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記錄了作者多年來研究中德文化的各種嘗試，如《唐詩在德國》，梳理近百年唐代詩歌在德國的翻譯和傳播；《庫恩與中國古典小說》，探討德國漢學家庫恩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技巧；《黑塞與中國古代文化》，評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黑塞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接受；《歌德與〈百美新詠〉》《歌德與木魚書〈花箋記〉》，考察歌德中國詩的跨文化闡釋及歌德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中德文學作品中的老聃》《〈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的西傳和影響》，涉及主題學研究；《德國作品中的中國形象》，屬形象學研究；等等。
此外，本書還收錄了作者近年來研究朱白蘭的著述，中國籍猶太裔德語作家朱白蘭的作品在中德文化關系上堪稱獨一無二的文學標本。
歌德與木魚書《花箋記》
眾所周知，1827年1月31日，歌德與愛克曼有一席著名的談話。歌德在談話中不僅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學的看法，而且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預見到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引起這場談話的話題是歌德當時正在讀一本中國傳奇。
究竟是哪一本中國傳奇引起歌德如此濃厚的興趣，使他愈來愈相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并且呼吁人們出力促使世界文學時代早日來臨呢？
朱光潛先生作為《歌德談話錄》的譯者，在腳注中寫道：據法譯注：即《兩姐妹》，有法國漢學家阿伯爾·雷米薩特的法譯本。按，可能指《風月好逑傳》。在這里，朱光潛先生提到了兩種可能性：一本是據法譯注，歌德讀的是雷米薩特的譯作《兩姐妹》，即《玉嬌梨》的法譯本。朱先生似乎并不認同這種可能性。
《玉嬌梨》是在1826年由雷米薩特譯成法文的。該書出版后很流行，次年已有德譯本。讓·雅各布·安培爾（Jean Jacques Ampère）在1827年4、5月曾在魏瑪多次拜訪歌德，據他5月16日報道，歌德由雷米薩特翻譯的小說引起談論了中國人的風俗，并且講述其他的中國小說。另外，歌德在1827年5月9日和14日的日記中也提到這本書。從時間上看，歌德閱讀《玉嬌梨》應在1月31日的談話之后，而且，歌德向愛克曼介紹中國傳奇時提到的細節，與《玉嬌梨》的內容沒有相似之處。因此，歌德與愛克曼談到的不太可能是《玉嬌梨》。
朱先生提到了另一本書，即《好逑傳》。請注意，朱先生在注釋中用了按字，表示經考證查對，接著用可能這個詞，表示只是推測，還不能肯定。可惜朱先生沒有留下其他文字，只在該注釋中提及，歌德在這部傳奇的法譯本上寫了許多評論，據說他晚年準備據該書寫一篇長詩，但是后來沒有來得及寫就去世了。如果這是確實的話，那么，可以肯定歌德曾仔細閱讀《好逑傳》法譯本，并對其懷有極大興趣。但僅僅據此，還是無法斷定歌德談話中指的就是《好逑傳》。也許，歌德對愛克曼敘述中國傳奇故事的特點時提到，一對鐘情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持，有一次不得不在一間房里過夜，就談了一夜話，誰也不惹誰，這一細節與《好逑傳》第7回五夜無欺敢留髡以飲確有某些相似，使人們推測歌德說的是《好逑傳》，但是，歌德提到的其他所有細節顯然不存在于《好逑傳》中。大概出于這個原因，成柏泉在《歌德與〈好逑傳〉》一文中認為，歌德似乎不只指一部書，而是把兩三部書的內容合在一起來談了。但他同時又認為，最受他（指歌德）注意和贊美的關于有一對鐘情男女共處一室、長夜不欺的故事，則確是《好逑傳》中所有，中譯本的注釋是不錯的。
究竟歌德在談話中指的是不是《好逑傳》呢？陳銓在20世紀30年代曾對中德文學關系作過開拓性的研究，他在《中德文學研究》第二章中專門探討歌德讀過哪些中國小說，并對歌德所讀小說譯本和原文進行了評價。陳銓指出，1796年1月，歌德與席勒彼此通信，講到一本中國小說，我們知道這一本中國小說就是《好逑傳》雖然歌德同這本小說已經發生了關系，恐怕他還沒有讀完。一直到1827年1月31日歌德同艾克芒談話講中國小說和中國文學，這一次歌德才真把《好逑傳》細心地讀完了。陳銓認為歌德談話中指的中國小說是《好逑傳》，但依據什么做出這一推測，他本人沒有進一步說明。也許由于陳銓說的口氣十分肯定，并且用第一人稱復數我們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很容易使人相信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長期以來，他的看法在學術界被普遍援引，幾乎成為定論。但也有研究中德文學關系的學者持不同意見。高中甫在探討海涅的中國觀時，曾順帶提到，歌德所談的應是《花箋記》，而不是《好逑傳》。衛茂平在《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一書中也對《好逑傳》說提出商榷。
關于歌德與中國小說的關系，德國學者彼得曼早在1886年發表的《歌德研究》中指出：歌德向埃克曼講述一部中國傳奇時說，人們經常聽見金魚在池子里跳躍，鳥兒在枝頭歌唱不停；白天總是晴朗的，經常談到月亮，但它并不改變風景，月光明如白晝；故事里穿插著無數的典故。如果我們在歌德認識的中國作品中的一部里合起來找到這些細節，并且根據主要事實只在一部里，那么，我們就必須在可供歌德使用的為數不多的中國作品中說出某一本就是他生動地向埃克曼傾訴看法的那本。他接著說：歌德所引述的內容可以得到證實的作品是《花箋記》，德文題為《花箋的故事》，一部可以稱為詩體小說，或史詩，或田園詩的作品。彼得曼在文章中提出了上述觀點，沒有展開詳細論述，因為歌德與《花箋記》的關系并非文章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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