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作者李碩的勇氣之作！一場思想之旅，一部學術自傳
行讀萬里，不為自己設限的學術探索，政治史、社會史、文學史、法制史、邊疆史、考古學，多維視角看歷史；也不局限于一時一地的研究，東晉江南、華北蠡縣、北魏洛陽、上古關中、玉門關外、內蒙古、新疆、西藏，甚至霍布斯時代的不列顛，都納入視野范疇。
☆有洞見的學術思考，人性最難寫，歷史的燈火闌珊處竟然這么顛覆想象！
周幽王寵愛褒姒，背后暗藏了怎樣的王朝政治大洗牌？魏孝文帝偏愛士族，寒門李彪為改變下一代的命運有多拼？擁有帝國最強頭腦的東晉官僚，為什么會被“修道者”拖入政治“殺豬盤”？在缺乏退出機制的古代，女性一旦有婚外的感情，究竟得付出多大代價？當拉鐵摩爾與晉商的駝隊同吃同住，他又發現了商行怎樣的經營密碼？以及，游牧與農耕這兩種文明，在所有時空之間，真的不能相容？
☆12篇導讀，一次性將未曾透露的學術獨白都講給你們聽！
本書包含12篇導讀，將李碩性情的、孤勇的、有態度的、不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學心路大公開，一睹史學鬼才是如何煉成的。李碩如是說：“那些導讀文章，基本介紹了我對每個題目、領域萌生想法的過程……我為何能想到這些問題，并寫出他們。”
☆文字清晰流暢，論述娓娓道來，坦言學術的終點是探索復雜的人，葛劍雄、劉北成、劉蘇里、羅新、梁文道、羅振宇誠意推薦！
人性最難寫
這篇文章可能寫于2007—2009年間，是我準備博士論文（后來的《南北戰爭三百年》一書）的一個小副產品。因為讀北魏一朝歷史的過程中感到，魏孝文帝可謂魏收所著《魏書》的最核心人物，孝文帝之前的歷史，幾乎都是在為他的出場做鋪墊；孝文帝身后的歷史，則都是他事業的尾聲余韻。魏收生于魏孝文帝死后第九年，經歷過北魏王朝的動蕩、崩潰與消亡，他這一代人回望北魏王朝，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魏孝文帝巨大的、籠罩一切的身影。
本文寫的是魏孝文帝在構建士族門閥世襲制度時，朝臣們表里并不如一的反應。多數高級臣僚口頭上反對世襲原則，但事實上卻努力利用新制度為自己家族牟利，盡量占取高位，代代相傳。本文主人公李彪，則是被滿朝君臣當成了“低門第”的代表，最終導致他在某個特定的時間點“爆發”，更讓自己成為門第游戲的焦點話題。而且，按我的解讀，著史者并未點破那場沖突背后的真相。
事實上，類似的“門第焦慮”現象，在魏孝文帝之前二百來年的西晉武帝一朝也曾出現過，一個表現就是，個別門第偏低的朝臣，擔心自己（及家族）會被迅速固化的門第制度關閉在“起跑線之外”，于是在上書中迫切表達一種言不及義的焦慮。我感覺其他治史者極少注意到此點。
在博士畢業（2013）之前的十余年里，我治中國古代史關注的真正重心，都是世襲制度。已出版的書里，從第一版的孔子傳記（《貴族的黃昏》，2010），到宋武帝劉裕的戰記（《樓船鐵馬劉寄奴》，2020），都是2009 年寫就的，前者寫在夏季，后者寫在秋季，分別聚焦春秋貴族寡頭家族和東晉士族門閥的末路，所謂“歷史的出口”。這些用心，讀者未必都能體察，因為世事紛紜，變化太快，文稿變成書的速度則要慢得多。
目前史家關于魏孝文帝的研究論文、傳記已經很多，但我覺得，對魏孝文帝的討論還可以更深入，本文也算一個例子。再如， 魏孝文帝在祖母馮太后（無血緣關系）的嚴密監護之下長大，馮太后去世、孝文帝掌權之后，有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改革等重大舉措，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孝文帝逃離祖母陰影的努力，過于強調孝文帝的“撥亂反正”。而我認為，孝文帝掌權之后倚重的幾乎所有高級臣僚（本文中登場的也有很多），都是馮太后掌權時期選定的班底，這方面，孝文帝幾乎全盤繼承了下來，而且在其掌權的時間里一直沒有變更。從歷史上看，如此全盤繼承前任臣僚班底的情況也極為少見，哪怕孝文帝自己的兒子和繼承人—宣武帝，上任之后不久就清洗了父親留下的幾位顧命大臣。這樣看來，馮太后和孝文帝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外人”很難完全體驗和解釋。
再如，孝文帝的改革、遷都、南征蕭齊，看似大刀闊斧，其實都部署得極為謹慎，嚴密防范一切意外。在南征前線，有些戰區將領向皇帝緊急求援，引起孝文帝斥責：你這是讓我調撥我的兵力增援你，我自己的安危又怎么辦？
這種萬全心態，處理內政應當，但在戰場上，就很難打出出敵意料的奇襲，往往變成膠著的消耗戰。孝文帝這種心態，可能和他成長期間的經歷有關，缺少安全感。另外，他很可能專門研究過前秦皇帝苻堅的成敗，因為他們的背景很像，占據中原的“蠻族”皇帝；懷抱的理想也近似，但苻堅過于輕率大意，導致兵敗淝水，王朝土崩。孝文帝不可能不重視這個百余年前的巨大“殷鑒”。
東晉十六國、南北朝近三百年歷史，登場人物紛紜，有很多值得細寫的人和事。從史料素材的數量看，有兩個人最值得寫傳記， 北方是魏孝文帝，南方是梁武帝。魏孝文帝這個人，分析越深，就越是感受到人性的復雜、矛盾、糾結。我很難預想這本書會如何鉆探到人性的最深處。
梁武帝比魏孝文帝年長三歲，但他當皇帝已經在孝文帝死后三年了，梁武帝長壽，子女眾多，晚年還有侯景叛亂帶來的天翻地覆（如果魏孝文帝同樣長壽，恐怕也將目睹自己改革積累的惡果爆發）。相比孝文帝，梁武帝的傳記應該更富有喜劇色彩，特別是他的兒子們—比“龍生九子”更千姿百態，太平時代已經有很多滑稽記錄，動亂年代里，皇子們更是各有自己的掙扎命運。關于梁武帝這本書，似乎比魏孝文帝更容易構思，我預想的書名為《梁武帝和他的兒子們》。
很多事，沒工夫做了，暢想一下也是好的。
本文于2011 年刊發于《歷史學家茶座》第二十四輯（山東人民出版社）。如果有機會增訂，我想補充一些關于李彪的職務“御史中尉”的分析，這工作負責監察百官，在講究君臣一團和氣但又要有所作為的孝文門第時代，屬于替皇帝“干臟活”的角色，比較適合門第不高、自甘下流的人，李彪和孝文帝君臣都明白。李彪在朝廷里的心機和隱忍，都和這個職位有關。
李彪悲劇與魏孝文帝時代
在“復古”理想的推動下，魏孝文帝開啟了一個門閥士族的黃金時代。在那個時代里，寒門出身的士人又會有何種際遇？李彪一生的經歷，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真切的個案。
李彪出身寒門，有才智、有出人頭地建功立業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奮斗和一些高官的援引，他在朝廷中贏得了一席之地。但在鮮卑豪門和漢族門閥主導的北魏政壇，在極端崇尚門第的孝文帝眼中，“出身低下”就像標簽一樣貼在李彪身上揮之不去。他可以終生忍受歧視，但作為一個父親，不忍子女也淪為門第政策的犧牲品。高傲的個性、對子女命運的焦慮和時代氛圍的壓抑，最終釀成了李彪的悲劇結局。通過李彪的一生，我們能更深切地認識改革家孝文帝和他所開創的時代。
出身與早年奮斗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生于公元444年。他的名字是后來孝文帝改的，原名我們已經不知道了。李彪少孤，出身寒微，父、祖的情況都不詳。
和諸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樣，李彪改變命運的方式是學習。他師從一位同鄉的學者，勤奮學習文化。對李彪來說，求學的意義不僅是學習知識，也能結交到身份高一些的士人。學成后， 他與士族子弟漁陽高悅等人交游。高悅后來早卒，但哥哥高閭一直在朝廷任職。高氏兄弟家中頗有藏書，李彪在高家盡力抄讀。后來大概是因為要完婚，李彪回到了家鄉。
這時，年輕的鮮卑貴族—平原王陸叡改變了李彪的人生。大約在獻文帝時期（465—471），陸叡娶妻路過相州，見到李彪，很欽佩他的學問人品，視為師友，帶他一起回了平城。李彪在陸叡家中做家庭教師，陸叡供給他衣、馬、僮仆，待遇很優厚。
獻文帝后來禪位給年幼的孝文帝，朝政實際控制在馮太后手中。高閭經常向同僚談起李彪的才華，李彪因而受到了李沖的青睞和禮遇。李沖出自涼王李暠家族，比李彪小六歲，但較早得到馮太后寵信，任內秘書令。李彪地位寒微，又不甘折腰事權貴，本來沒機會從政。但李沖非常欣賞李彪的才學，對他禮敬有加，不僅在生活上給予照顧，還經常向馮太后推薦，最終使李彪被任命為中書博士， 給宗室和權貴子弟授課。這時的孝文帝不足十歲，李彪三十多歲。
李彪任中書博士長達十幾年，工作兢兢業業，學問、人品都是公認的楷模。擔任博士日久，他的行政才能逐漸顯露出來，開始得到馮太后的信用。太和七年（483）是南齊武帝蕭賾即位第一年，這年七月，李彪受命出使南齊。這是南齊建立四年來，南北間首次通使。此后，魏、齊之間通使頻繁，八年里李彪出使南齊有六次之多。
太和十年（486）元旦，孝文帝年滿二十歲，正式親政。但馮太后權力欲極強，仍繼續控制朝政。孝文帝自幼聰穎好學，是儒家復古理想的忠實信徒，既然不能在內政外交的大事上做決策， 就把興趣放在研究禮樂制度上。此后不久，李彪由中書博士調任秘書丞（正四品下），負責編修國史。
以前北魏朝廷的修史工作時斷時續，成效甚微。李彪積極從事修史，改編年體國史為紀傳體，增設紀、傳、表、志等體例，數十年后魏收作《魏書》時，還在感嘆李彪的功勞。年輕的孝文帝此時還為李彪改了名字，班彪、班固父子作《漢書》，司馬彪作《續漢書》，現在改名為“彪”，也是希望他能在修史上做一番事業。
李彪最后兩次出使南齊時，馮太后已經去世。這期間南齊皇帝一直是蕭賾。本來在通使之初，蕭賾想給北魏使臣一點下馬威， 專門安排在玄武湖進行軍事演習，在戰艦上會見李彪。但隨著互相了解的深入，他越來越欽佩李彪的才能，二人居然成了好友。蕭賾喜歡詩文，經常和李彪賦詩唱答。李彪最后一次到南齊時， 蕭賾賦詩傷懷，感慨流連不已，親自為李彪送行，直到長江邊的瑯邪城。這種君臣際遇，卻是李彪在自己的鄉邦難以奢望的。
逐漸遭遇門第歧視
大概在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升李彪為秘書令（從三品上）。孝文帝成年后的詔書大都是親筆所作，任命李彪的詔書為：
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后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茍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款。
這個詔書很明顯地表現了孝文帝對門第的看重，和對出身寒微士人的偏見。他聲稱“茍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但又念念不忘地指出李彪“宿非清第，本闕華資”，雖然嚴謹聰明、學識淵博、辛勞奉公，但這個提拔還是屬于常例之外的“特遷”。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決意遷都洛陽。翌年底，李彪調任御史中尉（正三品上），負責監察百官。不久，孝文帝開始第一次親征南伐，趙郡王元干受命都督內外諸軍事，留守洛陽。元干貪淫不法，對李彪的告誡不以為意。李彪遂向孝文帝彈劾。孝文帝此時正在班師途中，讀完報告大怒，命元干到行宮待罪，最終命杖一百，解除官職。這是李彪在御史中尉任上初露鋒芒。
太和十九年（495）夏，孝文帝第一次南征歸來，開始構思宏大的改革官制計劃。在他的復古思維中，周代的“世卿世祿”大概就是周禮的體現，所以他把當前的門閥士族看作中原儒家正統文化的代表，希望高官都由士族擔任，這奠定了官制改革的基調。
此時的滿朝官員雖然幾乎都是宗室、門閥出身，對于孝文帝這個理想色彩十足的想法，也沒人敢公開表示贊同。孝文帝曾和大臣們進行過一次氣氛輕松的討論：門第和做高官是否應該有必然聯系？孝文帝先指出了一個魏晉以來的普遍現象：一直存在門第高低貴賤之分，這決定著士人的仕途。他自稱對這個現象既贊同又保留，拿不定主意，讓群臣發表意見。
尚書左仆射李沖首先發難。他質問孝文帝：“自古設立官職， 是為了讓豪門子弟養尊處優，還是為了幫助君主治理天下？”孝文帝自然承認是為了治理天下。李沖又問：“既然如此，那陛下為什么專門推崇門第，不命令各地選拔寒微人才？”孝文帝解釋說：“普通人如果才能出眾，自然會脫穎而出；門閥子弟即使沒有才能，但肯定德行敦厚，可放心使用。”李沖繼續追問：“商周時候的傅說、呂望，難道也是依靠門第做官的？”孝文帝辯解道：“傅說、呂望這種人是不世之才，只能看作特例。”
李沖大概不想光自己一個人唱反調，于是向其他臣僚戲言：“希望諸位來援助我！”李彪接過話頭說：“我這里兵力不多，難以救援。不過心里的話，也不敢不表白：如果陛下專門看重門第， 那么以孔子為例，不知道是魯國的三卿優秀，還是孔門四科優秀？”這是暗示世族政治的弊病，即勢力強大的貴族會威脅君主統治。孝文帝的回答是：這個問題我剛說過了。其實孝文帝沒有談過這個問題—他也許是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也許是覺得李彪出身卑微，干脆不和他討論。
中書侍郎韓顯宗以前就批評過孝文帝“貴古而賤今”，他也繼而發難：“現在陛下規定，中書省、秘書省的監、令之子，一入仕就可以擔任秘書郎。本朝歷任監、令很多，他們的兒子難道都能勝任秘書郎工作？”大概前代監、令的兒子多有不成器的，韓顯宗才會這么問。孝文帝的回答是：“現任監、令的兒子們總勝任吧？”這又把球踢給了群臣，這些人總不好說自己的孩子不合格。最后，孝文帝象征性地做了點承諾：如果真有高明出眾的英才，我也不會埋沒人才。
這年十二月初一日，孝文帝在光極堂召見群臣，發布剛剛制訂的官員品令制度。這套制度大概比較明確地規定了門第評定標準和高門任官特權。孝文帝在朝會上說：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樸，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 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 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茍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 使千載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
可見這還是和眾臣論戰時的論調：如果有特殊的賢才，也可以不拘門第，“起家為三公”，但不能因為這個就不講究門第。
門第壓力沒有使李彪萎靡不振。他性格剛直果敢。在御史中尉任上，這種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彈劾不避親貴，不法宗室、高官都有所收斂。孝文帝將他比作漢武帝的直臣汲黯，經常稱呼他為“李生”。漢武帝雖視汲黯為能臣，但對其粗率無文也頗不滿。李彪比孝文帝的父親獻文帝還要大十歲，此時已經五十多歲。“李生”這個親昵稱呼的背后，隱含著一絲輕褻的意味。重其才干，用而不親，這大概就是孝文帝對李彪的真實心態。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李彪因為安撫汾州叛胡和告發廢太子謀反有功，被孝文帝升為散騎常侍（正二品下），仍領御史中尉職務。但第二天，孝文帝就對這個任命后悔了。魏晉以來，散騎常侍都是清要之官，慣由高門士族擔任，李彪的出身顯然不夠格。正巧散騎常侍郭祚在身邊，孝文帝對他說：“我昨天錯授了一個官職。”郭祚勸他已成之事就不要再改。孝文帝還是不甘心，當時授官慣例，臣下都要上書謙讓一下，他希望等李彪上書時趁機改授。李彪大概也體會到了孝文帝的心思，索性上書坦陳心跡：“散騎常侍之職我渴望已久，不敢虛偽辭讓。”孝文帝遂無可奈何。
這年夏天，孝文帝與群臣在流化池宴會。席間，他對李沖說：“崔光的博學，李彪的正直，是我國家人才之基礎。”這是他對李彪的最高評價。但在宗室、高門看來，李彪始終是和他們出身不同的異類。年輕的遠支宗室元志擔任洛陽縣令，在路上遇到李彪車隊，兩人互不讓路。官司打到孝文帝前，孝文帝讓二人同樣待遇，分路而行。二人出門后，孝文帝對身邊人夸贊元志的血統氣質：“這年輕人不錯，正是所謂王孫公子，不用雕琢自成大器！”
壓抑與爆發
孝文帝時期，乃至整個北朝，“門第”雖然是為官的重要因素， 但從來沒有過一套嚴格的、可操作的標準。只要父親、祖父輩擔任過高官，就可以算有“門第”出身，聲稱遠祖是漢代、魏晉的某位高官也是一個辦法。“九品中正制”還有一個特征，就是講究地域平衡，每個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門大姓。《魏書》中很多人“自云”先祖是漢魏晉時某高官，其實他們往往只是同鄉、同姓而已， 年深日久，無從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默認了。不幸的是，李彪出身寒微，而家鄉頓丘還有一個李姓高門—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實在攀不上親，前代的頓丘籍李姓名人， 自然也輪不到他認作祖先了。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諸帝的門第觀念尚不太重，只要得到最高統治者賞識，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會受人歧視。馮太后當政時，很多宦官都受到寵幸，仕至尚書、常侍、將軍、刺史，爵封王、公，甚至擔任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等官職。按照南朝的門第觀念，這都是一流高門才能擔任的清要官職。馮太后死后，這些宦官年老資深，依舊很受孝文帝禮敬。
到李彪這一代人進入中年之際，正逢年輕的孝文帝按照復古理想和門第觀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擬的門閥制度，大概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劃分門第，由門第決定出仕時的官職。選官制度一旦涉及實際操作層面，就問題重重，何況涉及數十年前的“歷史問題”。所以直到后來的世宗、肅宗朝，朝廷數次清定姓族門第，一直糾紛不斷。這種情況下，那些門第不是特別顯赫的士人， 更感覺壓力重重，拼命標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過排斥、貶低出身更低的人，來顯示自己的門第。這樣，李彪順理成章地成了寒門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劃清界限”，就是標榜自己門第的最好辦法。
李彪和廣平宋弁交好，他們都是相州（頓丘、廣平同屬相州） 人。宋弁祖父宋愔，太武帝時擔任過中書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些。宋弁個人的從政資歷比李彪淺，李彪任秘書丞時， 宋弁是他下級的著作佐郎。但宋弁靠才能和門第受到孝文帝賞識， 遷都洛陽后，仕至散騎常侍，兼領相州大中正，負責劃定本州籍官員的門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商量，仍舊把李彪定為寒門。這樣做一方面表現了他的無私，不為朋友枉法，也可以防止產生和自己競爭的同鄉門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后，心中會做何感受。退一步說，李彪可以對自己的仕途不做太多奢望。畢竟經過近三十年的奮斗，他從寒微書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兒子李志，十余歲就能作文了，女兒也自幼教習文字、儒書。李彪對這對子女非常喜愛和自豪。日漸嚴重的門第壓力，使他常為孩子的未來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談、宴會場合，都要向同僚們稱揚夸贊一番。孝文帝對此難以容忍，還專門批評過他。
太和二十一年（497）八月，孝文帝開始了第二次南征。尚書仆射李沖、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陽，李彪兼任度支尚書，共同負責后方事宜。李彪請求吏部尚書郭祚給李志任命一個官職。郭祚稱李彪門第不夠格，沒有同意。李彪對此深為憤恨。郭祚的理由是： “你和宋弁是同鄉至交，是他壓低了你的門第。你能不責怪他只埋怨我嗎？”
五十三歲的李彪此時完全失去了克制。他對“門第”的一腔憤怒無處發泄，最終竟然釀成了一場和李沖的沖突。這用常理頗難解釋。李沖是最早賞識、提拔李彪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得力的人。李沖性格柔順，上下級人際關系處理得非常妥帖，幾乎從未和任何人有過正面沖突。
但從李彪的角度看，他不敢與宋弁、郭祚這些在門第問題上傷害過他的人翻臉。那樣只會顯得他是一個謀取私利不遂、轉而打擊報復的小人，使他和當前的門第政策，和滿朝高門官員徹底決裂。李彪不敢這樣。當初李沖對他的援引幫助，在此時的李彪看來，卻逐漸變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恩人式的施舍。李沖一帆風順的經歷、游刃有余的個性，又使他在李彪心中成為整個高門階層的成功代表。原來李彪在御史臺工作，李沖在尚書省，碰面機會不多。現在李彪兼度支尚書，和李沖整天共事，滿腔怨憤逐漸無法克制，變成了對李沖的抵制抗拒，惡語怒目。
《魏書•李彪傳》稱，宋弁曾受到李沖壓制，遂慫恿李彪攻擊李沖。這也許有一定道理，但未必是李彪失態的根本原因—以他的才智和政治閱歷，不會這么容易被人利用，何況此時宋弁正隨孝文帝南征，不在洛陽。李彪只是對李沖表達憤怒，并非政治斗爭的攬權爭利，或者收集證據告黑狀。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 這種公開對抗沒有任何好處，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
門第壓力下，李彪積累了多年的緊張、憤怒情緒徹底爆發，使他失去了理智，恐怕自己也不能解釋自己的行為。李沖大概也不理解李彪何以行為失常。他當面斥責李彪，“爾如狗耳！為人所嗾”，仍是懷疑宋弁在背后慫恿（《魏書•宋弁傳》）。李彪的反常行為使李沖完全失態，他數次與李彪爭吵，震怒中大呼大叫，甚至摔斷桌案。
畢竟李沖是李彪的上級。他征得任城王元澄支持，逮捕了李彪及御史臺諸侍御史，上書孝文帝要求罷免李彪，送廷尉治罪。上書中，李沖指出，李彪“昔于（在）凡品，特以才拔”。為了證明他與李彪沒有私人恩怨，李沖特意提到，李彪在入仕之初曾努力為公，成效卓著。關于李彪的罪錯，李沖舉出來的也只有昔日會審犯人時嚴酷刻急，最近行為乖張失常而已，沒有政治斗爭常用的貪污、謀反等罪名。
李沖性格素來溫和，與李彪的爭執使他精神錯亂，一病不起， 病中還在胡言亂語，責罵李彪是小人，十余天后就去世了，時年四十九歲。孝文帝在懸瓠城的前線指揮部看到李沖上表，也驚愕不已：“何意留京如此也！”李沖死訊傳來，孝文帝在懸瓠城為之舉哀，哭泣不能自持。有司判處李彪死刑，孝文帝予以赦免，只給予免官處罰。李彪不久就回到頓丘家中。
修史余生和子女的際遇
太和二十二年（498）十一月，孝文帝結束了長達一年多的第二次南征，抱病北還，到達相州治所鄴城。李彪在鄴城南拜迎車駕。孝文帝接見了平民李彪，對他說：“我當初對你期望之高，希望你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報國盡身。近來看到報告，實在違背我的期望。你自己說，你今天到這地步，是我在整你？是執政大臣整你？還是你咎由自取？”
李彪此時已經從狂躁中安靜下來。李沖之死恐怕是他永遠難以解脫的包袱。他說：“臣的罪過都是自己招致，既不是陛下，也不是執政無端給的。臣罪至此，早應正法，不該來煩擾陛下。只是聽說陛下身體不適，所以前來問安，不敢為謝罪而來。”
宋弁一直找機會給李彪說好話，孝文帝也準備重新任用他。就在這時，有人告發李彪在擔任御史中尉期間的一些問題。孝文帝相信李彪的清白，派人安慰李彪，命不必給他上刑具，待隨車駕一起回洛陽候審。
因疾病纏身，孝文帝在鄴城度過了新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初，車駕返京，在洛陽城外途經李沖之墓。病中的孝文帝臥在車內，遙望新墳，掩泣良久。他不會意識到，這場悲劇的總根源， 居然是他自己的復古理想和門第觀念。
李彪被帶到洛陽不久，就遇到赦令，免除了官司糾紛。三月，孝文帝第三次南征，不久病逝于途中，時年三十三歲。年輕的太子元恪繼位，是為世宗宣武帝。按孝文帝遺詔，由尚書令王肅、任城王元澄等五大臣輔政。
李彪不甘心廢罷，積極結交王肅等高官，希望靠他們幫助復任修史之職。得到王肅承諾后，李彪上書朝廷，稱孝文帝一生功業卓著，朝廷應該為之修史立德。自己十幾年前修過國史，現在如果讓新人負責，恐怕不了解當年的修史體例、工作方法，因此請命為朝廷修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李彪多次提到修史是父子相傳之學。他引用了“相門有相，將門有將”的諺語。可以想象，深受門第歧視之苦的李彪，對這個諺語會有多么大的反感。現在，他卻要用這個諺語說明“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為了證明史官應當世襲，他又引用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相承作《史記》，班彪、班固父子合力作《漢書》的先例。
這是何故？大概李彪還在為兒子的出路焦心：李志到此時還沒有一官半職。他可能希望李志和自己一起修史，積累這方面經驗，以后繼續擔任史官。修史之職貌似清要，但無權無錢，實惠不多，高門子弟未必熱衷，在“門第決定一切”的官場上，也許是李志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個角落。朝廷批準李彪以平民身份在秘書省修史，但沒有提到李志。此時李彪沒有官爵和俸祿，生活艱難，王肅等人都曾給他些經濟上的幫助。
景明二年（501）正月，世宗解除了輔政諸大臣的權力，開始親政。任城王元澄外調雍州刺史。李彪專門到元澄家，請求他給李志安排一個職位。元澄本來和李彪不和，此時卻爽快地答應了，報請李志為自己的軍府行參軍，獲得時論好評。
其實，此時元澄已經感受到世宗的猜忌，而李彪則被列入了重用的名單中。世宗剛剛解除了輔政諸王的權力，正需要提拔可信賴的得力官員。依常理，李彪白衣待罪，如加以提拔，肯定會感恩戴德，效犬馬之勞，且李彪頗有人脈和行政能力，這是世宗的東宮親信們不具備的。世宗任命李彪兼通直散騎常侍（正四品下階），代理汾州刺史事。
大概是兒子的“出路”已經解決，李彪此時對現實政治完全失去了熱情，懇切上書辭讓。世宗不許，連續派人敦促他赴任。李彪還沒來得及上路，就病重不起，于這年秋天病逝于洛陽，年五十八歲。
史書中沒有李彪妻子的記載，大概也不是高門出身。李彪之女名字不詳。李彪死后，世宗聞知其女賢淑，迎娶為婕妤。李婕妤在宮中，常教授世宗諸妹文字、經史，后宮都奉她為師長。李婕妤大概沒有生育子女。世宗死后，她出家為尼，由于熟諳經義，常開講佛理，高僧們都尊重嘆服。
李志后來靠能力逐級升遷，到胡太后專權的熙平年間（516— 517）已升至從三品。正光二年（521）五月，北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叛逃蕭梁，當地兵災損傷嚴重，李志被任命為南荊州刺史。
普通四年（523），梁武帝二十歲的皇子蕭綱任雍州刺史，和李志南北相臨（《梁書》卷四《簡文帝紀》）。蕭綱很有文采，曾寫信給李志勸降。《藝文類聚》卷二十五收了這封勸降書。有趣的是， 蕭綱在信中稱李志“門世英華，中州舊族”。誘降書自然會用些恭維詞句，但這也說明，當時的所謂門閥制度并不嚴格，如果父親做過高官，到兒子輩還能做高官，也就能用高門舊族來恭維了。
李志大概對蕭綱的勸說有所動心。此時的北魏王朝已經進入兵亂四起的動蕩之中。到武泰元年（528）四月，爾朱榮帶兵進入洛陽，在河陰屠殺朝臣，北魏全境大亂，大量宗室、官員逃奔梁朝。六月，李志也擁南荊州叛逃梁朝，此后的事跡就不見于史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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