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對自然節律的把握，其源起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通過對《夏小正》《詩經·七月》《逸周書》《管子》《呂氏春秋》十二紀，以及各種出土材料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自先秦開始，民眾對月令經驗的總結和積累日益深厚，官府以時序政的模式不斷成熟，知識精英也從不同層面推動月令文化品質的提升。這為《月令》被采擇編入《禮記》，實現由諸子百家言向經學的躍升奠定了基礎。漢代倡行以經治國，在行政改良、法制損益、禮制改革等方面，不斷援引《禮記·月令》，從而將天子施政的立意，從樸素的因自然提升到神圣的順天意高度。然而，隨著國家力量的變遷、社會結構的演化，地方豪族不斷興起，并逐步取代基層官吏，成為地方社會日常生產的組織者、生活的管理者。他們組織依附民及族民,依時有序地開展農業生產、手工副業、商品買賣和文化教育等。這種轉變在《四民月令》中得到具體而集中地呈現,此后，一系列地方歲時記不斷涌現。由此,秦漢月令實現了從王制到民時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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