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國》全書分前后兩篇，前篇以歐洲人為尋找新大陸而開辟的東西兩條新航路為線，闡述了世界性視野在大航海時代逐步形成的過程。后篇以近代初期的日本為考察對象，闡述了在世界性視野形成的歷史背景下日本卻逐步走上鎖國之路的過程。
《鎖國》是一本歷史考察之作，亦是作者對民族精神的反思之作，作者通過史實鉤沉，力陳鎖國之弊，筆鋒直指日本民族缺乏科學精神這一民族精神缺陷，在出版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本書獲得1951年讀賣文學獎。
★ 本書作者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著名的哲學家、倫理學家、文化史家和日本思想史家，為日本倫理學會的創始人。他于1912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32年獲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和辻哲郎曾在法政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擔任教授，并榮獲日本學士院會員資格，于1955年被授予文化勛章。他的學術貢獻豐富多彩，代表作品包括《風土》《倫理學》《古寺巡禮》《鎖國：日本的悲劇》《日本倫理思想史》等。他的思想體系被稱為和辻倫理學，為日本哲學史上的獨特存在。在1961年到1963年間，他的著作被整理并編成《和辻哲郎全集》進行出版。他以卓越的學術成就和對日本文化的深刻洞察而在學界具有崇高地位。
★ 該書于世界性視野的形成這一歷史進程中考察日本的鎖國過程，視野開闊，對照鮮明。書中所用東西方史料豐富，內容廣博。作者不停留于對歷史事實的考察，而是通過考察歷史對民族精神進行反思，是一部既嚴謹又有深度與廣度的作品。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日本的歷史與民族精神，也有助于我們對自己進行反思。
本書是對近代初期的世界局勢下日本的狀況、處境的一個考察。作者選擇了“鎖國”一詞作為最能反映這一處境的特征的詞語，此“鎖國”指的是“鎖國之行動”，而非“被鎖之國的狀態”。后者是前者的結果的一個呈現，也包含了在考察我國當前的形勢時值得參考的許多問題，但后者需要另文闡述。構成本書內容的各個事項已分別得到各自領域的專家闡明，筆者并沒有任何新的發現，但是如本書一般將這眾多的事項關聯起來并對之作一個統一的概覽，或許是一種新的嘗試。筆者在對日本倫理思想史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對歷史作這樣一個概覽的必要性，并不斷地尋找這樣的著述，卻一無所獲。正好，在戰時，筆者在東京大學文學部自己的研究室中組織建立了從原點出發對“近代”重新進行思考的研究會，與十位同仁一起分工對西洋與東洋進行了多方考察，在此期間，筆者有了一個大致的推論。在這個過程中，西洋部分從山中謙二教授、金子武藏教授、矢島羊吉教授，日本部分從古川哲史教授、筧泰彥教授，日本天主教部分從勝部真長教授處獲益頗多。上述的各位同僚身處大空襲之下的東京，或家宅燒毀，或忍饑挨餓，但仍共力使此探索之明燈微光不絕，在此我要向他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本書的前篇的資料筆者所使用的不過是哈克盧特學會（Hakluyt Society）的叢書之類，但是研究領域不同的筆者喜歡
上這套叢書，也算是機緣巧合。想來大概是昭和十一、十二年的時候吧，丸善書店前來推銷阿科斯塔的《西印度自然與道德史》（The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是愛德華·格里姆斯頓（Edward Grimston）的英譯本，出版于一六〇四年。當時的市場價大概是一百日元左右吧。但是對于一年圖書費只有三百日元的研究室來說，買這一書籍需要慎之又慎。而且筆者當時對阿科斯塔一無所知，自然也無從判斷此書的價值。于是筆者先試著把該書大致上看了一下。結果，可能是因為不抱任何期待的原因吧，這次閱讀是一次近乎讓人震驚的體驗。不過，之后為了購買此書，讓人對該書做了調查以避免重復購買，結果發現圖書館中早已配備此書的英譯本。那是一套哈克盧特叢書的復刻本，由此，筆者始知哈克盧特叢書的存在。在第一期出版的一百冊中我已經發現了許多頗有意思之處。圖書館中所藏的是大正年間的大地震后英國所捐贈之物，故一百冊中只有四十四五冊，但這些都是近代初期的航海家、探險家們的記錄，因阿科斯塔的書而產生了興趣的筆者不時會翻閱一下這些記錄。后篇的資料中所使用的主要是村上直次郎博士所翻譯的耶穌會會士的相關書簡。《耶穌會年報》第一冊（“長崎叢書”第二卷，大正十五年）、《耶穌會士日本通信》上下兩卷（“異國叢書”，昭和二、三年）、《耶穌會士日本通信豐后篇》上下兩卷（“續異國叢書”，昭和十一年）、《耶穌會日本年報》第一輯（昭和十八年）、第二輯（昭和十九年）等，已經出版的刊物已達七卷。與前文提到的哈克盧特的叢書的英譯本相當，這部分有村上博士的日譯本。對于不懂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的筆者來說，這是唯一可以接近原材料的手段。除此之外，也用到了筆者的友人 —— 已故的太田正雄君根據意大利語的譯本轉譯的弗洛伊斯的年報（《日本吉利支丹史鈔》所輯）。為了某種程度上彌補不能直接接觸原始資料的遺憾，筆者對照上文提到的傳教士們的書簡，閱讀了諸家學者對日本天主教史的研究成果由此對天主教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有了多方面的了解。在這些研究書籍中，筆者從海老澤有道先生的《切支丹史的研究》（昭和十七年）及《切支丹典籍叢考》（昭和十八年）中獲益尤多。筆者在前篇與后篇中所闡述的各個事項皆擔不起“研究”二字，但是通過將這些事項相互關聯來概括地觀察其所具的整體性意義，這對筆者來說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工程。若能通過這一工作使日本天主教史的諸事象以及戰國時代乃至安土桃山時代日本人的精神狀況得到定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能幫助我們反省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命運吧。
昭和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筆者
作者簡介
和辻哲郎（1889—1960），日本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文化史家和日本思想史家，是日本倫理學會的創始人，其倫理學體系被稱為和辻倫理學。
1912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32年獲京都大學博士學位，曾先后擔任法政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為日本學士院會員，1955年獲得文化勛章。
其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風土》《倫理學》《古寺巡禮》《鎖國：日本的悲劇》《日本倫理思想史》等。1961—1963年，其譯作著作被整理為《和辻哲郎全集》出版發行。
譯者簡介
郎潔（1973— ），浙江海寧人。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專業碩士，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在日本的大學從事中文教育工作。
序
序說
前篇 全球性視野的形成過程
第一章 面向東方的視野開拓運動
第二章 面向西方的視野擴大運動
后篇 世界視野下近代初期的日本
第一章 十五、十六世紀的日本形勢
第二章 沙勿略來日
第三章 沙勿略來日事件后的十年間
第四章 維列拉的畿內開拓
第五章 九州各地的開拓
第六章 弗洛伊斯在京都的活動
第七章 在九州西北沿岸地區布教成功
第八章 路易斯·弗洛伊斯—和田惟政—織田信長
第九章 織田信長對傳統的破壞
第十章 京都的新教堂“升天圣母”的建立
第十一章 天主教運動的鼎盛期
第十二章 走向鎖國
[ 附錄 ] 人名地名對照表
太平洋戰爭失敗后，日本民族顏面掃地。當此之際，強調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實非筆者所欲。人無完人，再優秀的人也有其缺點和弱點。當人們用空泛之言來夸示日本民族的優越性之時，是最需要指出其缺點的時候，而現在，反而應該是引導人們冷靜地認識日本民族的優秀的一面，給處于逆境中的這個民族一些鼓勵的時候。
但是，人們在不得不認清自己的缺點或弱點時，不應一罵了之，而應試著對缺點和弱點進行深刻的反省，準確把握自己的不足之處，這也是克服缺點必須要做的工作。日本民族的這個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少科學的精神。一群輕視合理的思考、思想狹隘、狂熱盲信的人將日本民族帶入了現在的悲慘境地。但是，這樣的事情之所以能發生，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正是只相信直觀的事實而不重視通過推理能力來理解事物的民族性。我們這個民族有這樣的習慣：即使是已通過推理力被確認了的事理，也會覺得若非親身體會就無法理解。這種惡習正是最可悲的狂熱信仰蔓延的溫床，各種各樣的缺點亦由此滋生。
然而這一缺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近代初期新科學興起，歐美人用了三百年的歲月將此科學的精神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然而日本民族呢，新科學興起不久即封鎖國門，之后的二百五十年間以國家的權力抑制這一近代精神所產生的影響,兩者之間有著非常大的差異。而這二百五十年間的科學的發展在世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不得不說兩者間的這一差異就更為深刻了。這不是靠急劇引進科技發展的成果就能勉強填補的。因此，甚至會出現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最新的科學成果的利用者同時也是最可悲的狂熱的信徒。
這樣看來，認清這一缺點，充分理解何為鎖國，是很必要的。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但是歷史學家沒有為我們釋疑解惑，他們正致力于研究鎖國期間日本創造的舉世罕見的封閉性文化。這一時期為我們留下了各種美麗的、非凡的、獨一無二充滿個性的東西，對之進行研究的確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但我們也必須清楚，得到這些東西的代價是：我們失去的東西不計其數。本文將就鎖國這一歷史問題進行論述。
但是，在切入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對近代開始之前，也就是鎖國之舉成為問題之前的世界歷史形勢做一個概述。鎖國成為問題，是因為世界性交通的開啟,世界一體化的趨勢已經初現端倪。而鎖國則是對世界一體化趨勢的一種抗拒的態度。鎖國成為問題以前的時代，世界分為好多個（互相孤立的）世界，歐洲的世界在其中并非特別先進。但是因為近代的思想運動始于歐洲，本文就先從那兒開始吧。
羅馬帝國統一環地中海諸地方政權成為當時的歐洲人眼中的世界帝國之時，這些地方的所有的古代史亦匯總于此。這不管是在地理意義上還是在歷史意義上都意味著東方與西方的交融。在羅馬這個普遍的世界中，形成了普遍的政治、法律、文藝與宗教。這一普遍性中不包括印度的世界和中國的世界，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遍性，但是羅馬對羅馬人來說是包括東方和西方的世界，對于生活在其中的各個民族來說，無疑是有普遍性的。而由此把握的普遍性理念，對其后的分裂的民族國家與對立的世界總是有著指向人倫精神的更高階段的作用。
這個普遍世界的崩潰由兩個原因引起。一個是日耳曼人的入侵，另一個原因是阿拉伯人的征服運動。
……
一六一三年，荷蘭人雇傭了木匠、鐵匠、泥水匠、水手、士兵等六十八個日本人前往爪哇的巴達維亞，據說之后也多次帶著日本的移民前去，以至于幕府于一六二一年為此下了禁止令。當時東印度公司的雇員中有七十個或五十個日本人，還有一百幾十個日本人是自由市民。而據說摩鹿加群島上，一六二〇年有二十人，而一六二三年在安波那島上有六十三個日本人。還有少數人去了其他的南洋諸島以及印度洋。
但是對這些走向海外的日本人，日本作為祖國不僅幾乎沒有任何的支援，反而極力壓制，終于在一六三六年，完全切斷了海外與本國之交流，因此這之后日本人町漸漸衰退，海外居留者逐漸消失。因此可以斷言，不是當時的日本人沒有對外面世界的欲望，而是為政者為了國內的理由而將之扼殺了。
也就是說，日本缺少的是航海家恩里克王子，或者說，是恩里克王子的精神。
恐怕只此一點。其他所欠缺的并不多。
從慶長至元祿的一個世紀，也就是我國的十七世紀，文化的各個方面呈現出了創造性的活力。這一活力絕非微弱之物，它足以讓人想象，如果能將當時的歐洲文化帶到日本人的視野內并發揮其作用的話，一定能給我們留下即使放到現在也令人為之折服的文化。學者中江藤樹、熊澤蕃山、伊藤仁齋，文藝家西鶴、芭蕉、近松，畫家光琳、師宣，舞臺藝術家竹本義太夫、初代團十郎，數學家關孝和等，只是列舉他們的名字，就能對當時的盛況窺得一斑。
并不是文化上沒有活力，只是無限追求與擴大視野的精神還沉睡不起罷了。或者也可以說，在覺醒的過程中突然就被人扼殺了，精神意義上的冒險心因此萎縮。因為害怕基督教而關起國門，正是因為這種冒險心的欠缺與精神上的怯懦。不管當時的日本人的基督教化如何發展，日本也決不可能像墨西哥與秘魯一樣被征服的。以基督教化為征服的手段的意思是指通過基督教化來分裂國家，然后乘隙而入。而日本國內則在天主教進入之前早已是四分五裂，何止是“隙”，在葡萄牙人面前的可以說是門戶洞開了。如果可以征服的話，葡萄牙人也不會放過這一機會的。當然，基督教化繼續發展的話，以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那樣的思想也許就不可能實現全國統一了。但是即使有某地的天主教大名實現了國內的統一，也無法想象他會因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放棄日本的主權臣服于西班牙國王。即使給西班牙國王的書信中有類似的話，也無法將之作為證據。因為就書信的寫法而言，對并非自己仰事的君主的人，也會很自然地稱之為“君”，并稱自己為忠實的仆人，這與政治上的關系無關。日本人為歐洲文明所吸引而攝入了基督教文化，這是當時的日本人唯一顯示的擴大視野的行動。這之后對天主教的迫害只是使得日本人的狂熱的一面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但是這不是全部。在當時的歐洲狂熱的傾向也是非常突出的，而我國的一向一揆也非常明顯地呈現出這一特點。但是在這一時代的特性中頑強地萌生出的對合理的思考的要求，才是對近代的大規模運動起指導性作用的根本力量。在我國，破壞傳統的氣魄可以與歐洲的自由思想家們的氣魄相媲美，因此，即使大部分日本人基督教化的局面成為了現實，欣然接受被教會燒死的布魯諾的思想和受到宗教審判的伽利略的學說的日本人的人數，當比歐洲的更多吧。若能這樣，那么，如林羅山[ 譯者注：林羅山（1583-1657），名信勝，字子信，號羅山，是江戶時代初期著名的儒學家，曾擔任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德川家光、德川家綱的侍講。和辻哲郎認為林羅山反對大地球形說、輕視科學、以古代中國為理想等思想助長了日本人的保守鎖國的思想。]一樣頑固不化的學者們的思想就不會被當做時代的指導思想，而取而代之的至少是重視弗朗西斯?培根、格勞秀斯等人的學說的學者們的思想，它們將引導日本人創造新的事物。日本人完全有能力承擔這樣的使命。
耶穌會的傳教士們指出，日本的佛教的各個教派之間的對立斗爭削弱了佛教對基督教的防御能力。而不久日本的基督教傳教事業也經歷了同樣的命運。從豐臣秀吉驅逐傳教士時起，舊教諸派之間的對立斗爭就非常明顯，不久又出現了信仰新教的荷蘭人、脫離了羅馬教會的英國人。基督教的思想被不加限制地吸收，它們也只是統一成為一個運動，被用作侵略日本的手段這樣的事情，是怎么也不可能發生的。對這一情況只要能略為冷靜地加以觀察就能明白，但連這也做不到是因為為政者在精神上的怯懦吧。
只是因為這一缺點，在培根、笛卡爾之后的兩百年里，或者說是從英國的清教徒們渡海來到新大陸開始經營小小的殖民地，到不斷往西開拓那片廣袤的大陸直到到達太平洋邊的這段時期，日本人都被隔絕在近代化的進程之外。其影響波及國民的性格與文化的方方面面。這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論。但其負面影響，開國后用了八十年的時間依然沒能輕松將其克服，而其正面的影響也因為長期的孤立而產生了明顯的特殊性，因此在新時代中看似失去了創造力。而現在的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份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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