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主題的方式呈現了黑死病時期的歐洲狀況, 聚焦于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各種需要面對死亡的地方: 家庭、教堂和墓地、村莊、害蟲屋、街道和道路等。作者帶領我們進入醫學院的教室, 在那里, 正在教授著關于黑死病的錯誤理論, 醫學生們即將開啟徒勞無用地治療受害者的職業生涯; 進入市政廳的議會大廳, 在那里, 市民領袖們苦苦思索如何預防和治療黑死病; 進入教會和教堂, 在那里, 主教和神父們一遍遍地重復著神的啟示, 但卻無助于緩解病情……作者選取了那一時期的生動例子, 盡可能地以目擊者和受害者自己的話來呈現當時的景象, 為我們還原黑死病陰影下的歐洲日常生活。
第六章 在傳染病院
無論人們曾經多么強烈地想要相信瘟疫源自上帝的烈怒、天體的合相或者污濁的空氣，但他們都決定迅速行動起來，仿佛瘟疫是在人與人之間或者通過“受感染”的物品直接傳播一樣。在《十日談》一書中，薄伽丘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說有頭豬在一名染疫死者的衣物中拱來拱去覓食，然后很快就染病死了。當時的人認為，接觸[touch，它是“傳染”（contagion）一詞的由來]、呼吸、體味，甚至是所謂人們眼中發出的光線，都會傳播這種疾病。人們逃離的時候，不但是避開了污濁的空氣，也是逃離了身邊有可能讓他們“染上”鼠疫的病人。1348年和1349年，薄伽丘和其他許多作家都評論過父母遺棄子女、兄弟相棄等諸如此類的現象——這顯然是一種道德淪喪，但在人們確實有可能感染疾病的時候，也是一種謹慎的自我保護行為。市政當局往往會慢慢地將這種理論的含義變成官方舉措，可一旦這么做了，當局就會用一種常常看上去很不人道的野蠻態度行事。第一步就是把病人隔離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是將那些有可能已經染病的人隔離起來。官員們最終還擴大了“封閉”的范圍，給患者興建了特殊的住處；這種住所常常不過是位于城墻之外的棚屋罷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局接管了一些更大的場所，比如醫院和修道院，將它們用作鼠疫醫院。最后，一些較大的城市興建了專門的“傳染病院”，用于收治患者和隔離潛在的感染者。到了17世紀中葉，歐洲各地的官吏都在拼命地采用所有的這些措施。
封閉措施
自愿隔離
1665年7月14日，正值鼠疫席卷各地之時，倫敦的一位雜貨商把自己、妻子、兒子、3個女兒和1名學徒全都鎖在了家里。此人已經儲備了充足的食物、水和藥品，靠一名一直守在雇主家窗外的仆人亞伯拉罕(Abraham)與外界保持著聯系。亞伯拉罕送來他們所需的給養或者最新的“死亡名單”(Bills of Mortality)時，雜貨商會打開二樓的一扇窗戶，向外發射火藥以凈化進入的空氣，然后用一只籃子把東西吊上來。那位仆人會點硫黃或火藥對收到的信件進行熏蒸，并且噴上醋，然后才裝入籃子里吊上去，而雜貨商打開信件之前還會熏上一次。最后，亞伯拉罕染上鼠疫死了，一名老婦又向這一家子推薦了一個叫作托馬斯·莫林斯(Thomas Molins)的仆人，后者已經感染過鼠疫，卻幸存了下來。這一家人開始遭受壞血病之苦后，莫林斯給他們送來了檸檬與酸橙。其間家里有人感冒時，他們嚇了一大跳，不過全家人都活了下來。莫林斯死后，一個全家都已去世的巡夜人接替了他，直到當年12月這一家子搬到了倫敦的郊區。這一行動是雜貨商根據官方發布的“死亡名單”中顯示的死亡趨勢而采取的。
我們可以把這種類型的自我隔離與倫敦一位內科醫生，同時也是塞繆爾·佩皮斯鄰居的伯內特醫生(Dr. Burnet)的自我隔離之舉比較一下。1665年6月11日，佩皮斯曾步行經過那位醫生的住宅：
看到可憐的伯內特醫生家的門是關著的。但我聽說，左鄰右舍對此人都頗為感激，因為是他本人率先發現(仆人威廉感染了鼠疫)，然后主動把自己關在家里——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做法。
伯內特后來被人指控說他誤殺了威廉，并在同年8月25日死于鼠疫。佩皮斯覺得這件事情的發展相當“奇怪，他的仆人早就死了，這個月他家又開門了。如今他本人也死了——真是個不幸的可憐之人”。實際上，伯內特是在對一名鼠疫患者進行了尸檢之后死去的。
第三個例子無疑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那就是英國德比郡(Derbyshire)伊亞姆村(Eyam)的全村隔離。雖然那里遠離倫敦，但伊亞姆的村民還是感染了瘟疫。據說，是1665年8月從鼠疫肆虐的首都運來了一車布匹，他們才染上了鼠疫。收到這批布料的裁縫第一個死去，接著又死了很多的村民。時年28歲的牧師威廉·蒙佩松(William Mompesson)肯定地告訴大家，說最好的辦法就是他們全部留下來，不要逃跑。于是，所有的村民都留在那里，承受著鼠疫肆虐帶來的苦難。伊亞姆的村民與鄰村之間設立了一道防疫封鎖線，無人可以越過，而村民所需的給養則會放在指定的地點。伊亞姆的村民靠著附近村莊的施舍生活，反過來，其他村莊則因伊亞姆村的犧牲而得以幸免。村中的母親親手埋葬了孩子，兒子則親手埋葬了自己的父母。這場瘟疫持續了14個月之久，奪走了大約260位村民的性命，在最鄰近的地區幸存下來的還不到100人。
歐洲的強制隔離
選擇主動隔離自己、家人或者所屬的群體是一回事，用武力強制實施這種隔離則是另一回事。1348年首度出現一些鼠疫病例之后，米蘭便開始采取強制隔離措施了。當時的米蘭政府由領主貝爾納博·維斯孔蒂(Bernabò Visconti)領導，而不是由民選議會統治，所以能夠迅速而毫不手軟地采取行動。他們把最初發現的少數患者及其家人都封鎖在自己的家里，直到所有人都死去，或者幸存下來的人證明身體健康才作罷。阿尼奧洛·迪·圖拉(Agnolo di Tura)曾報告說，當時只死了3戶人家，因此米蘭并未遭遇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種種可怕厄運。不過，在后來的瘟疫中，米蘭沒有再度獲得成功，而在15世紀晚期以前，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沒有效仿米蘭的做法。
不論是由于空氣污濁的理論、缺乏可供組織的資源，還是隔離對人類尊嚴的侵犯，反正中世紀晚期沒有幾座城市采取過這種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倡導這種政策的政府——比如維斯孔蒂領導的米蘭、大公治下的佛羅倫薩以及伊麗莎白治下的英格蘭——都屬于組織有序的威權政府。就許多方面而言，這種行為也反映出了政治理論與實踐中冷酷無情的新基調。有很多16世紀早期由荷蘭人文主義者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所寫的信函存世，他在其中一封中描述并討論了強制隔離帶來的道德問題：“在意大利，瘟疫跡象甫一出現，房屋就會上鎖封閉，照料患者的人也會被隔離起來。有人說這樣做很不人道，可實際上，這才是最高的人道，因為正是有了這種預防措施，瘟疫才得以被遏制，才只有少數人死亡。”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里，這種做法一直都飽受爭議。
1557年，荷蘭的鼠疫患者都受到了嚴厲的對待。家人雖然可以決定是否留在家里照顧患者，但一旦留在家里，就不能再出來。當局會用一條上鎖的鐵鏈和一道籬笆，將整座房子圍起來，還會在門上掛上一束稻草，作為標記。從那時起，萊頓的稻草商就不準再用稻草捆的實物來做廣告了，此時，他們只能展示繪制出來的稻草圖片。海牙(Hague)的鼠疫患者家門上會標有“PP”字樣，表示“有瘟疫”(plague present)；在魯爾蒙德(Roermond)，當局則把印有“耶穌”一詞的錫板貼在瘟疫患者家的前門上。所有門窗必須一直關著(這是一種常見的規定)，只不過，荷蘭人每天可以把門的上半部分打開一小段時間。凡是去過患者家里的人，此后的兩個星期內在公共場合都須攜帶一根白色手杖。最后一位患者死亡或康復之后的6個星期里，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可以離家去購買東西或到教堂去做禮拜，但在阿姆斯特丹，他們只能到圣安東尼禮拜堂(St. Anthony’s Chapel)去。這些人也須攜帶一根白色手杖，并且不能靠近水井或者其他的水源地。
在英格蘭的發展
倫敦將鼠疫患者隔離起來的做法始于1518年紅衣主教沃爾西治下。但是，在伊麗莎白女王的政府之前，這種措施只偶爾實施過；該政府在一個瘟疫之年成立后，便開始采取更加有力的協調措施，來遏制瘟疫的影響。1568年，鼠疫患者的住宅要封閉20天，且不管有病沒病，患者的所有家人都必須關在家里。他們的門上都釘著一張寫有禱詞的紙：“主啊，請憐憫我們。”一個由教區支付工資的“誠實孤身者”每天給他們準備食物，并且在需要的時候去請掘墓人。必要之時，食物的費用由市政府支付，而官員們會把患者的所有衣物和被褥付之一炬。1578年，英格蘭再度實施強制性的瘟疫法令，將隔離期延長到了6個星期。這種趨勢還在朝著更加嚴格的強制隔離措施發展：1604年，議會宣布巡夜人可以使用“暴力”來約束隔離者，身上帶有明顯的鼠疫瘡疤的人若是外出到公共場合，有可能被視為罪大惡極者并被處以絞刑，身體健康的隔離者若是被人發現非法外出，則有可能被當成流浪漢而受到鞭笞。英國的地方城鎮在實施這項政策時都碰到了問題，尤其是在供養那些無力謀生的貧困隔離者方面。1593年向郡里尋求幫助時，萊斯特的市長曾對亨廷頓伯爵抱怨說，他們很難獲得供養貧困隔離者的資金，應對瘟疫的支出已經上升到了500多英鎊。該市當時正在為每家每戶提供“肉、酒、火炭、蠟燭、水、肥皂，(以及一個)看守”。不過，即便是國家的首都，也沒有會獲得支持的保證。1593年，倫敦的清教徒威廉·雷諾茲(William Reynolds)曾給伊麗莎白女王手下的伯利勛爵(Lord Burghley)寫了一封措辭尖刻的信稱：
據我本人所知，有位患病的孕婦即將生產，在極大的痛苦中掙扎，她和孩子都死了，竟然沒有一個人前去施以援手。啊，你們是狗，啊，你們是魔鬼，你們是壞透了的惡棍，用野蠻的方式把患者鎖起來，毫不顧及他們，在他們需要的時候也不去看一看。
差不多與此同時，言辭同樣犀利且早期曾當過疫病醫生的內科醫生西蒙·福爾曼(Simon Forman)發現，自己竟然跟一位明顯已經染病的仆人被關在一起隔離；對此，他感到極不高興。在后來撰寫的一本瘟疫小冊子里，他曾如此悲嘆說：
啊，一個國家里那些可恨的毛蟲是多么惡毒啊。他們也許認為，我既沒有用金錢買通瘟疫，也沒有出國去探尋疫病。可這是至高者(上帝)降下的……上次瘟疫期間，我沒有從他們身邊逃離，當時他們曾因我的存在和建議而感到歡喜。那時我既沒有不憐憫任何人，也沒有像他們對待我一樣，把我家的大門關上。
1604年，索爾茲伯里(Salisbury)有20%的人都被隔離了(411戶，共計1300人)，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一個小村莊斯通村(Stone)里，則存在著115戶隔離家庭。富人試圖通過隱瞞染疫死亡的情況來逃避隔離，連一些不可一世的權威人士也耍過這樣的花招。1604年，格洛斯特的市議員約翰·泰勒(John Taylor)家里有名仆人死于鼠疫，這一家子便偷偷地把仆人埋掉了。第二名仆人也染上了此病，并且接受了一位女性醫生的治療。在一場晚宴上，這名染病的仆人甚至侍候過格洛斯特的好幾位市政領導人。直到這名仆人和另外幾人都死了之后，這一欺騙行徑才暴露出來。泰勒被罰了100英鎊，而泰勒家也被封閉隔離起來了。然而，泰勒的兒子竟然破門而出，并且威脅說不管是誰，要是再想把他家的房子封上，他就開槍打死這個人。治安官抓住了他，把他關到了該市的牲口棚里。
1665年“大瘟疫”期間，倫敦繼續采取這種措施，而人們的爭論也依然很激烈。有些人埋怨說，這是用犧牲病人的辦法去挽救健康的人；有些人聲稱，這種做法觸怒了上帝，延長了疫情的蔓延時間；還有一些人則指出，這種政策的作用實際上適得其反。在一本名為《封閉染病之宅》(Shutting up Infected Houses)的小冊子中，姓名不詳的作者曾指出：“傳染可能導致了數千人死亡，可封閉已讓數萬人喪生。”20年之前，英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Ⅰ)的專職教士約翰·費爾蒂（John Fealty）曾為“他相識的一位貴婦”寫下了《抗疫之淚》。此書在“大瘟疫”期間重印，發行量極大：
瘟疫吞噬了一切，哀鴻遍野。于是，訪客就這樣死了，卻不知死因是什么。疾病在召喚，饑餓在呼喚，匱乏在呼喚，痛苦在呼喚。一切都匯集起來，匯集在可怕的和諧中，匯集在恐怖的不和里，召喚著我們的崩潰，歡呼著我們的毀滅。
在封閉的房屋內部，惡臭的氣味一定極其難聞，因為人與動物的正常體味與用于熏蒸的東西點燃之后散發的煙霧混合在一起，有硝石、焦油、煙草、樹脂、硫黃、火藥，以及較富裕家庭所用的香木、較貧困家庭所用的舊鞋子和皮革廢料。難怪人們會反對當局的做法，難怪會出現像年輕氣盛的泰勒或同樣實行隔離政策的德國漢堡(Hamburg)市那3個破門而出、逃到鄉下的人。后來，官員們發現那3人因染病而死在一座谷倉里，便立即將那座谷倉燒掉了。1665年那場“大瘟疫”暴發的半個世紀之后，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撰寫了他那部令人震驚的“史書”兼警世故事《大疫之年日記》；當時，法國的馬賽正在經受一場特別恐怖的鼠疫。笛福筆下的主人公H. F.承認在個人自由與公共需求的平衡方面存在問題，卻根據3個理由大力抨擊當局采取的隔離措施：民眾紛紛逃走，所以這種措施沒有起到作用，把健康的人與病人關在一起既不人道，“從醫學上來看也是反常的”，那些感染了疫病卻沒有出現癥狀的人仍然自由來去。H. F.認為，自愿隔離很好，但強制隔離徒勞無用。盡管如此，恐懼仍是一種強大的推動因素：在離鼠疫肆虐的伊亞姆村不遠的布內爾(Bubnell)，有位病人被左鄰右舍懷疑是感染了鼠疫，于是他們便在此人的家門外安排了一名守衛，若是病人想走出家門，守衛就會用石頭砸他。醫生檢查之后卻證明，此人僅僅是得了感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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