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環境政策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環境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傳導機制：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環境政策模擬》逐層構建并求解了7個哈密爾頓動態優化模型，深刻揭示了環境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傳導機制。明確了社會資本自身的運動和內生積累過程，使社會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得以具體化、內生化。實證研究了社會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績效，并通過了面板估計與GMM比較的穩健性、可靠性檢驗。
萬建香，管理學博士，江西財經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青年骨干教師。主要講授“計量經濟學”“經濟數學模型與仿真”。曾在美國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在站博士后。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意義
第三節研究思路與方法
第四節本書的關鍵技術和關鍵科學問題
第五節本書結構安排
第六節本章小結
第二章主要概念界定與文獻綜述
第一節主要概念的界定
第二節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與評價
第三節本章小結
第三章環境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與傳導路徑
第一節環境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
第二節環境政策與經濟發展傳導機制的影響因素
第三節演繹推導環境政策的傳導路徑
第四節本章小結
第四章不同傳導路徑上環境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機理分析Ⅰ——基于哈密爾頓優化模型
第一節一般理論模型的構建
第二節環境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分析
第三節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分析——MODEL1
第四節引入政府環境稅收的模型分析——MODEL2
第五節引入技術進步的模型分析——MODEL3
第六節引入人力資本積累的模型分析——MODEL4
第七節引人物質資本積累的模型分析——MODEL5
第八節引入社會資本積累的模型分析——MODEL6
第九節基于復合傳導路徑的模型分析——MODEL7
第十節本章小結
第五章不同傳導路徑上環境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機理分析Ⅱ——基于面板計量模型
第一節數據的收集與整理
第二節傳導路徑的存在性檢驗
第三節傳導路徑的有效性檢驗
第四節環境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績效彈性
第五節環境政策促進環境保護的政策績效彈性
……
中國的人均資源能源擁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卻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種“低擁有、高消耗”的發展方式，資源能源容量難以承載，如果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高消耗”及由此導致的“高排放”必將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同時，2009年12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規劃，標志著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既是江西省進位趕超、推進中部地區崛起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又可為全國其他地區探索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典范。另外，現有關于環境政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由于因素考慮不全、方法運用單一等原因，未能充分揭示環境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使得作用機理還具有很強的“黑匣”性。因此，研究環境政策能否促進、如何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以及鄱陽湖生態區的建設意義重大。
根據上述背景，本書基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理論分析，基于Hamilton優化模型的數理分析，基于空間計量的實證分析，提出并論證了三個命題：一是傳導路徑是存在的，即環境政策激勵生產要素積累進而促進經濟發展的傳導路徑是存在的；二是傳導強度是可度量的，即不同傳導路徑上給定環境政策激勵生產要素積累進而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度是可度量的；三是政策績效是可比較的，即不同環境政策對均衡增長率的影響度是可比較的。最后，根據所得結論，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環境政策進行了模擬：預測給定環境政策組合下生態區經濟、環境可能的發展狀態；設定生態經濟區經濟、環境戰略目標，模擬所需環境政策和相關條件，使鄱陽湖生態區建設發揮政策實驗室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議。本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同時對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具有重要實踐價值。
與國內外同類研究相比，本書的研究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逐層構建并求解了7個哈密爾頓動態優化模型，深刻揭示了環境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傳導機制
具體模型推進如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MODEL1（有環境外部性、無政府介入）；引入政府配套環境政策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MODEL2；引入技術進步的新經濟增長模型MODEL3（對應基本路徑1）；引入人力資本積累的新經濟增長模型MODEL4（對應基本路徑2）；引入物質資本積累的新經濟增長模型MODEL5（對應基本路徑3）；引入社會資本積累的新經濟增長模型MODEL6（對應基本路徑4）；將上述4種基本路徑綜合的新經濟增長模型MODEL7（對應復合路徑）。通過7個模型的逐個演化與推進，分析、比較了不同條件、不同路徑上環境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這是本研究的重要創新點之一。
（二）明確了社會資本自身的運動和內生積累過程，使得社會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得以具體化、內生化
將社會資本引入內生增長模型作為內生的原動力，并將其與污染環境稅率相聯系，從而以內生變量形式嵌入生產函數、嵌入Hamilton動態優化模型，使社會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得以具體化、內生化。同以往研究僅僅將社會資本作為外生經濟變量產生外部效應，而不考慮社會資本自身如何積累與內化相比，明確了社會資本自身的運動和內生積累過程（Owen and Videras，2006；Torgler and García-Valinas，2007）。關于社會資本的設定與研究，既解決了Owen and Videras（2006）和Torgler and García-Valinas（2007）未能反映社會資本自身積累與內化的問題，又解決了Roseta-Palma.C（2010）等未能將社會資本與環境政策的激勵作用、政府的價值導向、居民大眾的環保意識等相聯系，導致社會資本本質未能根本凸顯的缺陷。本模型所得的結論也極具說服力，社會資本積累的增長率為gs=（u3B0bτ）／g?（1－B0+s）／（1－B0）－ρ，其中b為政府公共設施投資比例，τ為環境污染稅率，u3為居民大眾關于環境質量的偏好參數，充分體現了政府、企業、公眾對于社會資本的決定性影響，符合社會資本積累內涵的界定。這是本研究的重要創新點之二。
（三）實證研究了社會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績效，并通過了面板估計與GMM比較的穩健性、可靠性檢驗
解決了現有研究（張紅芳2009關于社會資本的定性分析；吳曉璐2010解釋結構模型關于社會資本促進經濟增長的概念模型分析）僅是本質內涵界定與定性分析、實證研究幾乎沒有的缺陷。實證分析證明社會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的績效彈性非常顯著，遠遠超過了直覺意義上的人力資本、技術進步，面板估計與GMM比較則驗證了結果的穩健性、可靠性。因此，這一實證結論與第四章的數理分析，一并構成了社會資本積累研究的新嘗試。這是本研究的重要創新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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