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出現在公元5、6世紀之交的《文心雕龍》，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藝理論史上，也是一部值得我們引為自豪的杰作。早在公元9世紀初，《文心雕龍》的部分內容便流傳海外①。公元1731年，日本出版了岡白駒校正的《文心雕龍》句讀本②，這是國外出版的第一個《文心雕龍》版本。19世紀以后，國外不僅出版過多種《文心雕龍》的原本和譯本，供研究《文心雕龍》的通檢和索引也不斷出現了③。這說明《文心雕龍》在理論上的成就及其歷史貢獻，正越來越多地為世界各國文學研究者所注目。
國內研究《文心雕龍》的論著，近年來更如雨后春筍，大量出現，在研究、譯注、考證等各個方面，不斷取得顯著的新成就。特別是《文心雕龍》在今天，已不再是少數專家研究的對象，而成了為數眾多的讀者所需要的讀物。廣大古典文學愛好者，不滿足于第二手的、眾說紛紜的評介，而要求研讀原著，這是大好事。但由于《文心雕龍》涉及的問題相當繁復，用典較多，更以駢文談理論，這就給今天的讀者造成一定障礙。這本譯注雖是企圖為掃除文字上的障礙而略盡微力，但譯注者的理解，未必盡符劉勰原意，所以，主要還是供讀者參考譯注去研究原文。這篇引論，是僅就筆者淺見，對讀者將遇到的一些主要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產生《文心雕龍》的歷史條件
《文心雕龍》在南朝齊梁之際出現，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歷史因素。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而又是大融合的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在這個期間錯綜交織，十分尖銳。這種情況雖然和《文心雕龍》的產生沒有直接聯系，但《文心雕龍》出現于齊梁時期，又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分割不開。
文學理論是創作經驗教訓的總結。而這個時期文學創作上可資總結的經驗教訓極為豐富，這就和漢末以來動亂分裂的局面，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正如劉勰在《時序》篇所說，本期文學歷史的第一頁，建安文學的出現，就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歷史的狂潮不僅把文人們卷到世積亂離的現實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觸到一些時代的氣息，反映了一些風衰俗怨，而且在現實的教育和啟迪下，拋開了漢儒死守章句的老路，從而逐步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獨立意義。劉勰的崇儒思想是濃厚的，但他不僅看到漢末以來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論說》）的現象，還總結了文學發展史上一大教訓：然中興之后，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時序》）這是說：自光武中興以后，東漢時期的作家們所走的道路和過去不同了，無論文辭和內容，都要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使此期創作靡于儒風。雖然講得很委婉，但東漢濃厚的經學風氣對一切文章寫作的嚴重影響是明顯的。因此，劉勰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其余風遺文，蓋蔑如也。東漢時期其所以沒有留下什么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主要就由于死守章句，作者提筆為文，就要斟酌經辭。經過漢末大亂，文人們開始有所覺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樣身為王侯的作者，也大膽地寫道：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愿為世儒。④這是文人作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為有這個思想大解放，才出現了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建安文學。這時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還涌現出蓋將百計⑤的大批文人。建安（196220）時期的文學創作，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⑥，才出現了歷史上所謂文學的自覺時代⑦。
……文學創作上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產生文學評論的直接原因。……而文學理論更重要的任務，還在于總結經驗以指導創作。如劉勰在《情采》篇所講立文之本源，《體性》篇所講文之司南，以及《總術》篇所講執術馭篇等，《文心雕龍》中論述這種寫作原理或方法的甚多，這部著作所企圖解決的主要問題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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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世金（19281989），重慶忠縣人。1948年四川省立萬縣師范學校畢業，1949年任忠縣南賨中學語文教員。同年12月考入軍政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二野十一軍軍部，尋調海軍青島基地，1955年轉業到地方。1956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留任助教，1973年升講師，1980年升副教授，1983年升教授。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心雕龍研究室主任、山東大學文科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古代文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常務理事、秘書長。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光明日報》《文史哲》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十幾種，代表作有《文心雕龍研究》《文心雕龍譯注》《雕龍集》《雕龍后集》《劉勰年譜匯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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