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制度是治國安邦之根本，具有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70多年，不斷發展壯大，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新中國發展壯大的根本保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新中國不斷發展壯大的關鍵，人民當家作主是新中國不斷發展壯大的根基，中國特色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為新中國不斷發展壯大創造了生機和活力。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首次深刻闡述了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這些制度構成既有深厚的歷史根基，也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是新時代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聚焦點、著力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對新中國70多年制度實踐成就的理論概括和總結，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理論的歷史傳承。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形成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政黨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進入新時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進一步豐富、發展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各項具體制度”的基礎上，傳承、充實并確立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體現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的一脈相承的歷史邏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制度理論創新的卓越成果體現，形成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治制度、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軍事制度等根本制度，完善了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確立和發展了生態文明體制、法治體系、黨的建設制度等重要制度，最終在理論上精辟概括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其中，根本制度規約總方向、覆蓋全領域，起決定性、引領性、指導性作用；基本制度對經濟社會發展起著決定性影響，發揮基礎性作用；重要制度體現國家治理和社會生產生活各方面的體制體系，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共同決定的派生性制度。“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體現出辯證統一的理論邏輯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大實踐部署的制度保障。根本制度關系國家發展大局，直接決定我國的國家性質、發展方向和長治久安，其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起著最具決定性的作用，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處于統領地位；基本制度關系經濟社會發展的根基，三大基本經濟制度和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基本制度，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基礎；重要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集中體現，是在根本制度的大框架下和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必須完善、落實的重大原則、具體制度和體制。三者之間體現了全局與局部相配套、頂層設計與分層對接相銜接、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整體與重點相協調的實踐邏輯關系，有利于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整體效能的發揮。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確立、發展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顯示出獨特優勢和鮮明特征，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現在，我國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點上，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繪就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并強調指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又要抓緊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永葆生機活力。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探索的研究，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這對所取得的理論成果、實踐成果、制度成果的存史，對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本書基于各個時期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探索，將全書內容按照主題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鄧小平理論與陳云思想研究、農業經濟組織與制度變革、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與經濟體制改革、經濟政策與實踐經驗、協商民主制度與時代精神。這五部分內容基本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涉及了各個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的許多熱點、難點問題，側重勾勒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創新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歷程，旨在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
全書研究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注重堅持運用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源頭和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本立場和基本方法。正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揭示中國改革與發展規律是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使命。因此，本書的研究成果注重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足歷史時代和中國發展實際，詮釋中國的實踐、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并針對當代中國各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熱點和難點問題進行研究。
二是注重強化史論結合的具體分析研究問題。因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對于新中國歷史的研究，僅僅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收集整理和考證分析史料、敘述史實、對史料進行分期和定性等是遠遠不夠的。因而應重視歷史的實證研究對理論創新的啟示作用，強化史論結合的具體分析，從理論的角度將觀察到的具體改革事件加以整理、提升。由此，本書的研究成果既注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變革過程做簡單地敘述或“編年史”式的描述，又注重中國國情尤其是社會制度特性和制度變革過程的內在機理研究，以開闊的視野和思路，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規律，探尋中國改革與發展中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解決思路與方法。
三是注重運用制度變遷理論研究問題。將制度分析引入歷史研究、經濟學的研究核心中去，本身就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探索的研究，離不開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通過制度分析來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探索歷史進程，才能夠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變遷“到底是什么樣”的歷史實證性問題。因此，本書的研究成果注重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將經濟理論與歷史分析相統一，即邏輯進程與歷史進程相統一；將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在具體問題研究中尊重歷史、客觀評價，從而探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理論邏輯、實踐邏輯與歷史邏輯的一致性，提煉、驗證具有現實規律性的理論觀點，并探尋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趨勢。
總之，本書是作者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20年里的研究成果匯集。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與實踐探索的研究，作者力求突出、拓展和深化這一主題的歷史性與現實性研究，站在歷史高度，以發展的、動態的眼光看問題，在理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深入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直接關系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是把新時代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是應對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的有力保證。正如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所指出的，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順應時代潮流，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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