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新的方式卻沒有被發明出來。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處境。”
◎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作者，鮑曼生前Zui后的睿智對談。
◎ 21世紀偉大的社會學家X犀利記者，智力交鋒，獻給我們一代人的思想小書。
◎ 一份寫給當代人的睿智生存指南：關于今天的人的境況，關于我們當下的生活。
※ “當今用英文寫作的偉大的社會學家”鮑曼的睿智對談
思想碰撞，棋逢對手，匯成一份給當代人的睿智生存指南。
從不同側面描寫人類的生存境況：新中產的不穩定感、互聯網同溫層……
※ 暢聊當今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愛情、家庭、身份、權力、當下與未來……
記錄1933—2016年重要事件，“二戰”“經濟危機”“數字時代”“新窮人”……
以冷靜的局外人與熾熱的參與者雙重視角，洞察這一流動、變化的世界。
為懸浮在不安全感的一代人，提供對自身處境的新認知，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思考方式。
※ 一本小書，關于鮑曼畢生工作的珍貴談話，犀利見智
從軍隊少校到大學教授，從實踐者到思想者，鮑曼從未停止思考。
鮑曼并不直接提供解決方案，而是鼓勵大眾更好地認識已經發生、正在發生，以及將要發生的事實和真相。
※ 辛辣的幽默感，史詩般的世界觀，化陰郁為光明的罕見天賦
一直活潑敏銳，始終心懷希望，做悲觀的樂觀主義者，這是鮑曼通過文字傳達給我們的力量。“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會毀滅，我還是會種我的蘋果樹。”
※ 一場精彩智趣的“世界上偉大的播客”，卡夫卡、弗洛伊德、萊姆、昆德拉 紛紛冒泡……
“思想始于異端，繼而化作正統，止于迷信。這是歷史上一切思想的命運。卡夫卡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它們已經成為古希臘意義上的‘定見’。它們是人們普遍持有的意見。”
愛與性別
選擇伴侶：為什么我們正在失去愛的能力
彼得▪哈夫納（以下簡稱哈夫納）：讓我們從最重要的事情開始：愛。您說我們正在忘記怎樣去愛。什么讓您得出這個結論？
齊格蒙特▪鮑曼（以下簡稱鮑曼）：在網上找伴侶的趨勢隨網上購物的趨勢而來。我自己就不喜歡去商店；大多數東西，比如說書、電影、衣服，我都在網上買。如果你想要新夾克，購物網站會推給你一個目錄。如果你想找伴侶，約會網站也會推給你一個目錄。消費者與商品之間的關系模式變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模式。
哈夫納：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以前，人們會在農村的節慶活動上，或者，如果你住在城市，會在舞會上遇見自己未來的生活伴侶。其中也會涉及個人偏好，不是嗎？
鮑曼：對害羞的人來說，互聯網肯定有幫助。他們不必擔心在接近女人時會臉紅。在網上，他們更容易建立聯系，也不會那么拘束。但在線約會與試圖按自己的欲望來定義伴侶的屬性有關。人們根據對方的發色、身高、體型、胸圍、年齡，以及自己的興趣、嗜好、偏好和厭惡來選擇伴侶。這背后的想法是，我們可以用大量可測量的生理和社會屬性組裝出愛的對象。我們忽視了決定性的因素：人。
哈夫納：可就算以這樣的方式定義自己的“類型”，一旦與真人見面，一切不也都會發生變化嗎？畢竟，那個人不只是這樣的外在屬性的總和。
鮑曼：危險之處在于，關系模式的形式變了。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人與日用品的關系。我不會發誓對一把椅子忠誠——為什么我要發誓將這把椅子當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如果我不再喜歡它，我會買一把新的。這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但我們學會了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當我們遇見更有魅力的人時，會發生什么？就像對待芭比娃娃一樣：一旦新品上市，我們就會把舊的換成新的。
哈夫納：您的意思是，我們過早地分開？
鮑曼：我們進入一段關系是因為我們期待從中得到滿足。如果我們覺得另一個人會給我們更多的滿足，我們就會結束當前的關系，開始新的關系。關系的開始需要兩個人之間的約定。結束它只需要一個人。這意味著伴侶雙方都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之中，害怕自己會像過時的夾克一樣被拋棄，被遺棄。
哈夫納：好吧，任何約定從性質上說都是這樣。
鮑曼：當然。但以前，就算一段關系不令人滿意，要斷絕它，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離婚很難，實際上，也不存在婚姻的替代選項。你們受苦，可你們還是得在一起。
哈夫納：那為什么分開的自由會比被迫在一起的苦惱更糟呢？
鮑曼：有得必有失。你有了更多的自由，但你會因為你的伴侶也有更多的自由這個事實而受苦。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生活，其中，人們按租購的模式來形成關系，結成伴侶。可以丟掉關系的人不需要努力維持關系。人只有讓對方滿足，才會被認為是有價值的。這背后是這樣一種信念：持久的關系會阻礙人們追求幸福。
哈夫納：而就像您在您那本關于友誼和關系的書《流動的愛》中說的那樣，這是錯誤的。
鮑曼：問題在于這是“轉瞬即逝的愛”。在動蕩的時代，你需要不會讓你失望，在你需要的時候會陪在你身邊的朋友和伴侶。在生活中，對穩定的渴望是重要的。臉書一百六十億美元的市值就是建立在這個需求之上，人們不想獨自一人。但同時，我們又很怕投入，怕被糾纏，怕被束縛。我們害怕錯過什么。你想要一個安全的港灣，但同時，你又想保持自由。
哈夫納：您和雅妮娜▪萊溫森的婚姻持續了六十一年，直到她于2009年去世。在她的回憶錄《歸屬之夢》（A Dream of Belonging）中，她寫道，在您和她第一次邂逅之后，您就一直在她身邊。每一次，您都會感嘆說“多么幸福的巧合啊”，您碰巧要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她告訴您她懷孕了的時候，您在街上跳起了舞并親吻了她——當時您身穿波蘭陸軍上尉軍裝，這個舉動還引起了一陣轟動。雅妮娜還寫道，甚至在結婚數十年后，您還會給她寫情書。什么才算是真愛？
鮑曼：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時候，我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尋找了。那是一見鐘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愛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為一體的那種難以捉摸卻又無法抵擋的快樂，是在不只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變的快樂。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感覺。這種快樂很難獲得。如果你一直處在只對自己感興趣的利己主義者的孤獨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
哈夫納：因此，愛需要犧牲。
鮑曼：如果愛的本性就是愿意站到你愛的對象那邊，支持她，鼓勵和贊美她，那么，情人就必須做好把自利放到第二位，放到被愛者之后的準備，就必須做好把自己的幸福當作次要問題，當作他者的幸福的附帶問題的準備。用希臘詩人琉善的話來說，人“把自己的命運抵押”給被愛者。與常識相反，在愛的關系中，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對立并非不可調和。它們會統一、融合，最終不分彼此。
…………
權力與認同
現代性：論被迫非己，或變成別人
哈夫納：在批判當今猖獗的消費主義的語境中，您討論過身份認同如同時尚配飾的想法。您說，消費社會使人難以幸福，因為它依賴的，就是我們的不幸福。
鮑曼：在這個語境中，“不幸福”這個詞太大了。但每個市場經理都會堅稱，他的產品能讓消費者滿意。如果是真的，我們就不會有消費經濟了。如果需求真的得到滿足，那就沒理由搞產品迭代了。
哈夫納：1968年的左翼把這稱作“消費主義的恐怖”。消費和消費主義有什么區別？
鮑曼：消費是個體的特征，消費主義則是社會的特征。在消費主義的社會中，想要、企求和渴望某個東西的能力脫離了個體。它被物化了，這意味著，它變成了個體之外的一種力量。要抵抗這種力量是很難的，或者說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都受制于它。滿足所有商業創造出來的需求的欲望變成一種把社會凝聚為一個整體的癮。
哈夫納：具體來說，這意味著什么？
鮑曼：想理解這點，需要對歷史進行考察。在十九世紀末，許多工匠失去他們的工坊，從而陷入貧困。但新的工廠所有者——正是他們的行動導致了這一發展——又發現很難找到足夠的工人。只要每天還有面包吃，他們就不會愿意服從工廠所要求的紀律。現代市場經濟的先驅害怕工匠。今天的消費經濟畏懼的鬼怪就是傳統的消費者，因為傳統的消費者滿足于她/他購買的產品。而確切地說，與先前的消費形式形成對照的是，消費主義把幸福與欲望數量的增長——而非需求的滿足——關聯起來。這個增長要求不斷快速地用新的東西來滿足這些欲望。雖然消費主義社會宣稱滿足消費者是它的目標，可事實上，得到滿足的消費者是它最大的威脅，因為只有它的成員沒有得到滿足，它才會繼續繁榮。營銷的主要目標不是創造新的商品，而是創造新的需求。這就是為什么片刻之前還是最新樣式，還被廣告描繪為欲望對象的產品，突然就會被嘲諷為“過時”的東西。下至五歲大的兒童，就被消費社會朝著不知足的消費者的方向訓練了。星期天，他們會和父母一起，去一個充滿有趣的、令人激動的、誘人的商品的世界中購物。一旦厭倦，他們就會把買回來的東西扔掉。
哈夫納：市場不只包括商品，也包括消費者。就像您說的那樣，他們也被商品化了，這又把我們帶回認同問題。
鮑曼：消費主義文化以這樣一種壓力為特征：被迫成為別人，去獲得在市場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營銷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設想為商品，設想為能夠吸引客戶的產品。成熟的消費主義社會成員本身就是消費品。可矛盾的是，這種強迫——它強迫你去模仿當前市場銷售者兜售的“值得擁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認同——不被認為是外在的壓力，反而被認為是個人自由的表現。
哈夫納：今天，許多年輕人一心只想靠在Youtube上發視頻或其他一切手段出名。至于還可以從事什么事業，他們沒有具體的想法。這意味著什么？
鮑曼：對他們來說，出名意味著登上成千上萬份報紙的頭條，或出現在成百萬上千萬個屏幕上，變成人們談論的對象，被注意，被需要——就像他們自己想要的光鮮亮麗的雜志上的包包、鞋子和小玩意兒。把自己變成一件人們想要的、可以營銷的商品，能增加一個人在競爭中獲得最多關注、名聲和財富的機會。這就是編織今天的夢想和童話的材料。
哈夫納：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的說法，身份認同不再是一個根的問題。相反，他用了錨的隱喻。和拔出自己的根、把自己從社會的監護中解放出來不一樣，起錨既非不可逆轉，也不是什么決定性事件。您不喜歡這種說法，為什么？
鮑曼：只有在我們不再是我們現在所是的情況下，我們才能變成別人，所以我們必須永遠拋棄我們先前的自我。因為新的選擇源源不斷地出現，不久之后，我們就會認為當前的自我過時了，令人不滿意，讓人不舒服。
哈夫納：改變我們之所是的能力不也蘊含著解放的力量嗎？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新西蘭，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仍是人們的箴言：重新發明你自己！
鮑曼：當然，這一策略并不新鮮：遇到困難，掉頭逃跑。人們總試圖這么干。不過，新鮮的是，通過從產品目錄中選擇一個新的自我來逃離自己的欲望。起初向新的地平線邁出的自信腳步，很快就變成強迫性的常規套路。解放性的“你可以變成別人”，變成了強迫性的“你必須變成別人”。這種義務的“必須”感，和人們追求的自由可不像，許多人也因此發起了反叛。
哈夫納：自由意味著什么？
鮑曼：自由意味著一個人能夠追求自己的欲望和目標。流動現代性的時代以消費為導向的生活藝術許諾了這個自由，卻未能履行承諾。
……
哈夫納：那么，我們為我們享受的自由犧牲的安全是什么？
鮑曼：如今，我們要負責尋找并非我們創造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這點上，我總會回到已故的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他說，今天的個體必須用自己的才能和創造力來為社會的問題尋找個體的解決方案。與先前的時代形成對照，這些問題不再是地方性的，產生于巴黎、柏林或華沙，相反，它們是全球性的。我們無處可逃。就像西班牙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說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流動空間”。一切都在流動。問題也在流動，它們的原因是超領土的，并且它們不受地方的規則和法律約束。覺得自己受到限制的企業家可以隨時跑到別的地方，或把自己的資本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哈夫納：對雇員來說就不那么對了；他們的流動性沒那么高。這就是人們抗議全球化的原因。
鮑曼：因此在大多數國家，我們都聽到了期盼強政府的呼聲。人們受夠了不受限制的自由，因為這樣的自由附帶風險。沒有風險就沒有自由。社會在很大程度上私有化、個體化了。按法律規定，我們都是個體。我們無法擺脫個體的義務；我們被要求承擔這些義務。一方面，這是好事。我們能為自己服務，能自己決定成為什么樣的人。可另一方面，我們又持續地受挫。我們經常覺得自己不足。這使個體成為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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