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中薩特熟門熟路地鉆進馬拉美世界的中心。他把馬拉美思想最奇妙的表述變成他自己的表述，調用馬拉美的詩句，使他自己的說法具有詩一般的情調。“一旦某個目的歸于人類，一旦這個目的完成了，一旦人們將此視為現實，那一切就完蛋了：人類變成螞蟻，感性認識便扎根于人類。”這個想法在薩特筆下成為馬拉美自身的寫照，也是薩特自身的寫照。
★他（馬拉美）寫詩，猶如燦爛的鳳凰，重新拔地而起，終于為存在而驕傲，“預先沒有任何人信以為真”，鳳凰從灰燼中再生，而且是自我再生。
——讓-保爾·薩特
沈志明，1938年生于江蘇蘇州。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學院，曾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法語系任教。現旅居巴黎，從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譯作有《茫茫黑夜漫游》《死無葬身之地》《阿爾托納的隱居者》《文字生涯》《駁圣伯夫》等。主編《薩特文集》等。
讓-保爾·薩特（1905-1980），二十世紀法國聲譽非常高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是戰后法國知識界的一面旗幟，享有“世紀偉人”“世紀的良心”之盛譽。他的學說對法國及整個歐美的思想文化界曾產生深刻影響，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介紹
馬拉美的介入
一無神論的繼承者們
二大寫的當選者
馬拉美（1842-1898）
《馬拉美：澄明之境及其隱蔽面》：
因此，不管精神分析者所謂全憑個人經驗的關系是怎樣的，它必須存在于伴隨大寫的整體原始關系基礎上，其實這種關系只不過是一種規范。譬如，父親的憤恨是以跟他人發生了近因的、親歷的關系為前提的。當然我不是想說孩子在與父母發生一切接觸之前就已經抽象化地確定跟他人的關系。我想說孩子只能感知父親作為建立在人類現實前本體論的理解基礎上的一個人，在他身上和身外，盡管不言而喻這種理解的覺醒和現實化則是在與周圍的人們全憑個人經驗交流之際發生的。以為“人類實在性”存在于先，而后一下子與非“人類實在性”的東西相接觸。突然出現在人間偶然的一個依存點上，在無數單個兒的客體中間，“人類實在中”自我“超越外圍部分”，其突然出現的本身就構成與整體性相結合的實際關系。要么人是一塊礫石，要么人是原始關系，即出現于存在中的生物，抑或所有關系的基礎。這或許是某些精神分析學家想給我們的東西，但必須立即補充道：經驗結構的研究不歸他們管。然而，這恰恰是他們的謬誤，因為此處既不涉及超驗性意識，也與康德哲學的課題無關，既不關形式本源，也不是先驗綜合判斷問題。塵世原始關系不會是感性認識的，也不會潛在地存在，更不會懸空待著，惰性飄浮著，它必須是有實際生活經驗的，實際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個人類實在性必須自己創造自己，自我創新，是單個兒與整體的關系。整體存在，俗稱“存在于世”是從單純特殊偶然向全部機遇綜合體的一種超越，預設根本不去理會個別幻象，除非，天際深處顯圣，否則就像整體的某種具體限定。這種關系的模棱兩可性來自于它不是整體與其自身的關系，而預設某種偶然的、意外的、失落在種種現象之中的實在性，進而形成自我超越去面對壓得它不堪重負的整體性。因此，這既是投射于現象的無限單個性爆裂，并隨之消失，為的是有個大環境能夠存在，又是把“自在”灑落在同一個行為單位之中重新合攏組拼。與此同時，舍棄原始有限性作為個別的存在，后者顯現于大寫的整體性模糊深處。
簡而言之，這種與塵世的關系既是體驗我們的實在（或我們的軀體），純粹而呆板的偶然性，又是超越這種偶然性的一種方式。因為超越軀體是體驗軀體和使軀體存在的唯一方式。這種最初的“投射”，作為與實在的關系，將落實到社會實踐，并且作為塵世中的依存方式，從世界觀角度將被解釋為我們“實在”的超越，是實際體驗到的。這叫體現我們的選擇。而我們通過超越選擇本身品嘗無法辯解的存在所包含捉摸不定的滋味。這種對待實在的態度在我們的眼里顯露我們純而又純且不可言喻的品質，而在其他人眼里卻像我們難以限定的風格。一言以蔽之，這是我們情感性的先驗結構。這種活生生的、創造性的感受性充當我們所有全憑個人經驗的情態基礎：既然這種感受性確實建立我們與全部現實的聯系，每次激動或每個情感表達感受性的同時都使感受性個性化。同樣，對父輩或對自卑感的怨恨，對大家而言，都是通過跟某個人或某些人的關系所建立起來的聯系，只有當我們的怨恨和自卑感在德國稱之為Mitsein（部分實在）的基礎表現出來時才使我們跟所有人接合。性欲，不管在何種外表下看待它，哪怕化成戀己癖，也只能在他人已經存在的塵世中得以表現：手淫本身先是跟別人搞的姿態，然后是跟自己搞的姿態。
然而，這種實際存在有自身的病理學。有一些“實在于塵世”的疾病，按梅洛-龐蒂的意思是說“我思故我在的疾病”（“我思”也是一種具體關系，由因及果，是由意識及自身的具體關系）。“實在于塵世”的二重性來自于機遇的存在物與整體所產生的關系。因此，關系緒多狀態之中的一種換成另一種狀態時，就有危險啦。盡管世人并不樂意抓住任何個別性不放，除非“不著邊際”的個例，因為其周圍全憑個人經驗的某些爭吵可能迫使他改變初衷，抑或至少原計劃的內涵乘機發生裂縫或混亂。由此，“實在于塵世”是一種先驗的推理，因為是綜合性的關系，奠定經驗，但可能變質，改變其內在結構，與后天的局部變化相關。這是個別發生的事情，當某些歷史的、偶然的形勢拿人的存在本身去大千世界冒險，向他揭示其本質的脆弱性或使他相信根本無法抽身。一位親人的死亡可能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為死亡一勞永逸地揭示“不再存在于塵世”的可能性作為“實在于塵世”諸多特征之一。這種人類狀況的揭露作為“不合常情”的事情有可能造成的變化，比單純的性生活不健全重要得多：可能影響我們與客體的距離，影響我們對存在的直覺，甚至影響我們對自身的鑒賞力、倒轉這種聯系，就經驗而論，增加或減少我們的不端正。
在使我們操心的情況下，即使過早的喪事迫使孤兒惋惜“香木般可愛的童年”，當孤兒壓根兒駕駛不了青春的性功能時，我們大可不必全憑個人經驗的情感范圍內尋覓其主要功能了。孤兒最深刻的反應，我們在兒童“實在于塵世”之中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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