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以紀傳文體記述中國20世紀在各學術專業(yè)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數(shù)千位海內(nèi)外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學者，展示他們的求學經(jīng)歷、學術成就、治學方略和價值觀念，彰顯他們?yōu)榇龠M中國和世界科技發(fā)展、經(jīng)濟和社會進步所做出的貢獻。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法學卷》按傳主生年先后結(jié)集卷冊，卷首簡要回顧20世紀中國法學的發(fā)展概況，卷尾附20世紀中國法學大事記。這與傳文兩相映照，力圖反映出中國法學的百年發(fā)展脈絡。
法學卷共記述了156位法學家的研究路徑和學術生涯，本卷以突出學術成就為重點，力求對學界同行的學術探索有所鏡鑒，對青年學生的學術成長有所啟迪。本卷分三冊出版，第三分冊收錄了1927年以后出生的法學家53位。
20世紀的中國法學
20世紀中國法學的成長與發(fā)展，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從1901年清政府宣布變法修律至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建立，為第一個階段。
該階段中國法學界致力于引進西方先進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觀念，對中國兩千多
年的法和法學遺產(chǎn)進行反省、批判和揚棄，初步形成了中國近代法和法學體系。
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至1949年國民黨退踞臺灣，為第二個階段。此階段中
國法學獲得巨大發(fā)展，尤其是1928年至1935年中國近代各項法典如民法典、刑法
典、訴訟法典等的相繼制定頒布，以及圍繞這一階段立法事業(yè)展開的法學教育和法
學研究，促進了中國近代法和法學體系以及其內(nèi)涵的定型，表明了中國近代法和法
學得以奠基。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策，為第三個階
段。該階段是中國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法和法學體系的時期。由于黨“左”的思想路線的
指導，除了1954年憲法制定頒布以后至1957年夏天“反右運動”開始之前這一段
時間法制建設取得成績之外，在近30年的時間內(nèi)，中國法和法學的發(fā)展基本上處于
停滯狀態(tài)。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現(xiàn)在的35年，是第四個階段。該階段是
20世紀中國法和法學發(fā)展的最好時期。這一時期中國招收法學專業(yè)本科以上學生的
法律院系已經(jīng)超過700所，在校法科學生達40余萬，研究生9萬余人，還有一大批
的法學博士生和博士后。這一時期每年出版的法學著作有1500多種，發(fā)行的法學刊
物超過200份，從法理學、法史學，到憲法學、行政法學、民商法學、經(jīng)濟法學、
刑法學、訴訟法學、國際法學等各個學科都成長起了一大批卓越人才。中國的法學
研究為中國經(jīng)濟、政治、科技、文化等各項建設事業(yè)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以上四個階段法學的形成、發(fā)展和演變，從一個側(cè)面生動地反映了中國社會從
古代向近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艱難曲折歷程，展現(xiàn)了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后國家，一步
步成長為一個綜合國力日益強大、人民生活逐漸富裕、法治國家意識慢慢形成的強
大國家的精彩畫面。限于篇幅，這里無法非常詳盡地敘說此四個階段的內(nèi)容，只能
對貫穿于這四個階段法學發(fā)展的基本線索作些介紹和評述，分成近代和現(xiàn)代兩個
部分。
第一部分 中國近代法學的形成與發(fā)展
第一節(jié) 概 述
一、中國近代社會的巨大變遷
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10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
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痛苦、最屈辱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列強借助武力逐
步蠶食中國，通過多次戰(zhàn)爭，在中國攫取到了一系列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利益，以
及治外法權等各項法律上的權益。
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歷史環(huán)境之下，中國近代法學開始起步。因此，與世界上
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法學近代化的內(nèi)外社會環(huán)境是非常惡劣的。然而，具有數(shù)千年
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心胸是宏大的，她能夠?qū)捜莸匚{西方的法和法學成果；中國
近代法科知識分子又是聰慧、頑強和執(zhí)著的，他們能夠在戰(zhàn)亂頻繁、社會動蕩的環(huán)
境下，依然勤奮、刻苦、執(zhí)著地從事著西方法和法學的本土化工作。正是仰賴他們，
中國近代法學才得以形成和發(fā)展。
二、西方法學觀在近代中國的傳播
（一）近代西方法學觀的內(nèi)涵
法學觀，也可以理解為法的世界觀，即人們對法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基本看法。近
代西方法學觀的內(nèi)涵，最早是由資產(chǎn)階級啟蒙思想家，如洛克（Ｊ.Locke，1632～
1704）、孟德斯鳩（C.L.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Ｊ.Ｊ.Rousseau，1712～
1778）、貝卡利亞（B.Beccaria，1738～1794）等在其作品中提出并加以闡明的。其
核心要素為：法律是公意的體現(xiàn)；法律的目的是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幸福；法治；國家
是社會契約的產(chǎn)物，是人民的創(chuàng)造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主權在民）；所有人生
而平等自由，并享有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就是做法律所
允許的事情；權力必須分立，互相制約；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刑罰必須人道；
司法獨立；無罪推定；等等。
（二）西方法學觀在中國的傳播
20世紀前半葉，西方法學觀在中國的傳播主要經(jīng)歷了三個時期：1）清末修律
至辛亥革命。此時，除沈家本在一系列的論著中，比較全面地宣傳、介紹和闡述西方法學觀念之外，還有伍廷芳、董康，以及一批外國人，如日本學者岡田朝太郎、松岡義正、小河滋次郎、志田鉀太郎、織田萬等，進行著傳播西方法學觀的活動。
2）五四運動前后。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高一涵等。3）1921年以后的民國時
期。如江庸、居正、張知本、王寵惠、陳瑾昆、吳經(jīng)熊、胡長清、丘漢平和阮毅成
等就是這一時期傳播西方法學觀的代表人物。
（三）傳播的載體
近代西方法學觀傳入中國，主要借助了西法東漸的時代浪潮，而具體的物質(zhì)載
體，則是各類政法報刊、著作和教材，以及高等法律教育、聘請外國法律專家、派
留學生出國學習法律等。
首先是政法類報刊。例如，由中國留日學生所創(chuàng)辦的政法刊物《譯書匯編》
（1900年），以及《法政交通社雜志》（1907年），《法學會雜志》（1911年），《法
學季刊》（1922年），《法律評論》（1923年），《中華法學雜志》（1930年）等。此
外，還有一些綜合類的社會科學、時事刊物和報紙，也為傳播西方法學觀做出了
貢獻。①
其次是法學著作。在這方面，貢獻甚多者首先是譯著，其代表性的作品，主要
有：《法學通論》，磯谷幸次郎著，王國維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02年出版；②《法
學通論》，織田萬著，劉崇佑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出版；《法理學大綱》，穗
積重遠著，李鶴鳴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等等。從20世紀30年代起，國
人自行撰寫的傳播西方法學觀的作品日益增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吳經(jīng)熊著《法
律哲學研究》（上海法學編譯社1933年版），歐陽溪著《法學通論》（上、下卷，上
海法學編譯社1933年版）等。
再次，仿照西方興辦的新式高等法學教育，也成為西方法學觀在中國傳播的一
個重要載體。例如，京師法律學堂（1906年）以及各地的法政學堂（1909年前后）
的法律教育、各國立和私立（包括教會所辦）綜合性大學中的法律教育，都為近代
西方法學觀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堅實的陣地和良好的條件。
最后，聘請外國法律專家和向外國派遣法科留學生，也成為傳播的一個重要
途徑。③
①
②
③
如《東方雜志》、《申報》和由黃遵憲創(chuàng)辦、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等。
該書是中國近代引進的第一本《法學通論》，已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重新點校出版（何佳馨點校）。
郝鐵川：《中國近代法學留學生與法制近代化》，載《法學研究》1997年第6期。
（四）傳播的主要內(nèi)容
從中國近代保留下來的大量歷史文獻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方資產(chǎn)階級法
學觀的主要內(nèi)容在近代中國基本上都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如：
1.法律是公意的體現(xiàn)
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指出：在英國，“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利
滿衙門，公議乃行”。在英國，“設有大事會議，各抒己見。……如有按時變通之
事，則庶民擇其要者，敬稟五爵鄉(xiāng)紳之會，大眾可則可之，大眾否則否之”。
2.法律的目的是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幸福
王韜在《弢園文錄外編?重民下》中說：“善為治者，貴在求民之隱，達民之
情，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必強，察其疴癢而煦其疾痛，民之與官
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則境無不治矣�！�
3.法治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指出：在美國，實行的是法治的原則�！皣艘月衫秊�
重，不徒以統(tǒng)領為重”。黃遵憲在考察了日本的政治與法律制度之后，在《日本國
志》一書中指出：“余觀歐美大小諸國，無論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
治國而已矣�！绷簡⒊凇吨袊ɡ韺W發(fā)達史論》中強調(diào)：“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
惟一之主義。”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高一涵在《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中大聲疾呼：“就法律言，則共和國家，
畢竟平等，一切自由，無上下、貴賤之分，無束縛、弛驟之力�！倍趯O中山等資
產(chǎn)階級革命派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則明確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
平等。”
5.權力必須分立，互相制約
在《上清帝第六書》中，康有為指出：“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后政體備�！比欢谥袊敃r的專制政體之
下，議政、行政和司法三者沒有辦法協(xié)調(diào)，因此，只有“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
之治強，可計日待也”。
此外，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許的事情、罪刑法定、司法獨立、無罪推定等，也
都為中國知識界所廣為傳播。
（五）傳播的歷史意義
西方法學觀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對中國近代法和法學的成長，具有重要的啟蒙
意義。第一，它推動了中國的立法事業(yè)。第二，它對近代中國法學學科的誕生與成
長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不僅是法理學，就是各個部門法學科，其理論核心，也是西
方的法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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