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鄉紳身份的代表性要素可以概括為知識、財富和參與地方事務三點，《吶喊》《彷徨》《白鹿原》等中國現代文學諸多作品則展現了這一階層身份逐漸失去其完整性，進而被重新定義的過程。作者立足于作品，基于鄉紳階層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生成關系，在這一階層命運變遷的背后，可見地方社會面臨現代性的不斷沖擊，從而解體與重構的歷程。
序言 李繼凱
欣聞袁紅濤《地方的浮沉：現代鄉紳敘事研究》即將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非常高興。在這里及時地向他表達一下熱烈的祝賀！作為他的碩導，總希望他能出版一本現代文學專業方面的優秀學術專著，如今眼看就要實現了，著實可喜可賀！
記得1999年，我一下子就招了5位碩士研究生（此前幾年是我剛獲得學位教育授權的初期階段，雖有導師資格卻并沒有招生），他們是袁紅濤、孫強、黃蓉、潘磊和陳黎明。這5位研究生都相當努力且各有個性。我至今想起他們還頗為驕傲，他們后來都順利畢業并先后考上了博士，都成了高校或科研機構的骨干且恰好分布在東西南北中不同區域。袁紅濤在碩士階段就勤于思考，治學認真且問題意識突出，特別關注文學本體的一些問題，如文學語言變革、小說敘事及人物形象塑造等。彼時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性格溫婉、沉靜，耐得住寂寞，是個能夠做學問并有后勁的青年”。他的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論現代白話文學的確立——以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為中心》，從中便顯示了他善于聚焦學術前沿且能深究細研的學術品格。后來，紅濤從復旦大學拿到了文學博士學位，又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始終踏踏實實從事具有學術創新性質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不少堅實的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在學術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這種學術影響的體現之一，就是他近些年來連續獲得了一些層次較高的科研項目，其中有兩項是分別立項于2015年和2022年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這體現了學術界對其學術能力和水平的認可與信任。而本書的主體即為其2015年立項的國家課題“社會史視野下的現代文學‘士紳’階層人物研究”的結項成果。該課題于2020年秋季結項，結項成績為優秀。盡管結項成果已經相當優秀了，但紅濤仍在盡力修改完善。如今的定稿本確實可以說是凝結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一本內容豐富、主旨鮮明、思維縝密和論述深刻的學術專著，是能夠經得住學術界長期的“價值重估”的。
幾位匿名學者在鑒定課題結項成果時就表達了諸多肯定性意見，竊以為頗為精當，本人深為認同，不妨在此借用和歸納一下，僅列四點，供有緣的讀者諸君參考。如：
其一，該成果從“社會史”視野來觀照現代文學中的“士紳”階層人物形象很有創意，具有開拓價值。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部填補空白的專著，豐富了現代文學人物形象系列。該成果選題新穎、視角獨特，在交叉學科視野下展開文學研究，具有鮮明的探索性和前瞻性。其涉及作品之多，人物之繁復，地理空間之廣闊，地方社會特色之鮮明，顯示出作者在研究時下了一番功夫。
其二，該成果有創新，主要體現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上，作者能夠借鑒社會史研究中最新的研究觀點、思路和方法，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來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經典作家的作品，新見迭出，新意頻現，尤其是對解讀難度較大、解讀文章眾多的魯迅、茅盾、張天翼等名家的作品，在辨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不斷提出新見解，有新思考，殊為不易。其突出特色是研究者有較好的學科研究意識和較為強烈的創新精神，跨學科研究的開闊視野和較為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在文史互證、文史互鑒上作出了比較好的探索和實踐；主要建樹體現在對經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上，尤其是對現當代文學文本中鄉村士紳階層的一干人物的發現與揭橥，有助于深入認識文學作品中的全息特征和豐富歷史文化的特性。
其三，該成果大量吸收了社會史以及社會學、思想史、政治史、文化人類學等領域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以文史互證的方法來詮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的士紳形象，拓展了現當代文學研究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同時選取魯迅、王統照、茅盾、葉圣陶、洪深、張天翼、李劼人、丁玲等重要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的“士紳”人物，結合其活動的社會空間，分析他們所代表的傳統舊士紳、洋氣的新士紳，以及賢良或惡劣的品性。總體架構較為完備，初步構建了本課題的研究體系。
其四，該成果在學術上構建了士紳階層人物形象的社會史研究范式，彰顯了士紳人物形象的多元化形態，勾勒了現代文學畫廊中士紳人物命運沉浮和階層演變的線索。通過這一階層的社會生活和公共空間的描繪展現了現代文學作品所反映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和當時的社會生活風貌，推動了現代文學人物形象研究的社會空間轉向，其中士紳形象研究的傳播學轉向也初露端倪。相關研究在理論上突破有關人物形象的單一意識形態研究，突破了線性的研究思路，融入了空間理論和身份文化，有利于認識文學作品反映的社會現實，在理論研究方面呈現了一個全息的文學世界。這種研究方法的運用和理論探索有利于在文學研究實踐中推廣，對文本中士紳人物或其他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分析具有應用價值，對現代文學人物形象研究是一個豐富和拓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參與本成果鑒定的學者確實很用心，其間自然也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其中不少意見已被心存感激的本書作者認真吸收了，甚至作者對其中若干部分重新進行了論述，增刪多次，遂成佳構。
無論是我的回憶、介紹還是鑒定者的評說片段，都只是讀者的參考，或者也只是本書的別一種“小引”而已。
2023年5月28日于西安啟夏齋
序言 李繼凱1
緒論 鄉紳的“發現”與地方視野1
第一節一個現象：“鄉紳”的遮蔽與發現1
第二節鄉紳與地方：中國鄉紳研究史的一種梳理5
第三節“國家與社會”：社會史研究的啟示9
第四節研究路徑：“鄉紳”敘事與“地方”浮沉12
第一章“地方”之為“故鄉”：士紳階層近代蛻變的預言
——魯迅《吶喊》《彷徨》19
第一節《離婚》：紳權與地方社會20
第二節“假洋鬼子”：士紳階層的新變種29
第三節《故鄉》：知識階層的裂變與“鄉愁”32
第二章從改良到革命：世事巨變與地方紳縉
——茅盾《動搖》《子夜》《霜葉紅似二月花》41
第一節《動搖》：革命、地方社會與劣紳42
第二節《霜葉紅似二月花》：江南城鎮的紳縉變遷46
第三節《子夜》：“老鄉紳”進城與末路54
第三章走出地方社會：一個新青年的“前史”
——葉圣陶《倪煥之》58
第一節廢科舉與新教育：青年何以消沉？61
第二節鄉鎮與鄉紳：一個新青年的前世67
第三節報刊與演說：“五四”來到小鎮上70
第四節潮起又潮落：新青年進城與大革命下鄉74
第五節“新教育小說”與知識階層的現代轉型80
第四章轉型的困境：鄉紳分化與江南城鄉社會
——洪深《農村三部曲》85
第一節《五奎橋》：“鄉紳的傳統”與傳統鄉紳86
第二節《香稻米》：紳商的劣化91
第三節《青龍潭》：“現代”“學紳”的無力93
第四節困境：江南地方社會與現代轉型100
第五章叛逆與斷裂：鄉紳繼替與北方鄉村社會
——王統照《黃昏》《山雨》103
第一節《黃昏》：覺醒青年的叛逆103
第二節《山雨》：鄉村領袖階層的斷裂107
第三節反差與交錯：“鄉紳”與“知識分子”119
第六章地方的近代史：紳界變遷與四川“社會”的興起
——李劼人“大河小說三部曲”123
第一節“接受之謎”與“社會”主題123
第二節從“微瀾”到“大波”：四川紳界的分化與變遷127
第三節報刊、演說和社團：“紳士公共空間”的興起139
第四節青羊宮、茶鋪與公園：成都“公共地方”的近代化150
第五節大河小說與現代文學史的“社會”意識153第七章新舊鄉紳：在宗族、地方與國家之間
——張天翼的“喜劇”世界155
第一節《脊背與奶子》《砥柱》：族紳與“理學”155
第二節《清明時節》：“區董”的內斗158
第三節《華威先生》：“國族主義”下的新鄉紳160
第八章轉折：從“鄉紳”到“地主”
——革命文學之兩例165
第一節《咆哮了的土地》：土地革命與紳士父子165
第二節《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地主”的發現與“訴苦”的動員170
第三節從“鄉紳”到“地主”：話語的轉換與“新中國”想象179
第九章潛流：“鄉紳”與“知識分子”
——十七年文學之側影189
第一節《風云初記》：在紳士家庭與革命隊伍之間190
第二節《紅旗譜》：復雜身份與“地方色彩”192
第三節“知識分子”：一種可疑的身份200
第十章發現商州：一個“地方社會空間”
——賈平凹《臘月·正月》203
第一節近乎鄉紳的“韓先生”204
第二節地方社會的延續208
第三節“人物”、面子與影響211
第四節商州寫作與“地方社會空間”的復現214
第五節“發現商州”與文學批評的“空間轉向”224
第十一章世紀回眸：“最后一個士紳”
——陳忠實《白鹿原》229
第一節“最后一個先生”230
第二節“國家”的進入234
第三節話語的覆蓋239
結語 打開現代文學研究的地方空間244
第一節從“鄉紳”到“地主”：階級革命對于地方社會的改造245
第二節“鄉紳”與“知識分子”：城鄉分離與地方視野的消隱246
第三節紳權終結：現代國家與地方關系重構249
第四節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與“發現地方”251
第五節以“鄉紳”為方法，打開現代文學研究的地方空間254
主要參考文獻260
后記271
魯迅小說中有這樣一個人物系列：趙太爺、錢太爺、舉人老爺（《阿Q正傳》），趙七爺（《風波》），丁舉人（《孔乙己》），魯四老爺（《祝福》），慰老爺、七大人（《離婚》）……他們后來被統稱為“地主”，具體則又被分為“地主階級統治者”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兩類。但是他們和典型的“地主”形象似乎不大一樣。首先，在小說文本中，他們通常被稱為“老爺”“太爺”“大人”。其次，研究者也注意到，魯迅小說中這些“地主”人物的行為特征也與典型的“地主”形象有別。他們統治的暴力性一面并不突出，具體的剝削行為也幾乎看不到，研究者由此總結他們主要是在精神上統治和奴役農民階級。在他們的精神統治下，農民普遍不覺悟，意識不到自己被壓迫的階級地位，因而不能自覺進行反抗。那么，主要進行精神統治的地主人物，是魯迅的特別發現嗎？他們的精神統治以何種方式、如何進行的，從而使得統治階級的意識也成為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地主階級是否可以這樣劃分為“地主階級統治者”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兩類，前者主要活動于政治、經濟領域，追求物質的實際利益，而后者則主要在社會思想領域進行統治，維持封建社會思想界的秩序？封建社會歷史中是否曾現實地存在這種統治領域的相對分割，從而相應地有這樣兩種類型的人物，并且統屬于一個“地主”階級？
另一方面，魯迅小說中實際出現的一種社會角色——“紳”或“紳士”，具體所指何人，卻似乎少有人追問。比如，“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狂人日記》）；“兵，匪，官，紳，苦得他跟木頭人似的……”（《故鄉》）。“紳”是一群什么樣的人，他們何以能與知縣一起對村民掌嘴，何以把千千萬萬的閏土們壓榨得麻木不仁呢？
追索或辨析現代文學中“紳士”向“地主”或“知識分子”的轉換及其背后敘事與“社會”的關系，不能不自《吶喊》《彷徨》始，重新進入“魯鎮”“未莊”等地方空間。
第一節《離婚》：紳權與地方社會
《離婚》寫于1925年，是小說集《彷徨》的最后一篇。學界關于魯迅的每一篇小說的研究都相當充分，不過貼近《離婚》這一短篇小說來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在既有研究中，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爺、七大人一般被視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典型形象”且“體現出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本質”；愛姑則是一個富有反抗精神又有局限性的勞動婦女形象，“她對壓迫她的封建統治和封建禮教并沒有本質的認識，而卻又幻想用個人的力量去反抗壓迫”。關于小說講述的故事，林非的闡釋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愛姑找慰老爺、七大人裁決婚姻矛盾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的不覺悟”，對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嚴重的誤解”；而作為封建階級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權威，這種權威造成了人民群眾的一種莫名其妙的畏懼心理”。那么，被壓迫者何以“不覺悟”而對統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壓迫者對統治者的“誤解”與后者權威的建立之間有何關系？人民群眾“莫名其妙”的畏懼心理究竟為何？
拓展學科視野，借鑒社會史研究成果，或能對小說人物關系有更加明晰的認識：愛姑與七大人其實處于中國地方社會的紳民關系格局中。圍繞愛姑的婚姻糾紛調解事件，小說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很重要的權力形態——紳權的基礎、特征與運作的過程。在《離婚》這一短篇小說中，亦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史信息，對小說意義的闡發應當與小說所展開的社會空間相結合。
一、 何以權威？
小說開篇，通過船上一群人之間的談話，得知莊木三和愛姑父女兩人要到慰老爺家請求七大人裁決愛姑的婚姻糾紛，而且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去。這件事情已經拖延兩年多了，他們一直在找慰老爺進行調解，但是至今沒有平息。這里的問題是：愛姑的婚姻糾紛為什么要找慰老爺、七大人來“說和”？慰老爺、七大人的身份是什么？從小說中可以看出七大人雖然很有權威，但是他不是“官”。雖然和知縣大老爺換過帖，有點平起平坐的意思，但這也就顯示他不屬于知縣所屬的官僚系統，他并不掌握正式的權力。那么他們何以能夠裁決愛姑的婚姻糾紛呢？研究者認為這是“由于當時的社會風氣，社會心理。人民群眾中發生了矛盾糾紛，如果不告到官里去，就要請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物出面調解。這同樣反映當時人民群眾的不覺悟，不論莊家還是施家，都是這樣認識的”。然而，愛姑等人找七大人說和，這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風氣、社會心理，也不單單取決于人民群眾的“覺悟”狀況，而是與鄉土社會權力結構相關。慰老爺、七大人之所以成為“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物”，乃是因為他們掌握著紳權，以此處理鄉村事務，實行著對基層社會的控制。
社會史考察指出，傳統村莊社會的特點是雙層權力架構，有著“官方”與“非官方”、“體制內”與“體制外”之分，二者在村莊正常社會政治秩序運作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鄉村社會秩序正常的運轉則由體制外的權力組織——村莊內生的領袖承擔并維持。基于這樣一種社會秩序，鄉里社會倡導“無訟”，一般糾紛都力求在鄉村社會內部求得解決。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中，愛姑父女才向慰老爺、七大人尋求調解。
那么，慰老爺、七大人何以贏得赫赫權威，從而能掌握調解鄉里社會糾紛的權力呢？小說展現了七大人等人的權勢的兩個基礎，首先是他們知書識理；其次是他們憑借其功名地位參與地方事務，并贏得村民們的信任。這體現了“士紳”的典型特征。
知書識理，尤其是要取得功名，這是士紳擁有鄉里社會主導地位的基礎。知書識理提供了處理地方事務、維護鄉里秩序必要的知識和能力。最重要的是，功名需要通過參加科舉考試才能獲取，即需要“國家合法性權威”的認定，通過這樣的認可程序，從而保證士紳階層在意識形態上與皇權體制的一致性。以功名為基礎取得士紳地位，這樣的制度設計保證了體制內與體制外權力格局的銜接，士紳“遂成為溝通城市和鄉村、封建皇權與基層地方社區的重要社會力量，使中國基層社會的行政權和自治權奇妙地融為一體”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頁。。然而，功名身份僅僅是獲得士紳地位的基礎，如果不參與諸如調解鄉間糾紛這樣的地方事務，其身份優勢就無法轉換為權威。如果將七大人擁有的財富視為經濟資本，與知縣大老爺的交情體現了他的社會資本，“知書識理”屬于文化資本，那么他還需要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才能將前述優勢轉化為象征資本，即贏得士紳的權威。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視為士紳對于鄉村社會的責任。在行政能力不能達到的鄉村社會，總有社會事務需要有人出面組織。
“士紳”正是憑借功名身份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贏得民眾認同和個人聲望，從而取得的一種社會地位。由此可見，“村莊領袖的權威來自社區民眾認同的合法性權威，其統治力與支配權并非通過‘暴力’方式獲得的，而是一種布迪厄所說的‘溫和支配力’”。在小說中，愛姑等人相信“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正體現了紳權這一典型特征。從愛姑這一方面來講，找慰老爺、七大人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最強暴力，而是因為相信他們會講“公道話”。這也是她面對七大人的威勢一再據理力爭、不斷給自己打氣、堅持自己的請求的心理基礎，而且慰老爺也多次宣揚七大人是最講公道話的、最公平的，這也是與愛姑父女同船的村民們的共同看法。比如，汪得貴就認為“他們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相信慰老爺不會因為接受施家的吃喝而偏袒對方。對于愛姑父女、汪得貴等人而言，這并非完全由于自身的不覺悟。社會史考察指出，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鄉土社會中，村民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士紳階層的統治，毋寧說這一社會格局是在紳民雙方互動關系中形成的。對士紳而言，調解糾紛既是他的權力，也是他的義務；對于村民而言，這既是他們基于實際需要對于士紳階層的期待，他們也以社會輿論、道德評價等方式對這種權力進行約束。比如，愛姑父女、八三哥、汪得貴等人在船上的議論就構成了這樣的輿論空間。
在慰老爺、七大人之外，魯迅小說還塑造了諸多這樣的士紳人物形象。“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為都是文童的爹爹”（《阿Q正傳》），士紳不僅僅指的是獲取功名者本人，還包括他的家庭成員。魯四老爺（《祝福》）是個“監生”，舉人老爺則被直接以功名相稱——“這老爺本姓白，但因為合城里只有他一個舉人，所以不必冠姓，說起舉人來就是他。這也不獨在未莊是如此，便是方圓一百里以內也都如此，人們幾乎多以為他的姓名就是叫舉人老爺了。”（《阿Q正傳》）其身份光芒所及，連阿Q也因為“在這人的府上幫忙，那當然是可敬的”。士紳的地位高下與功名有直接關系，功名越高，相應的地位越高，由此還帶來了士紳影響的地方性差異。舉人老爺居住在城里，影響全縣；趙太爺、錢太爺的勢力范圍就限于“未莊”。無論是在“魯鎮”還是“未莊”，官府的身影很少出現，實際活動在這里、掌握著這里的權力和財富、享有權威和地位的主要是如七大人、慰老爺這樣的士紳。在七大人、趙太爺等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士紳的身份地位、行為特征；在魯鎮、未莊，無時無刻不可以感受到紳權在主導著社會秩序的運轉。社會史研究則確認了“士紳”在傳統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響，在社會結構中的樞紐地位。比如費正清認為：“在過去一千年，士紳越來越多地主宰了中國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會學家稱中國為士紳之國。”在地方社會中還原這些權勢者的“士紳”身份，才能深入地理解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更完整地體會魯迅小說呈現“老中國”的準確、深刻。
短篇小說《故鄉》中最令人難忘的當是“我”與閏土再見的場景：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于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評論家多關注閏土那麻木的精神狀態、自然生命力的消失，并結合下文，“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由此論斷這是社會壓迫、階級剝削造成的結果。關于“我”與閏土之間這層可悲的“厚障壁”，也有論者指出，當年是階級界限，但是“我”現在已經是知識分子，“我”與中年閏土之間的那層“厚障壁”不是階級隔閡，而是思想麻木的閏土對“我”的不了解所導致的隔膜。其實這一“厚障壁”是存在于“我”和閏土之間的，不僅與閏土有關，而且與“我”亦有內在聯系。“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的震驚不僅包含著對于“閏土”命運的感嘆，也不只是因為發現自己成為故鄉的“陌路人”，更為驚心的波瀾來自“我”內心深處對于命運的頓然發現和深長感嘆：短短的幾十年間，“我”已經遠遠地脫離了定居家鄉、從一個“少爺”成長到“老爺”的士紳生活軌跡，而在陌生的都市里踏上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人那未知的道路。
兒時的迅哥兒雖然和閏土玩得很開心，但是兩者其實處于社會等級結構中的不同階層。“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故鄉》帶有作者自身很強的投影。魯迅本人即出身于典型的士紳之家。在紹興，士大夫家族的居所被稱為“臺門”。城南覆盆橋周氏共有三個臺門，一般稱為老臺門、新臺門和過橋臺門，魯迅出生于東昌坊口的新臺門。周作人回憶：“鄉下所謂臺門意思是說邸第，是士大夫階級的住宅，與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這里邊的人，無論貧富老少，稱為臺門貨，也與普通人有點不同。”士紳與民眾之間的等級是明確的。雖然“我”小時候和“閏土”玩得無拘無束，不拘禮法，但這不過是年齡原因，并不意味著社會等級的消失。
幾十年間世事滄桑巨變，“迅哥兒”自從離開故鄉，走異路，逃異地，在陌生的都市里，已經漸漸完成了從傳統士紳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裂變。士紳是一種社會等級身份，士紳階層與傳承千年的科舉制度尤其是明清時期的社會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是伴隨著近代學堂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創建而產生，并在五四運動前后才初步形成的。兩者的世界圖景是不一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結構也是不一樣的。但是故鄉卻基本沒有改變，包括這里的社會形態。閏土按照本有的社會等級稱呼“老爺”，只是這一聲對迅哥兒不啻驚雷，一下子使他意識到不僅是自己和閏土的距離，而且還有自身所發生的裂變。不僅是閏土變木呆了，而且因為迅哥兒變“現代”了。基于舊時社會結構的稱謂與迅哥兒此時身份認同反差太大，他強烈地意識到一種斷裂，“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在過去面前，驚覺了自己的現實處境，無可奈何地確認了自己身份的裂變。“我”已經不是當年的“迅哥兒”，已經不可能真正回到曾經的故鄉了。
在返鄉與告別的這幾天里，“我”心頭的百般滋味、萬千感慨，置于中國士人的文學傳統中來對比，將更為顯豁。這是曾延續千余年的士紳階層在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時刻的深長詠嘆。因為在士紳傳統中，返鄉是歸宿，是目標，是在外宦游一生終于可以回歸故里的時刻，終于可以在家鄉享受生活，享受尊重了。回到了《故鄉》，“我”卻是要賣掉祖屋，賣掉家具，告別同族和鄰居，告別兒時的伙伴，繼續遠在異地（城市）的漂泊。文章開篇已經確立了基調，蕭索而悲涼。不同于士紳還鄉的快慰，“我”返鄉卻是為了告別。它清楚地標識出了士紳與知識者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命運軌跡。然而，故鄉還是“士紳社會”的延續。比如，楊二嫂對于“我”在外人生的想象：“啊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學而優則仕，乃是科舉制度的設計。新教育改變了這一模式，著力培養的是立足于各個職業崗位的有知識的現代“國民”，已和選官制度脫鉤。但這又是“我”無法給楊二嫂解釋的，所以“我”只能無語。對故鄉的告別，不僅僅意味著與童年記憶、與家族積淀的告別，而且也意味著對在故鄉做一名士紳這一人生道路的徹底放棄，對士紳傳統的告別。告別故鄉之后，前方的路并不明確，還需要一個人孤獨地探索。
通過《新青年》雜志或小說集《吶喊》來閱讀《故鄉》的讀者，大多當是新興的知識階層的一員，他們可以與文本內外的“鄉愁”相共鳴，不過這一群體最初是有限的。而坐在中學課堂上，在中學課本上閱讀《故鄉》的學生，尚不能稱為“知識分子”。但是，經過新教育的課堂，他們在觀念和知識體系方面將逐漸成長為新一代知識者，同時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相應地由鄉村而縣城，由縣城而省城而都市進行遷移，驀然回望故鄉，已漸行漸遠，其間橫隔著城鄉兩個世界。回味中學課堂上閱讀《故鄉》的體驗，也許當時只有朦朦朧朧的感受，而隨著離鄉進城的遷移，他們的感受逐漸明晰而強烈。由此，《故鄉》就不只是一篇中學時代的課文，由最初的感染到逐漸的喚醒，再到深深的共鳴，回首當初的閱讀仿佛是對一個現代知識者一生的預言。——與雜志和單行本不同，教科書不但傳播著《故鄉》，其依托的新式教育體制同時在生產現代“鄉愁”。
《故鄉》不僅是因為其本身的“經典性”，才進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也不僅是因為進入了教科書，才逐漸成為鄉愁“經典”。新文學的語言形式、情感內容與新教育機制本身，另有一種共振效應——以轉型視野重讀《故鄉》，即可觸摸這一點。身份轉型、制度巨變、空間分立，凝練于一篇《故鄉》之內；而通過教科書，新文學與新教育相呼應，新教育的內容與形式相共振。文本內外溝通，創造與再生產相疊加，當是短篇小說《故鄉》成為現代鄉愁“經典”的多重內涵。
與明清科舉制度相伴生，士紳階層身處國家與社會之間，既身居鄉里，又掌握紳權，原本是地方社會的主導者，鄉里社會的糾紛通常由其出面來調解。然而，清末以來世事巨變，士紳階層的新一代在時局推動下，因接受新式教育先離鄉后離國，再返鄉者或被稱為“假洋鬼子”，感受著身份轉換中的尷尬；入都市者可能轉型為“知識分子”，并由此漸漸告別地方社會和士紳傳統，原本存身的“地方”就此成為難以回去的“故鄉”。在對身份本身的關注之外，由地方視野中，既可見七大人、慰老爺、舉人老爺等與“我”之間看似各不相屬，其實有一條社會階層分化變遷的線索；而百余年來，離鄉進城的趨勢至今不衰，又可見魯迅小說以其凝練而具有的現實生命力。《吶喊》《彷徨》作為現代小說開山之作，也包含著對士紳階層近代蛻變的深刻洞察與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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