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后記
《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是一部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作品，縱觀全書，作為書名的西線無戰事僅在結尾處出現一次。作者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用極為輕盈的方式來給這部作品結尾，然而它意味深長，重若千鈞。
西線無戰事，這是一句當時經常出現在戰爭后期德國戰報上的話。有多少人能真正體味，這句透露著官方鎮定自若態度的話語到底意味著什么。
德國作家卡爾·祖克邁耶（Carl Zuckmayer）曾以自己為例，解釋過這句話背后的故事：
當時我的父母正住在弗萊堡的一家酒店，我的哥哥在弗萊堡一家戰地醫院住院。一天傍晚，他們倆在酒店的餐廳坐著，一位女士拿著剛印出來的《每日戰報》走了進來。我母親問她戰報上寫了什么。她說，西線無戰事，還是什么也沒發生。索姆河南岸有一個不知名的村莊丟了，好像是叫西里（Chilly）。只有我母親知道，當時我已經在那個村子里戰斗了幾個星期了。對于她來說，這個不知名的村莊比西線所有的戰事、比占領斯特拉斯堡、比占領巴黎、比謀殺沙皇、比倫敦陷落都意味著更多。那是1916年9月4日。西線無戰事。
由此可見，這句輕描淡寫的戰報背后，是普通士兵和家人們無盡的憂慮、悲苦、厭惡和毀滅。在《西線無戰事》中，雷馬克用干凈、簡白的語言記述了戰爭，用平和、冷靜的筆觸描繪了一代人的傷痛，它甚至既不是一種控訴，也非一份自白。一名普通士兵在西線戰場默默地死去，戰報里只字未提，而他臉上的表情鎮定，似乎對這樣的結局感到滿意。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的浩劫，由于軍事工業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一戰的暴力性和殘虐性超越以往任何戰爭。如同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所描述的那樣，1914年6月28日，在薩拉熱窩的一聲槍響，剎那間把一個我們在其中接受教育、棲身卜居、安全又充滿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樣擊得粉碎。
于是，一代人被從寧靜的書桌前直接拋擲到了戰場。在連天戰火里，他們心驚膽戰，牙關緊鎖，沉默不言。硝煙彌漫之中，戰爭露出猙獰的面孔和獠牙，他們不能說話，用沉默抵抗著恐懼，寧愿從未經歷過這慘烈的戰爭。當塵埃落定，幸存的他們卻已經疲倦、脆弱、傷痕累累，他們不愿說話，不愿回憶，只希望將一切遺忘。
和親歷戰場的他們不同，侃侃而談的不乏其人。關于一戰的書籍汗牛充棟，里面分析著成敗和輸贏，描述著戰爭和殺戮，記載著榮譽和勛章。浮夸的戰略家們在激昂的音樂聲里高談闊論，飄揚的旗幟下，紀念碑林立。唯獨經歷過血與火的這代人，他們的感受、希望、榮譽、恐懼在一片喧囂中沉默不語，在空洞的英雄主義贊歌中不置一詞。
終于，一戰結束近十年之后，雷馬克，一位從戰場歸來的年輕人，感受到內心的激蕩和召喚，用了六周時間寫成了這部《西線無戰事》。1928年11月，小說在《福斯報》（Vossische Zeitung）連載，1929年1月29日在柏林柱廊出版社（Propyl鋏n Verlag）正式出版。它是獻給被卷入那場無情戰爭中的無數無名戰士的第一座文學紀念碑。
小說借助敘述者保羅·伯爾默的視角展開，但是小說的主角并非一個單獨的個體，而是一群人，為此，雷馬克在敘述時更多地使用了我們來代替我。這群人由四個從學校直接奔赴戰場的學生志愿兵（同班同學克洛普、繆勒、萊爾和我）和四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普通人（鉗工恰登、挖煤工維斯特胡斯、農民德特林和無所不能的卡欽斯基）組成。學生志愿兵們站在生活的門檻上，
除了父母，或許還會有姑娘，他們并沒有太多別的東西，甚至連對未來的幻想都來不及展開；另外四個人已經有了各自的職業、家庭，在社會里有著清晰的定位和關系。戰爭讓他們走到一起，讓他們和各自的過去切斷聯系，硝煙戰火之中結下深刻的袍澤之誼這成為他們僅存的慰藉，是戰爭所能帶來的最好的東西。
這群人在一起經歷了戰爭的標準場景：對戰爭所抱有的英雄主義期待、新兵操練時遭遇的惡意刁難、第一次被拉到前線時的倉皇失措、戰場上失去朋友和戰友的痛苦、長久遠離家鄉的鄉愁和疏離、戰火中身不由己的偶然性、戰爭所帶來的生命工具化和物質化、前線與后方天壤之別的體驗、人生的初次性冒險、在戰地醫院永遠失去的身體某些部分、嘗試理解敵人痛苦時的掙扎、意識到戰爭帶給自己無法遺忘的永恒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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