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化青年學者、翻譯家張猛隨筆集，從文學、電影等不同側面帶你走進迷人的俄羅斯文化深處。
如果要對張猛的這部隨筆集給出一個閱讀印象，那就是攜帶著詩性的文字回家。這不僅是因為作者談論的對象多為詩人，如別雷、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阿·塔爾科夫斯基、波普拉夫斯基等，更重要的是，作者使用的文字也是經過了精心的掂量和揣摩的，在詩性的過濾之后，它們體現出經濟、精準的特征，可以讓被評述的對象栩栩如生，躍然于和諧的節奏與豐富的細節之間。
——汪劍釗
《鏡子與迷宮：俄羅斯文化評論》是近年活躍于文壇和學界的青年學者、翻譯家、書評家張猛的精選文集，所收文章均話題新穎、十分耐讀，從白銀時代的作家和藝術家到當下的學者和文化人、電影和詩、歷史和雕塑、先鋒文學和大眾文化，紛紛成為作者筆下的有趣話題。張猛既具有開闊的文化視野，又善于窺斑見豹，其文筆豁達流暢，也充滿詩性。我鄭重推薦此書！相信此書將贏得眾多俄國文學文化研究者和愛好者、尤其是新一代俄國文學文化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歡迎和喝彩。
阿·塔爾科夫斯基：當詩人落后于時代
“土壤般的沉重，天空般的輕飄。”這是俄羅斯的研究者對阿爾謝尼·塔爾科夫斯基的詩歌做出的評價，聽起來十分極端。事實上，也的確很難把他的寫作和他的那個時代畫上等號。比起其他的蘇聯詩人，他太“古典”了，任何試圖在他的詩歌中找到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痕跡的嘗試最終都會落空。“后阿克梅主義者”“新傳統主義詩人”“俄羅斯宇宙主義的繼承者”，研究者加在他身上的這些稱號，使他更像是一個落后于自己時代的詩人；在精神氣質上，他是“白銀時代”的后繼者。
確實，塔爾科夫斯基成長于傳統的俄羅斯文學環境。他的父親雖然在銀行工作，卻是一個熱愛文學的民意黨人，掌握八種語言，曾經出版過詩集和小說。童年時，他便跟隨父親頻繁參加巴爾蒙特、索洛古勃、謝維里亞寧組織的文學晚會；創作活動的初期，他甚至還自詡為未來主義者，模仿索洛古勃、克魯喬內赫、謝維里亞寧等人的風格，寫了不少“怪異的”詩歌，以至于后來每當回憶起這段往事，他都會感到錐心的羞恥。
盡管得益于白銀時代的文學土壤，但年輕的塔爾科夫斯基并沒有得到這個圈子詩人的認可。1926年，他在列寧格勒與曾經的偶像、象征主義詩人索洛古勃見面。想必塔爾科夫斯基在將自己的作品遞交給偶像時，內心充滿了期待。但索洛古勃讀完之后評價說，它們太可怕了，不過，“也不應當完全失去希望”。更毒舌的評價來自阿克梅派的重要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他戲謔般地講了一句話，已經把塔爾科夫斯基趕出了詩人圈子：“如果把地球分成兩半，您在其中一半，而我會在另外一半。”
這些反饋對內心剛強的塔爾科夫斯基產生過怎樣的打擊，我們不得而知。但只要讀一讀，就是在1926年，十九歲的他公開發表過的第一首詩歌《蠟燭》，我們會發現，前輩們的評價并非公允。
黃色的小舌四處閃躲，
蠟燭的淚越流越多。
這多像我和你的生活——
心靈燃著熾熱，身體日漸銷鑠。
需要插一句，曼德爾施塔姆在1912年也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暗淡的正午，我們燃燒如蠟燭”，但塔爾科夫斯基把蠟燭與生命的類比延伸了。這種明朗又確切的比喻，給詩歌增加了許多鮮艷的色彩。不過，后來他的詩歌就不再是這么清晰明朗；音節仍舊是活潑而精確的，但風格開始變得莊重，帶著洞察一切后的通透。社會背景被抽離到極簡，他像大多數白銀時代的詩人那樣，經常借用世界文化中的人物和典故，來“澆心頭之塊壘”：
在母親家中冬日的倦怠里
睡吧，像黑土中的一粒黑麥，
不再關心死亡的結局。
沒有夢，像棺材里的拉撒路，
在母親的腹中沉睡直到春天，
頭戴綠色的花環從棺材中降生。
塔爾科夫斯基創造力蓬勃的時期，正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日益上升的年代。所有在世的詩人中間，他傾心于安娜·阿赫瑪托娃，并得到了她的贊賞和點撥。與阿赫瑪托娃的友誼一直延續到女詩人去世，很多俄羅斯學者也都認為他是“阿赫瑪托娃的學生”，但阿赫瑪托娃也曾經說過，塔爾科夫斯基有他自己的特點。他的遣詞造句明顯比阿赫瑪托娃復雜許多，不僅情節內容上追求強烈的戲劇效果，而且充滿了各種語義，令人眼花繚亂；進入他筆下的文字，畫面感很強，像電影的鏡頭一樣，頻繁地替換形象、色彩、情感。無怪乎詩人謝苗·利普金曾評價說：“塔爾科夫斯基遠遠地偏離了蘇聯詩歌發展的主干道。不僅遠離馬雅可夫斯基，甚至離帕斯捷爾納克也很遠，他整個人都沉浸在白銀時代的某一個角落里。”
翻開塔爾科夫斯基一生的履歷，他并不算那個時代批逆龍鱗的典型；甚至在他出色的翻譯生涯里，還曾經接到過官方的邀請，將斯大林同志青年時寫的格魯吉亞語詩集翻譯成俄語（后來這個方案因斯大林的叫停而未能完成）。不過，也正是由于包括政治在內的一系列原因，直到1962年，他的第一本詩集《落雪之前》才得以出版，詩集上印著幾行小字：價格十四戈比，印數六千冊。那一年，他已經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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