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哈克什市場的一家舊書店里，我從圖畫書的架子上抽出一本圖畫書，偶爾的。
灰綠色調子的封面，現實主義風格的功底深厚的畫風，畫著我熟悉的灰綠色的大街，石頭墻面的大房子，有一只心事重重的兔子，以自持而不剛毅的姿勢在房子前走過。它微微垂著頭，以致耳朵都向前耷拉下來了，它的體面里有點黯然與緊張，因為命運讓它勉為其難。它拖著長長的影子，走著，并不回避自己的責任，但并不熱衷。它的樣子，它身上的衣服，讓我想起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皇帝。為了安撫拿破侖，他曾不得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拿破侖。他也穿著鑲墨綠呢領子的上衣。
是的，這本圖畫書讓我想起了維也納。溫文爾雅的感傷無所不在的地方，它脆弱而自重。第九區的古老街道上，整街整街，都靜靜立著那樣的大房子，人經過它的身邊，顯得軟弱和敏感，像身材矮小的孤兒。維也納是個不光有溫文爾雅的感傷，而且也時時把玩這種感傷的絮絮叨叨的城市，非常布爾喬亞。
每次去維也納，那里總下雨。
雨水一條條地，從咖啡館露天座翻起的椅背上滴落下來。下午時分，咖啡館里常有樂隊演奏室內樂和一些多年以前的小曲，說是小曲，也都是舒伯特式的。矮個子，深色頭發，講究禮儀的男人們盡心盡力地演奏著，但他們臉上有明顯的不快和緊張——提琴因為雨天潮濕的空氣，音色不怎么對頭——以及吃驚，他們一邊繼續演奏，一邊不相信自己竟然能容忍自己這樣演奏下去。我打著傘，從沿街邊的窗外看進去，他們的臉常讓我以為里面發生了什么意外。從前施特勞斯也常在環路上的咖啡館里拉小提琴，至今在席德林咖啡館里還保留著他拉琴的蠟像，他也是個小個子男人，深色頭發，他的姿態里，有種老維也納式的恣意和陶醉。
現在咖啡館里的人不再像從前那么挑剔音樂了，或許也多年沒有父輩的好福氣，花一杯咖啡的錢，就能欣賞到施特勞斯的琴藝。現在咖啡館里的人，在音樂聲中，蜷縮在磨得光禿禿的絲絨扶手椅里。墻上嵌在描金的枝蔓與貝殼中的鏡子，已經天長地久地發了黃。大理石的咖啡桌面上，有被年復一年的新杯子底磨出的細紋。斜斜地貼著桌面望過去，那上面靜靜蟄伏著成千上萬的劃痕。從歐洲最好咖啡的精益求精，到戰爭時期代用品的粗劣，杯中物已經早早化為某人在某年某月加快的心跳，但杯底的劃痕仍舊留著。如今咖啡館里的人，默默地讀書，或者發呆，在音樂中不動聲色，他們與舊桌椅和發悶的舊音樂渾然一體，但個個都不再有當年在咖啡館里結黨的意氣。
下雨的時候，不光是琴的聲音發悶，咖啡的香氣也有些發悶，甚至連牛奶都不如從前的香濃與活潑。將它注進咖啡里，它便重重跌到杯底，然后才一卷卷慢騰騰地潛上來，如同烏云翻滾。人人都吩咐服務生說：“請來燙一點的。”這咖啡就是將上顎燙起了皮，也還是不如回憶錄里的好喝。甚至也不如美國中西部旅館里提供的速溶咖啡包，那咖啡包簡陋無趣，倒有可能給你“居然也是咖啡”的驚喜。下雨天，真是不能在維也納的老咖啡館里無所事事。無所事事地望著窗外，音樂掠過耳朵，心情總是越來越黯淡下去，一腳踏空的感覺像沒消化的牛排一樣頂著。然后，未放下的心事，一件一件地被想起來，日本人的飛機炸了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的大火燒了整整一天，張元濟站在自家在上海市區的院子里，看著遠遠的濃煙，東風將灰燼吹到市區，雪一樣地落下，他心里最知道，那些灰燼，不是圖書館里小心保存著的中國珍本、孤本書，就是印刷廠里存著的幾十令紙張，他的一家一當，變成漫天飛舞的紙灰。忘了是誰的回憶錄里寫，張元濟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站了一天，什么也沒說。連我結婚前捧著一束花走在路上，被迎面而來的女人撞掉的事都想了起來，白色的雛菊散落在被冬天雨水打濕的地上，花瓣都臟了。“咦！”我這樣驚叫。這么多年，這件事還一直不敢告訴我媽媽，怕她為此心煩。如今想起來這千里萬里之外，多年以前的事，心中還是忿忿的，還是不肯釋懷。
在環路上的歌劇院，方方正正的，淡黃色的房子，已被雨水淋濕了，像一個被忘記投遞的包裹。傍晚劇院開演前，衣冠楚楚的人們在馬路上急急地左奔右突，像兔子一樣跳著，為了躲避自己腳上的漆皮鞋踩到路上的水洼。穿燕尾服的男人跳起時，帶動了身后那兩片燙得平平整整的黑色禮服。大多數人還是穿傳統的禮服去歌劇院，孩子們也是這樣，我看到茨威格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寫的小說里曾描寫過的黑色天鵝絨上衣，此刻還服帖地穿在一個少年的身上。他反而不跑，只是急急跟在父母身后走。他的頭發向兩邊分開，梳得一絲不茍，帶著一股子舊日上流社會子弟身上的規矩和乏味。
從停車場到歌劇院入口處的短短幾個街口，歌劇開演前，三三兩兩都是這樣富有戲劇性的黑衣人。那些匆匆經過的黑衣人，很快就不見了，就像舊維也納的幻影。街道再次寂寥下去，于是現代歐洲街道的那種鋼鐵般的精確，從雨中再次浮現出來。從玻璃門外望去，那些珠光寶氣的人云集在歌劇院的巴洛克門廳里，他們無聲地笑著，彬彬有禮地點頭，行接吻禮，一路緩緩地向那富麗堂皇的建筑深處退去。歌劇院的門廳幾乎整天都是燈火通明的，因為一天里有五次參觀歌劇院的節目，專門接待旅游者。但是沒有一刻，像現在這樣璀璨。女人身上的珠寶，男人身上的一絲不茍的黑禮服使這里好像突然蘇醒過來似的，煥發出巴洛克建筑那種暖融融的洋洋得意，毫無節制的奢華，那曾經是在舊時代的油畫里看到的情形，當巴洛克還活著，風頭正健、人、口味、建筑、生活方式都相得益彰，像一盤七巧板一樣分毫不差。那時老皇帝還活著，天下太平，巴洛克的趣味深入到維也納的每一處。歌劇院門廳里的人漸漸消失在紅色天鵝絨面子的劇場大門后。
成百上千片閃爍的水晶吊燈，不動聲色地照耀著它漸漸變空的過程。然后，他們完全消失了。因為雨水而留在地面上雜亂的鞋印也被清潔工很快、很細心地擦去了。
一個遲到的女人，拉起她緊貼在身上的藍色禮服的裙擺，邁著細碎而急促的步子，向蒙著猩紅色天鵝絨的、正在合上的劇場大門奔去。她手腕上古老的粗大金鏈發出清脆的叮當聲，那上面吊著八角形或者圓形的家族徽章，高跟鞋的鞋跟急促地敲擊著十九世紀的大理石地面，那聲音如同從山上一路滾入深淵的石塊所發出來的，然后，像鳥一樣猝然消失。要是跟她進去大廳，能看到，那里金碧輝煌的雕像和廊柱后，是一片雍容的灰綠色。那里無所不在的金色——奧地利人內心真正的顏色——，將灰綠色里的惆悵調和成文雅的炫耀和精致的享樂，讓你可以忘記哈布斯堡王朝腐爛時的不堪，以及從此以后每況愈下的恥辱。
舊皇宮的各個大小廣場上，有哈布斯堡王朝的歷代皇帝、親王與皇后們的青銅塑像，他們濕漉漉的，身上臉上，一條條掛著淺綠色的水漬。
兔子的故事顯然是影射哈布斯堡王朝的。兔子的家族岌岌可危，小兔子先生為了拯救家族，不得不到德國去尋找可以結婚的家族，一個更強的家族，通過聯姻來保住家族的地位。從特麗莎女王開始，這個強大的王朝放棄了戰爭，轉而用結兒女親家的手段來鞏固王國，化解紛爭，擴大領土。她使得靠戰爭打江山的帝國成為精于音樂、巧克力蛋糕、葡萄酒，用珠寶鑲嵌馬車，連廚娘都為皇家劇院的女演員去世而失魂落魄的溫柔鄉。當你要進攻我的時候，我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你，宛如在你已經端平了槍瞄準的時候，在你槍口上插入一朵玫瑰花。
幾百年來，全奧地利人都認同“寧可要中庸的和平，也不要輝煌的戰爭”這樣的處世態度，終于使奧地利人有了與德國人不同的氣質，奧地利人幾百年來在太平世界里養成的世故、精巧、脆弱、敏感、注重內心世界、講究體面和自尊，終于使他們不會被素來有大志向的德國人混淆起來，大志向常常是很影響享受的，所以他們將大志向從自己的生活里清除出去了。
從此，他們將畢生所有的力氣都用在享受上。城里無數的戲院，維也納森林邊上無數的巴洛克宮殿，多瑙河流域的修道院個個都能拿出自己釀制的特色葡萄酒，學音樂的年輕人不計其數，小市民的心理問題成就了人類心理學上最重要的突破，不起眼的小咖啡館里放著的桌椅，都是青年風格的大師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奧地利被四國瓜分，奧地利外交部部長用了十年時間在美泉宮陪占領者喝上好的葡萄酒，奉上全維也納最美的宮殿，他教會占領者們過奧地利最奢華的生活，從而為奧地利贏得了獨立。這世界上，誰都不如奧地利人那樣懂得美好生活的重要。這個王朝腐爛時，最特別的情形，就是國家已經充滿陳腐之氣，危機四伏，但奧地利特有的文學和藝術，卻在那時噴薄而出，維也納人都陶醉在精神的享受中，從咖啡館溢出的“不看世界的世界觀”風行一時。
歌劇院里每個觀眾都有比別國的職業音樂家還要敏感的耳朵，維也納每家咖啡館，雖然煙霧騰騰的，但都是一座充滿了思想和觀念的大學，和對潛意識下的內心世界的探索，到處都是文學藝術要與傳統決裂，破土而出的蓬勃生機。上中學的男孩子們，以炫耀自己對新流派和新思想的熟悉為榮。整個社會亦步亦趨地跟著皇家劇院的女演員和男演員在戲里的舉止，學習做合乎宮廷禮儀的高雅市民，要是自己的高雅讓旁人認為自己是上流社會的一員，那簡直令人喜出望外。來自多瑙河流域的郵局小姐，為了過上體面的好日子，不惜毀滅自己。茨威格的這個故事，直說得讀者都不得不同情她。在咖啡館里看報紙的人們，總是跳過頭版的時政新聞，先看娛樂版上的新消息，新戲上演，是全維也納最大的事。頭牌女演員的死，比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費迪南皇儲被暗殺的消息更撼動人心。維也納四百年來，已經成了一個歌舞升平的地方，人人都不相信，除了千方百計將日子過得精益求精、津津有味以外，還有什么別的事要操心。
地球上，哪里能容得下這樣的地方，這樣的人，這樣奢侈的生活態度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成了分割后小小的一塊德語區，像個斷手斷腳的殘廢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差點連國都亡了。埃貢·席勒畫的小人，個個都睜著身心饑餓的眼睛。奧地利的歷史，簡直像一出在歌劇院上演的戲。
我在弗洛伊德從前常去的煙鋪前，叫住一個矮個子的男人，他穿著米色的風雨衣，圍著淺咖啡條子的羊毛圍巾。他莊重地拿著一把傘，好像拿著一根名貴手杖。他看上去是個溫和的維也納男人。我問他去煤市怎么走。他看看我手里的地圖，微微一笑，說：“您這是要去戴曼點心鋪吧。”
“是啊，下午，去吃點心。”我說。
他歪歪頭，表現出羨慕的樣子，說：“啊，這會兒正是時候。”
他直接指給我看去戴曼點心店的路，特別指出：“您能看到它的店幌子上有兩個K，那是皇家點心鋪的意思，比哈薩的蛋糕鋪高級。”
“哪一種點心最好吃，按您的口味？”我問。
“很難選擇。很難。這和您什么時候吃，怎么吃，和誰在一起吃，都有關系。”他說。
告別的時候，他祝我好好享受這個下午。
戴曼點心店的底樓，四周都是鏡子和貝殼飾紋，淺淺的灰綠色被金色的巴洛克裝飾線精巧地壓著。窗外雨中濕漉漉的街道襯托著店堂里的溫暖、干爽。焙烘著的面團發出新鮮的麥香，奶油和糖霜的氣味，融化了的巧克力黏糊糊、強烈的可可氣味，沒有加牛奶的咖啡清冽、尖銳的芳香，還有用糖腌了的各色水果焙烘時散發的酸甜，在這樣的氣味里，遙遠童年時代對甜品的渴望全部都在舌頭上蘇醒過來。
人們舒服、滿足地帶著小小的饑渴，在大理石的小圓桌前坐著，將自己干凈的手放在桌面上。小時候，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將手平放在桌面上，等待甜點心被端上來。小圓桌前坐滿了這樣的人。靠我椅子的一桌人說著法語。長桌上的人，看上去像是中學同學聚會，都是一樣年齡的老先生們，彼此的態度卻是少年人那樣的親昵，而且喧嘩。有人在桌上，像我一樣放著揉皺了的自助旅行書，那一定是沖著那兩個K而來的游客，東張西望的，在椅子上擰動身體。還有穿著體面的女人，帶著孩子來這里，他們當然是一家人，大人孩子都穿得這樣莊重，應該是在慶祝什么紀念日。他們讓我想起維也納小說里的描寫：交際花每年在自己心愛的人生日之際，都帶著自己和他的私生子來這里吃點心，然后去歌劇院看戲。她用這樣的方式來紀念自己的愛情。那是《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里的故事。
我偷偷打量他們，好像他們是從1920年茨威格的小說掉出來的。窗外斜雨霏霏，迷蒙一片。他們穿著燙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母慈子孝的樣子，一切都合乎舊時代的禮節。那母子倆輕聲交談著，好像母親在告訴孩子不同點心的不同口味，以便孩子選擇。那母親的頭發有些發紅，那是猶太血統的標志嗎？故事里的女人是個猶太女人，但那是在大戰前，維也納的猶太人，大多早已在戰時死在波蘭的集中營里了。
戴了雪白扇形小帽的女侍者，從陳列著上百種傳統皇家甜點心的柜臺上拿來我點的蘋果餡餅。將柔軟的、新鮮的點心放在舌頭上，用上頜頂著，小心翼翼地移動舌頭，慢慢碾碎它，它融化開來，溫暖的香味在口腔里向鼻腔升上去。
那天，是布什開打阿富汗的后一天，電視新聞里一次次地播著炸彈在夜幕里閃閃發光地爆炸的情形，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逼到眼前的戰爭。但在點心奇妙的香味里，戰爭仍舊顯得那么荒唐，讓人對它集中不起心思。吃點心，配英國茶，或者不加奶的咖啡，嘴里才會保留清冽，保留對味道的敏感。我那時這樣想。當時，戰爭是否會導致整個穆斯林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全面戰爭，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但是坐在香噴噴的點心鋪里，我的心情就是緊張和憂慮不起來。過了六十年，我的心情與茨威格在回憶錄里寫到的兩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維也納人的心情并沒有太大的不同。
維也納就是經歷了那么多，還是纏綿于享受中。它像一塊巨大的沼澤地，只要你走進去，就會陷進去。
我知道我有點想維也納，所以我買下那本有太多德文，我幾乎看不懂的圖畫書。柏林秋天的下午，天早早就要黑，滿城灰色。而維也納即使下雨，也是灰綠色的，它那樣柔和。在柏林想維也納，那真是極自然的事，也是極放任自己的事。柏林硬，維也納軟。柏林嚴肅，維也納妖嬈。柏林激勵你上進，而且給你機會，維也納鼓勵你細膩，怎么細膩也不過分。在柏林你不得不讓你的意識很合乎邏輯，盡可能理性，做一個有秩序感的人。在維也納你可以無窮無盡地翻檢你的潛意識，將一切乖張的行為統統推給它，自己則可以體面地全身而退。在柏林得做個一板一眼負責的人，但在維也納，脆弱和崩潰本身就是正當的理由，有了弗洛伊德和他的病人們，茨威格和他小說里的女人們，克里姆特、瓦格納和他們那些陰郁、充滿情欲的金色曲線，千奇百怪的隱衷都可以得到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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