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上下兩編,上編“秦漢禮制與律令”,共計5篇,關注近年來新出土的秦漢律令類材料,集中梳理與禮制有關的祠祀、喪葬、宴飲等律篇、令篇及儀注文本,尤其注重從中發掘秦漢禮儀類律令與禮經之間的內在關聯,由此考察秦漢國家通過禮制與律令進行統治的具體方式。下編“六朝隋唐禮學與禮議”,共計8篇,關注六朝隋唐的禮議,或圍繞禮學名家,或圍繞專場禮議,或圍繞禮議中所呈現的某種經學理念,進行深入分析,并在整體上合而觀之,構建六朝隋唐禮議之取證與推理方式的宏觀圖景。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動,皇權的逐步強化,朝廷禮議越來越強調理據的明確性與權威性,越來越限縮對“人情”的任意發揮、對經典的任意詮釋。禮議方式的遷流,背后不僅是國家權力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動,也與學術思想的演進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