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齡結構的階段性轉變會對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轉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本書從中國西部地區層面著眼，針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及經濟結構的影響，深入地開展前瞻性的定性與定量研究，希望有助于系統、完整、準確把握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在轉變過程中對經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存在的影響，從而為科學、合理地制定相關的人口調控政策和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據及借鑒。
馬爾薩斯曾在其代表作《人口原理》中提出“人口論”，并指出：“人類必須控制人口的增長；否則，貧窮是人類不可改變的命運。”人類是社會的主體，人口是整個社會整體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子系統。人口與社會整體的另一個子系統——經濟——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二者間的關系問題，自然也一直是人類社會最為基礎、最為重要的問題，是自古以來人們關注、強調的話題之一。擁有13.95億人口、人口占世界總人口18.4%的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各種人口問題尤為突出。特別是隨著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貫徹落實，在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過程中，如何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不僅成為理論上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實踐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從本質上來看，人是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總體。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們從人的經濟屬性出發，認為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正是通過經濟的二重屬性與社會的經濟活動發生聯系。在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中，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從事生產活動；另一方面，人作為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因此，人口學和人口問題，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特別復雜的問題，它貫穿于人類生活和生產的過程，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口問題和人口規律的社會歷史性質。然而，社會的生產方式又決定了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由此可見，人口問題由始至終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因此，探索人口問題，不僅是探討人口的數量、質量、構成、分布等人口現象，也是進行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地理學、統計學等多學科的探討，并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推動作用。
隨著時間的流轉，人口發展問題在歷史的長河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歷史上，人口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進入21世紀后，全球面臨人口爆炸問題，人口數量激增。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預測，全球人口將在2025年超過80億人，到2050年將接近100億人，可見人口問題不容忽視。當然，這些數字僅代表了人口數量問題，而當今的人口現狀更為突出的另一個問題則是老齡化進程在逐漸加快，人口年齡結構也在不斷地發生著巨變。從少兒人口的比例增加，到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大幅上漲，再到老年人口數量的快速增加，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必將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
20世紀中葉，西方學者對于由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引起的人口老齡化現象給予了極大關注，而中國對于此話題的關注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大力實施，中國人口數量增幅在20世紀80年代穩步減少，勞動適齡人口比例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狀態。統計數據顯示，勞動適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占全國總人口的74.5%。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逐年上升，特別是進入2000年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達7%。也就是說，按聯合國制定的一國或一個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0%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的老齡化標準衡量，我國在2000年時就已步入了老齡化社會。到2010年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上升至8.9%；到了2015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經占到總人口的10.5%，超過了10%。人口年齡結構的快速轉變，不僅伴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發展速度加快，而且也伴隨著人口紅利對經濟推動作用的逐漸變弱。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即便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我國人口總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其中所產生的巨大人口紅利為中國經濟連續以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近10%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改革開放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舉世矚目，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27121.7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59660元，與197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3678.7億元相比翻了數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由此可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與經濟增長有較大關系。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發展新的歷史定位，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視野，根據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和黨的十八大以后5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做出的科學判斷。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順利實施“十三五”規劃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離不開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口基礎。毋庸置疑，人口問題始終是新時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這一要求適應我國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順應人民群眾需求，具有十分長遠的戰略指導意義。黨的十九大報告還指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在這期間，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即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人口是現代化建設最為基本的支撐，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全面提升人口素質。
黨的十九大報告還對經濟發展、人口、健康、城鎮化、就業、區域協調發展等諸多方面進行了闡述，報告中提到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速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8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百分之三十。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就業狀況持續改善，城鎮新增就業人口年均達到1300萬人以上。報告在關于經濟發展方面提到要“堅持新發展理念”。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關于“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報告指出，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1]
由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的人口發展戰略、經濟發展理念、區域協調發展、就業等內容可以得知，黨和國家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問題相當重視。報告提道：對于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要有配套的人口生育政策以適應新形勢下的經濟發展需要，還要順應人民的意愿，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中國在脫貧攻堅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黨的十九大報告提道：中國6000多萬的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這表明了我國已經提前完成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關于到2015年將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由此可見，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問題不僅是我國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全世界需要面對的難題。需要從整個社會出發，全面協調可持續地解決這個問題，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提到人口發展戰略，首先想到的就是“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計劃生育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以此來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的增長。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并被寫入憲法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5條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自確定以來，對中國的人口問題和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進入21世紀后，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力供給問題、老齡化、人口結構性問題等開始顯現。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4386億人，比上年增加631萬多人，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10.5%，上升了0.4個百分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于2013年11月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不動搖，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以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目前，我國不僅是世界人口大國，還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之一，老年人口比例較大，老齡化速度最快，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任務也是最重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滿足數量龐大的老年群眾多方面的需求、妥善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事關國家發展全局，事關百姓福祉，需要我們下大氣力來應對。[2]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推動我國老齡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充分認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規律和特征，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的設計，提出合理的政策措施。2016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就人口老齡化問題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全民行動相結合，堅持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堅持滿足老年人口需求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相結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齡化給國家發展帶來的活力，努力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推動老齡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3]他強調，人口老齡化是世界性問題，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是深刻持久的。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老齡工作，在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上以及出臺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都對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加快建設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以及發展養老服務產業等提出明確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應加大投入、扎實行動，積極推動老齡事業發展、應對人口老齡化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同時，《老年健康藍皮書：中國老年健康研究報告（2018）》中也指出：健康老齡化是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由之路，而我們的政策措施、工作基礎、體制機制等還存在明顯不足，同廣大老年人過上幸福晚年生活的期盼差距較大。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不僅能使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質量得到提高、老年人的尊嚴和權利得到維護，還對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構建具有促進作用。
李克強總理在人口計生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間的協調發展。縱觀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演變史實可以看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人口政策的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69年期間，其表現出的主要特征是，國家先從客觀鼓勵生育再到逐步提倡節制生育的過程；第二個階段是1970～2013年，其表現出的主要特征是，國家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再到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發展過程；第三個階段是2013年以后，國家基于我國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等突出人口問題，對計劃生育的人口政策進行了大調整，即從“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限制人口增殖政策，調整到實行“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中國開始實施“全面二孩”的政策放開。針對出現的人口現象，2016年12月30日，國務院在下達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中更是指出：人口問題始終是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進入21世紀后，我國人口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條件均發生了顯著性改變，出現了重要轉折性變化。準確把握人口變化趨勢性特征，深刻認識這些變化對人口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挑戰，對于謀劃好人口長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該規劃的主要目的是：積極有效應對我國人口趨勢性變化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深刻影響，從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同時該規劃還提到了我國人口老齡化水平及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人口發展既符合世界一般性規律，又具有自身特點。其后15年我國人口的變動趨勢是：①人口總規模增長慣性減弱，將在2030年前后達到峰值；②勞動年齡人口波動下降，勞動力老齡化程度加重；③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少兒比例呈下降趨勢；④出生人口性別比逐漸回歸正常，家庭呈現多樣化趨勢；⑤人口流動仍然活躍，人口集聚進一步增強；⑥少數民族人口增加，地區間人口變化不平衡。從總體趨勢來看，其后15年特別是2021～2030年，我國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但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仍然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我國既面臨諸多問題和潛在風險挑戰，也繼續存在勞動力總量充裕、仍處于人口紅利期等有利條件，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有較大的回旋空間。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而實施人口均衡發展戰略就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重大會議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為主線，立足戰略統籌，強化人口發展的戰略地位和基礎作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鼓勵按政策生育，充分發揮“全面二孩”政策效應，綜合施策，創造有利于發展的人口總量勢能、結構紅利和素質資本疊加優勢，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基礎和持久動力。堅持綜合決策、突出以人為本、強化正向調節、加強風險防范、深化改革創新的原則。針對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趨勢，要加強頂層設計，做到及早應對、科學應對、綜合應對。堅持持續、健康、參與、公平的原則，加快構建以社會保障、養老服務、健康支持、宜居環境為核心的應對老齡化制度框架，完善以人口政策、人才開發、就業促進、社會參與為支撐的政策體系等。總之，國家為應對我國在人口發展中的不同階段所出現的諸多人口突出問題，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對其人口和生育政策做出了幾次重大調整，制定了我國未來人口發展的規劃；特別是面對當前我國出現的人口年齡結構性重大變動中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對人口政策又一次及時地做出重大調整。這充分體現出國家對我國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突出問題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應對。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總體上形成了良性互動。其中改革開放的前30年，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投入到經濟建設當中。這一時期，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持續增長，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而成本較低的勞動力，暴增的人口紅利強有力地推動著經濟高速增長。然而，進入21世紀后，以高投入、高消耗為主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逐漸無法繼續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發展結構迫在眉睫。恰在此時，人口轉變的劉易斯拐點出現，中國的人口增長實現了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轉變的過程。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比上一年下降了0.3個百分點，出現了新的人口發展趨勢，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迫使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豐富的勞動力供給轉變為主要依靠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口素質提升的發展方式。這種經濟轉型與人口轉變的高度契合，不僅成就了以往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也帶動了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進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全面提升人口素質，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其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的支撐作用將得到更為充分的發揮。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進入了新常態，即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中國人口發展將呈現一種相對穩定的態勢。這意味著中國人口數量不會在短時間內出現暴增或銳減，也意味著人口紅利日漸消退與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人口現狀特征在一定時期內不會有所改觀，而是成為一種常態。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常態”。面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以及人口紅利的衰退，如何在此嚴峻的趨勢下協調處理好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使得經濟保持健康、穩定的發展態勢，特別是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等，都是當今社會需要關注的熱點問題。
區域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經濟活動相對獨立，且具有特定功能的地區，它具有獨立性和開放性。我國依據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并與地理位置相結合，將我國大陸區域劃分為東部沿海、東北、中部、西部四大區域，并將這一劃分明確寫入“十一五”規劃之中。其中，西部地區由于地處我國內陸地區，遠離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帶，其經濟發展水平始終比不上中、東部地區。其人口相對于中、東部地區來說雖然比較少，但同樣面臨與全國同步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引起的人口老齡化矛盾問題，只是沒有東部沿海地區那么尖銳而已。近幾年來，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下，西部地區的發展環境有了顯著改善，但與中、東部地區相比，其相對落后的局面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因此，改變這一相對落后現狀將是我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但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仍然是推動西部地區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然而，新時期，人口年齡結構轉變中的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必然會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很大影響。
因此，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積極開展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研究，既是形勢所迫，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從以往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來看，有關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發展關系的認識在理論上基本達成了共識，但在實踐中的理解和認識卻有所不同，對于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眾說紛紜。原因在于研究過程中所采取的變量以及研究的對象視角不同，有的從單一的勞動力供給、儲蓄、消費、產業結構等單個變量來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有的將這些單個變量綜合起來整體分析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總之，不論采取上述的哪一種分析，整體看都存在各自的不足，沒有體現研究的系統性和全面性。
本書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從區域經濟的角度出發，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現狀、特征、利弊等；反之，再從經濟發展如何反作用于人口老齡化等角度進行研究，力爭系統全面地探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發展間的相互影響關系。本書的研究方法為：通過構建模型，采用實證分析法，分別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國內生產總值、居民儲蓄、消費等幾個主要方面展開研究，以期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角度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受影響程度進行解答。
本書分為六大板塊：背景介紹、文獻綜述和理論研究、現狀剖析、實證分析、預測展望以及對策建議。現狀部分采用文獻分析法，主要從勞動力數量、資本投入量以及經濟總量角度出發進行分析；實證部分通過建立柯布-道格拉斯模型，運用時間序列數據，針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儲蓄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同時還對未來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趨勢做出了預測。這樣能夠較為系統、全面、客觀地分析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經濟發展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正面或負面效應。根據分析結果可得出以下基本結論：①西部地區人口經歷六次重大轉變；②西部地區已邁入老齡化社會；③西部地區三大人口年齡組比例呈現“一減二增”特征；④西部地區仍處于人口紅利期；⑤勞動力投入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大，等等。最后，本書根據所得分析結論，結合客觀實際，提出應通過財政手段促進就業、通過教育手段提高勞動力素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增長的建議與對策，以期應對我國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深刻影響，從而促進西部地區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
本書在經過大量的文獻查閱、實地調查、數據整理及統計分析之后，較為全面、系統、客觀地描述了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情況，可為今后從中觀層面解決這一問題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和研究依據；因此，對開展相關命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和價值。但在整個數據搜集整理過程中，需跨越西部12個省份，部分指標數據鏈欠缺完整性和各省份統計數據所使用的指標不一致等問題，造成的不僅是數據整理上的困難，同時也使整個分析中時間序列數據鏈出現不完整的情況，這是本書的一個遺憾。
現階段，雖然我國特別是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帶來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尚未形成對經濟增長特別不利的影響，但人口結構轉變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等人口發展過程的慣性、長期性和不可逆性，特別是中國由于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帶來人口年齡結構（尤其是勞動年齡人口驟減）的“斷崖式”變化。因此，必須未雨綢繆，從現在開始采取有效應對措施，以便延緩和適應未來人口老齡化特別是人口年齡結構“斷崖式”變化的沖擊。
魏淑清，女，1963年5月生，教授，碩導。寧夏社會學會理事。先后主持和參與過多項國家級、省部級、市級、校級科研和教研等課題的研究。近年來以獨立署名公開發表的教研、科研論文30余篇，調研報告數篇，其中核心期刊10余篇，多篇論文受到同行關注并被引用。并榮獲寧夏第十一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一次、榮獲2011年寧夏“引領經濟十二五”理論研討會學術論文三等獎一次、榮獲2010年寧夏首屆優秀教育科研成果三等獎一次、榮獲2013年度校級教學成果三等獎一次。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問題提出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意義
第三節 研究思路與結構安排
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方法
第五節 研究數據選取
第六節 創新之處與不足
第七節 本章小結
第二章 重要概念與文獻綜述
第一節 重要概念界定
第二節 相關基礎理論
第三節 相關文獻綜述
第四節 研究述評和今后研究的設想
第三章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情況分析
第一節 西部地區人口結構的轉變過程
第二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情況
第三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特征
第四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利弊分析
第五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中存在的問題
第六節 西部地區各省份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情況
第七節 本章小結
第四章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社會發展
第一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社會發展
第二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國內生產總值
第三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儲蓄
第四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消費
第五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社會保障影響的一般分析
第六節 本章小結
第五章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及其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第一節 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預測
第二節 西部地區未來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第二節 對策建議
第三節 本章小結
參考文獻
一 研究目的
基于上述對研究背景及問題的簡要分析，以及對國內外有關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梳理，不難發現：圍繞此命題選取宏觀層面進行的研究很多，但針對局部地域尤其是中國西部地區的研究相對匱乏。因此，本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方面：第一，通過對人口年齡結構、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與特點的研究，摸清中國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原因，對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有一個全面透徹的了解，從而找出當今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轉變中出現的主要問題；第二，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圍繞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從而揭示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經濟發展互動關系的內在機理和規律，并對內在關聯的影響程度進行科學解釋，進而給出對二者之間辯證關系的理性判斷；第三，為反映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未來經濟產生影響的復雜性與長遠性，對西部地區未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趨勢進行預測，并預測其變化對未來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第四，通過對實證結論與預測結果的綜合分析，結合區域的實際特點，從政策制定與設計的角度有針對性地提出可行性對策與建議。
二 研究意義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西部地區借助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其各方面的發展均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綜合實力日益增強，人們的生活水平不僅實現了從貧窮到溫飽的轉變，也基本實現了從溫飽再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這一切的變化與發展離不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因素的影響，即受益于隨人口結構性轉變所出現的人口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人口紅利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9]人口紅利的實現需要滿足的兩大前提是，較大的勞動力規模和較輕的撫養負擔。資料顯示，當前，全國范圍的特別是區域性不斷凸顯的用工缺口問題日趨嚴重，這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已逐漸消失，同時標志著勞動力供給已發生了從無限供給變為有限供給的重大轉變，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將會成為未來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之一。顯然，西部地區在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情況下，由人口結構轉變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將會隨之日益凸顯：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的不斷減少，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出現的用工難、用工荒等問題，必然會使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的問題日益嚴重，進而導致大學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另一方面，由于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導致結構性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我國，特別是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及養老保險體系的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使我們解決老齡化問題更加困難。顯然，面對種種問題，西部地區的經濟是否還能保持穩定、快速、持續向好的發展趨勢，經濟結構該如何進行轉型，這些都值得我們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思考與研究。因此，面對當前西部地區人口結構變動的趨勢特點，弄清西部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究竟是通過什么方式影響了經濟增長以及影響的程度，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背景下如何保障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成為近年來人口學研究的重要課題。這些課題對我們充分認識西部地區的基本情況，尋找屬于西部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特有道路，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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