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系作者的首部評論集，總字數在十九萬字左右，全書共分三輯，統攝文學現象思潮、作家論和作品論三個方面，展示出一個未來學者的寬廣視野。上編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現象與思潮的討論，其中涉及的主要問題有：現實主義在今天的可能性、偵探小說或歷史小說等亞文類與當代文學敘事的關聯性、青年作家的日常敘事等等。值得人們留意的都是他在解決與論述這些問題時所采取的方法。如在《現實主義語境中的先鋒寫作可能》與《人文性與文學性的和解》這兩篇文章中，作者都試圖將兩個看似矛盾的觀念把握成一個合題。在我們以往的研究中，現實主義與先鋒文學經常被描述成兩種截然對立的文學思潮，可是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就將先鋒文學化約為一種現實主義文學的自我更新。其中對文學史演變規律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論述的力度則來自于將思辨方法與藝術審美真正地結合起來。下編中作者主要論述了兩個現代作家與五位當代作家：林語堂、沈從文、劉震云、格非、寧肯、阿乙與王威廉。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寫作這一批文章的時候，其立意并不是為了去解決某些問題，而是一概帶有著現實意味的關切。從標題我們就能看出這一點，作者的寫作更偏向于“六經注我”而非單純的“我注六經”，他更關心的是學術如何凸顯個人與時代的關系。附錄部分收錄了作者關于反烏托邦小說、災難文學以及一篇重要文藝學文獻的繹讀。
清醒、覺悟的目光，在徐兆正的《拒絕想象》中看到了。
——劉震云
這些評論文字，犀利卻有理，扎實又實在，基于現狀而不忘夢想。我很愿意，向熱愛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讀者朋友，鄭重推薦這位優秀的青年批評家。
——李洱
哲學的素養和中西文學的熏陶，讓他的評論有極強的內在張力、寬闊的視野和很好的可讀性。一部高水準的評論集。
——洪治綱
機敏、凌厲、有如寒光四射的刀鋒。徐兆正這些充滿思辨和雄辯氣息的文字，讓我想到，真正的批評不僅僅是文學解讀和文學闡釋，更是一場和讀者共同進行探險的文學旅途。
——張莉
序
思辨與想象的和解
文學批評有自身的要求，準確的藝術判斷力，出色的理論思辨力，再加上表達的明晰性和準確性，這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學文學出身的學生，藝術判斷力會好一些，但理論思辨力相對要弱一些，他們的文章修辭性較強，但也容易流于現象的表面，難以深入，從而使得文字缺乏涵蓋力。學理論出身的學生，思辨能力強一些，但藝術感覺讓人捏一把汗，特別是對一個沒有研究過的新作品，缺乏準確的審美判斷，不管好的壞的都往理論深處拽，文學作品成了證明觀念的材料，審美判斷變成了邏輯游戲。我的學生大多數都是文學專業出身，藝術判斷力和文筆都不錯，但思辨力和理論深度都
有待提高。我內心希望能招一些思辨能力強的學生。徐兆正就屬于后者。
兆正讀碩士時的專業是西方哲學，畢業論文是關于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及其“消費社會理論”的。博士入學面試的時候，他說了一大通后現代哲學，導師組都暈了，就讓他說說德國古典哲學。聽到黑格爾和康德美學之類的，導師們都開始點頭。其實那不過是他的專業基礎課，跟文學系的學生談歌德席勒差不多。由西方哲學，進而癡迷于西方文學，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進入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之前，徐兆正就經常在一些專業報紙發表文章，在一些知名網站的文化版面也有專欄。寫得多，涉及面也廣，哲學文學文化，尤其是對現代主義文學情有獨鐘，普魯斯特福克納、羅蘭巴特卡夫卡、亨利米勒巴勒斯，都是口頭禪。有理論興趣，又熱愛文學，再加上喜歡寫，這些都很好，我唯一擔心的，就是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作家作品和歷史材料不熟悉。入學之后，我叮囑他多花精力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上。于是，他從魯迅到胡適到周作人，從林語堂到沈從文到廢名，再到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和作家作品，挨個兒過了一遍，并且很快就開始在《讀書》《當代文壇》《小說評論》《上海文化》《今天》等專業雜志上發表評論文章。兆正能在短時間里取得這么多的成績，不僅僅因為他熱愛文學研究這項事業，還因為他專心致志，大腦整天在高速運轉，問題總是蜂擁而至，讀書、思考、寫作，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讀博期間，他在報紙雜志發表論文和學術隨筆八十余篇，還獲得了由教育部頒發的國家優秀博士生學術獎。
有一天，兆正給我發來一個四五十萬字的自編文集電子版，讓我提意見。我覺得字數太多，第一本論文集，選稿要苛嚴一些。我建議他嚴格選稿標準，精選出一半文章，編一本自己滿意的書稿，于是就有了現在這個二十多萬字的評論集。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要是針對一些文學理論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比如傳統現實主義與先鋒文學的關系，比如當代敘事的困境與類型文學的關系，比如當代語境中文學性與人文性的矛盾與和解的途徑。這些都是很好的問題，就當代文學而言，頗具針對性。在這些文章中，兆正試圖將兩個看似矛盾的觀念，把握成一個合題。以往的研究中，現實主義與先鋒文學，經常被描述成兩種截然對立的文學思潮。兆正將先鋒文學描述為一種現實主義文學的自我更新機能。文章對文學史演變規律的分析，也令人耳目一新，既不是盲目高蹈的哲學思辨，也不同于通行的文學史敘事常軌。這種論述，在我看來就是大量的閱讀準備工作完成之后，在作家作品論的基礎上做出的進一步拓展，而其力度則來自將思辨方法與藝術審美相結合。下編是作家作品論，內容涉及許多中國現當代作家，比如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沈從文、劉震云、格非、寧肯、阿乙等。作家作品論，是文學系學生的內功所在，兆正做得認真，也很細致，顯示出較強的作品分析能力。甚至可以說，兆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四年中，除了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外，最大的收獲就是，彌補了哲學系學生文學文本分析能力的不足，讓思辨的根須深深地插進了審美經驗的土地之中，使之生根開花結果。
從篇目中可以看出，這部文學評論集里沒有詩歌評論。以我個人的偏見，一個合格的文學評論者，應該對小說、散文、詩歌等各種文體，都具有評價能力。兆正的博士論文選題剛好彌補了這個不足。他的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就是當代詩歌史問題，題目是《當代詩歌中的父與子——歸來詩群與朦朧詩群比較研究》。其中不僅涉及當代詩歌史的問題，更涉及不同詩人詩歌文本的細讀和比較。得到了答辯委員會專家的好評。
就在兆正博士畢業即將入職中文系任教的同時，傳來他的第一本文學評論集出版選題通過的消息。評論集以其中的一篇文章標題為書名，叫《拒絕想象》。文學想象力問題，應該是所有長于思辨者的一個心結，以至于出現矯枉過正的情形，也是常見的。思辨與想象的和睦相處，應該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邏輯思辨是人類思維進化的高階。自由想象，則將高階思辨，從僵化的必然中解放出來。“拒絕想象”，應該是在更高的意義和維度之上，對“自由想象”的超越。這也符合正反合的辯證法。兆正的新書即將付梓，我為他感到高興，同時，也祝愿他在美麗的杭州，教學科研和工作生活，一切都順利美滿！
是為序。
張 檸
2021年8月16日
寫于沙河高教園
001 序：思辨與想象的和解
005 我的批評觀
上 編
003 現實主義語境中的先鋒寫作可能
011 當代敘事與偵探小說的結構
一、從偵探小說到硬漢派文學與迪倫馬特
二、講述疑問重重的現代世界
三、偵破謎底與偵破人心
四、推理的真相與愛的悖反
032 歷史小說的共情和想象
044 日常書寫的六個面向
一、《去海拉爾》：日常生活的細節
二、《職業撒謊者的供述》：日常生活的審視
三、《從歌樂山下來》：日常生活的深度
四、《奔月》：日常生活的失蹤者
五、《消失的女兒》：日常生活的風格
六、《以父之名》：日常生活中的當代人身份
080 人文性與文學性的和解
一、奇觀的寫作與符號的寫作
二、“人文性”與“文學性”的內在矛盾
三、俗世經驗與審美經驗的轉換
下 編
095 林語堂的三重身份
一、自由主義者：對當前政治的批評
二、民族主義者：對本國現代性的充分肯定
三、普世主義批評家：對世界現代性的批評
114 在“有情”傳統中建立及重建自我
一、前半生的兩種“落伍”
二、“社會發展取突變方式，這些人配合現實不來”
三、后半生的三種“解放”
四、身份建構問題與自我覺醒問題
五、“時間勝利的故事”
136 劉震云創作脈絡辨
一、1979—1986：早期小說
二、1986—1991：“新寫實”時期
三、1991年迄今：故鄉寫作
152 “存在是我們的職責”
一、精英階層群像
二、先鋒敘事遺風
三、救贖的面向
170 城市與時代的精神現象學
一、一座城市的精神結構
二、勘探歷史理性
三、時代的心靈史
190 阿乙論
一、鎮與城
二、自由的寓言
三、為了一種新小說
附 錄
243 反烏托邦小說的敘述倫理
254 重審《作者之死》
266 拒絕想象
現實主義語境中的先鋒寫作可能
1932年，周作人應沈兼士之邀在輔仁大學做過八次講演，時于2月25日至4月28日之間。這一系列講演，后來據鄧恭三（廣銘）的記錄編為一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收在周作人的自編集里。此書基本上是作者以自身對文學的理解，系統講述中國文學史的一次嘗試，敘述的主線在“詩言志”與“文載道”兩端。在周氏的語境，“言志派”是出于個人情感而發的文學表達，“載道派”是系于社會目的而做的道統工作；“言志派”的關鍵詞是性靈，“載道派”的關鍵詞是教訓。一言以蔽之，“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① 。今天我們純粹地看待這種文學的分類，毋論其背后的思想動機或在場的歷史語境，大抵也可解釋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的發生學問題。
如若根據周作人此后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里的說法：“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② 那么在先鋒小說以前，諸如“朦朧詩”“傷痕文學”等藝術思潮，雖然看似“言志”，實則一概可以歸入“載道派”的文學中去。陳思和先生提出過“共名與無名”的說法，認為當知識分子思考的問題仍然由社會提供，且僅僅是時代的議題時，就說明他還處在一個共名的時代。這種思考與周作人的分類不謀而合。在新時期文學中，真正開啟一個作家獨立思索由文學自身提出的問題，應當始于先鋒小說。從馬原的《拉薩河女神》（《西藏文學》1984年第8期）開始的這一批作品，都是文學在特定時期趨向“言志”的體現。當然，所謂“言志”的說法可能也并不十分準確。《迷舟》里有什么個人感情嗎？《訪問夢境》的文本意義又在哪里？至于《有關大雁塔》，恐怕更是對意義本身的消解。這里便關系到先鋒文學中的“言志”問題。現在來看，敘述先鋒小說的特色，用區別于“目的”的“審美”去代替“言志”，要更為準確。
文學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先鋒作家正是根據這種藝術自覺，將文學切近地引向自身；從文學史的演進邏輯來看，返向自身的欲望，實際也是對此前諸種文學思潮（無論是80年代以前的現實主義文學，還是70年代末以降的“傷痕文學”）的根本拒絕，而它與西方文學史上現代主義對現實主義的反動如出一轍。現實主義是歷史本體論，現代主義則是作家本體論，后者借此實現了對線性敘事的克服以及向文本提供自足性的保障。然而，倘若以此看待，問題便愈加復雜了。當我們明確地將先鋒文學的起始之處限定在馬原于《虛構》中的那句宣言：“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而非劉索拉或徐星等新潮小說中處處表露的偏離與反諷姿態，進而堅持“偏離亦是時代的共名；只有在無名之處，文學才能達到反身的自覺（開始關注文本以內的元素：語言、敘述、聲音、距離……）”等想法之際，那么針對先鋒文學的歷史分期，便又從肯定性的現代主義過渡到了否定性的后現代主義了。
如馬原早期的一系列作品，他真正關注的事情便既非故事的內容（寫什么），亦非純粹的形式（如何寫），而是將寫作這一過程引以為寫作的對象（“敘述圈套”），由此公開鑿穿了虛構同現實的壁壘。這一點已然接續了芭芭拉·威利對后現代文本特征的總結：向讀者宣戰，向自我意識宣戰，夢想非歷史文學，對意義交流不感興趣。因此，廣義的先鋒文學固然屬于一種“言志派”文學，卻同時涵蓋了“有所言”的現代主義作品，以及“無所言”的后現代風格的文本。前者以劉索拉、徐星、殘雪的小說為代表，后者則以馬原、格非、孫甘露的小說為典范。以徐星的《剩下的都屬于你》為例，它是那種一望即知的80年代文學，遍布全書的插科打諢則是對以往文學建制的自覺抵制。朱大可稱其為“八十年代流氓敘事的范本”，也無妨說它的反英雄、反崇高、反道德，都不是在反對英雄、崇高或道德本身，而是在有意識地用被提至空前高度的幽默來重新恢復人的主體地位。在“有所言”這一脈里，作品或者有作者自述低回的影子，或者被寫成一份驚心動魄的生存寓言，但不論怎樣，文學與生活的敵意都或隱或顯地存在著，而在后一脈“無所言”的作品里，對峙的情形便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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