勝的可能性。本著這一認知，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重新探討當時的政治生態，分析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在塑造政治生態中扮演的角色。我們圍繞滿蒙權貴著手展開 20 世紀初十年的政治生態研究，策劃了滿蒙權貴與 20 世紀初的政治生態研究這一書系。從選題火花到逐漸清晰再到殺青歷時十余年（每一種著作出版時間各不相同）。作為書系的主編，我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就特別關注晚清政治史及權貴群體。其后，有感于晚清政治史研究遠沒有窮盡，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甚至還需要創榛辟莽、前驅先路。心懷這個夢想，我在指導碩博學位論文時，開啟了十年大計。我們打算從史實出發，力圖還原歷史的本真面貌，研究當時的權貴集團與政治生態。我們所說的權貴，是指統治集團中位高權重、地位顯赫的群體；而滿蒙權貴則專指清朝統治階層位于權力核心的滿蒙王公貴族、旗籍高官及封疆大吏；有時候范圍更小一些，指的是皇族近親，大凡取這個意思時就稱之為親貴。清末，由于政治權力構成的復雜性，權貴群體很難完全排除統治階級中的漢族高官，故兼及之。研究的重點是清末政治生態的樣態、成因、流變；執政的滿蒙權貴的政治認同及其變化；對改革的認知、決策、爭論以及政改取向；滿蒙權貴對憲政理解；改革實施等關鍵環節，闡發體制內改革的因應及成敗得失。
那么，什么樣的生態造就了清末的制度變革、人物遭際以及房倒屋塌呢？
書系的構成
我們試圖在全球觀照下，討論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外部逼迫與內部矛盾、政策調整、改革舉措，特別是聚焦于滿蒙權貴的際遇、因應、行事風格、所思所想。試圖推演清末政治生態以及危機對改革成敗的影響。
書系包括九種專著，分別是：
朱文哲：《王朝與國家：清末滿洲貴族的政治認同》
周增光：《宗室王公與清末新政》
楊猛：《最后的家天下：少壯親貴與宣統政局》
梁山：《清末政治與中日關系》
周福振、龐博：《鐵帽子王善耆與時代變局》
閆長麗：《新舊之間：端方與清末變局》
連振斌：《錫良與清末新政》
朱淑君：《趙爾巽與清末制度變革》
何思源、程學峰：《新政、新制、新文化：編訂名詞館與貴胄學堂》
這些研究包含以滿蒙權貴集團各個群體為視角的綜合考察，以執掌中央職能部門的顯赫親王以及執政一方的滿蒙督撫為中心的個案研究，還包括清末若干新設機構的個案研究。
在我們看來，清末新政乃至預備立憲既是形勢所迫，也是自主選擇。滿蒙權貴先是顢頇不足道，后是走向世界并認識了權力的變通方式（用立憲代替專制）。盡管他們邁出的每一步都處心積慮地維護著皇權，但畢竟不知不覺地擁抱了現代制度文明。就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揭示的大革命萌生于舊制度所說的那樣。即使王朝覆滅以后，清末新政以及立憲的一些措施依舊延續下來，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環或者一項制度性奠基。大如現代政治的形成、政治結構日趨專門化、政治職能的擴大和完善、政治組織趨于制度化、國家治理的法制化走向、選舉與被選舉權利的賦予、人民權利的憲法表達、現代生活觀念的生成等，小如街道門牌的編制、衣食住行的變化，追根溯源，無不聚焦在那個時代。因之，考察它的過程、分析它的利弊得失、總結它的經驗教訓就具有了鑒往知來的意義。
我老是耽誤自己。其實早些動手可以更從容地思考。但終日奔競于日常瑣事，每一次都是到交稿大限所剩無幾才倉皇上陣，于是曾經的思考化為大腦空白，只好臨時起意，匆匆了事。謹以為序。孫燕京于朝陽袖手齋
丁酉臘月
楊猛，河北滄州人。2018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近年來主要從事晚清政治史研究，現主持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一項，在《學術研究》《人文雜志》《北京社會科學》《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多篇。
目 錄
1 導 言
19 第一章 祖宗之法與政壇新秀
19 第一節 不刊之典：清代的親貴輔政傳統
28 第二節 從差使到職缺：庚子之后崛起的少壯親貴
36 小 結
38 第二章 從載灃攝政到親貴用事
38 第一節 末代的開局：載灃攝政及其政見
57 第二節 親貴用事：少壯親貴柄政與清廷權力重組
86 第三節 趨新求變：少壯親貴在任上
116 小 結
118 第三章 從載濤歸國到皇族內閣
118 第一節 危機中的轉機：載濤歸國與中樞變動
141 第二節 速開與即開：少壯親貴與國會請愿運動
173 第三節 新制舊人：皇族內閣出臺前后的少壯親貴
218 小 結
220 第四章 從干路國有到清帝遜位
220 第一節 善政變暴政：載灃、載澤與干路國有風潮
255 第二節 從剿到撫：武昌起義后的應對最后的家天下：少壯親貴與宣統政局
284 第三節 從和到退：少壯親貴與清帝遜位
322 小 結
324 結 語
336 參考文獻
347 后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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