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內容包括: 斯文濟世 天下歸仁、中華文化為何長壽? 、記住, 是為了忘記、論破潑皮、教育勢利了, 會讓道德退化、我們為什么缺失思想大家、幽靈之船、同一個中國, 不同的夢想、中華無跪禮等。
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陽鳥文學年選系列叢書，從1998年開始，已經連續出版了18年，其間經受了圖書市場的檢驗，得到了讀者的廣泛認同與好評。
今年的選本仍然秉承我們一貫的純文學主張，將讀者喜歡閱讀的文學作品中的精品選編成書。
今年本書的選擇依然力求呈現出這樣一個“特”字。
一是事關文學與文化類話題的入選者比較多。王蒙、余秋雨、鐵凝、李零、賈平凹、葉兆言、劉震云、麥家、劉慶邦、黃國榮等諸位的大作莫不如是。坦率地說，往年在選文時本人多少是在刻意回避這點而更多地考慮社會受眾面更寬一些的，而今年則“反其道而行之”，不僅相關文學與文化類話題的隨筆佳作入選較多，進而還選配了若干有關讀書話題類的隨筆，諸如施京吾、董強諸位的大作，以此形成寫作與閱讀的相得益彰。
二是面向現實、針貶時弊、富于人文氣息作品的入選者同樣比較多。李國文、資中筠、葉廷芳、王彬彬、李鳴生、黃怒波、陳平原、昌切等諸位的大作大抵屬于此類。他們筆下的文字無論是直面社會現實，還是由故鑒今，指向都十分清晰，那就是在我們經濟發展、物質豐富的當下，斷斷不可少了人文的氣脈和精神的脊梁。相比于這一點，過往年度中入選較高的談風月、吟小調的則大為減少。
至于今年何以要突出以上兩點特色？一是作家們的寫作為本人的這種選擇提供了豐厚的基礎資源，沒有這些作家作品存在，即便本人這方面的意愿再強烈也只能徒喚奈何；二是本人的確也有感于當下寫作與閱讀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值得引起重視。今年在集中決定入選篇什的時候，恰逢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文藝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際。總書記在他的講話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文藝創作“沒高峰”，有些作品淪為“市場的奴隸”，因此，要“深入生活”，“為人民寫作”、“為時代寫作”。我個人以為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講話甚為切中時弊，那種輕盈有余、厚重不足，娛樂至死的世風是該值得我們三思的了。當然，我本人絕非一概反對那些輕盈靈動的文字，小巧溫婉的敘事，而只是希望我們社會整體的寫作閱讀生態在結構上能夠有個合理的配置，這也就是自己在決定今年這個選本特色時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主編
王蒙，中國當代作家、學者，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其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他樂觀向上、激情充沛，成為當代文壇上創作最為豐碩、始終保持創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分卷主編
潘凱雄，文學評論家，編審，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黨組成員，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當代》《中華文學選刊》雜志主編。198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文藝報》理論部副主任，《經濟日報》副刊部副主任，經濟日報出版社總編輯、副社長。2008年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
王必勝，1975年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碩士研究生。1979年到北京廣播學院工作，歷任人民日報社編輯、文藝部副主任，高級編輯。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潘凱雄 序
王 蒙 文化自信與文化定力
蔣建國 閱讀讓夢想成真
吳 靖 閱讀，讓人成為人
劉 錚 那些不存在的書
胡曉明 我的圖書館飄流小史
陳建華 宋詞元曲可以，流行歌曲為什么不可以？
李國文 從胡適拜謁溥儀說起
韓少功 平等是否還重要
趙 剛 沒有信仰，便沒有道德的底線
李木生 潔白樸素的生活
錢理群 想起朱光潛先生
李 零 從燕京學堂想起的
趙 園 非常年代人倫的變與常
彭小蓮 如果胡風當官了
張 鳴 養人的制度夢魘
周樹山 居廟堂之高
沈 寧 我多么渴望
陳 沖 前仆后繼走向前
耿 立 站在雞蛋一邊
施立松 時代的尋夢人
盧惠龍 柔韌如水沈從文
葉 君 蕭軍日記里的二蕭
張 飚 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任蕙蘭 100年前，讓歷史轉折的幾個細節
黃怒波 哥倫比亞的老游擊隊員
王 炎 慕尼黑的一個秋日
南 帆 機器之癮
金宏達 孔子墓前的子貢
陳啟文 一條必然的路
邢小利 種 子
梁 鴻 歷史與“我”的幾個瞬間
葉兆言 兆言說東吳
周 實 存在與時間
張亞麗 京城的告密
唐翼明 雜感六題
胡紫薇 遇見才女繞著走
葉延濱 不帶手機的約會
邵 麗 定制幸福
汪民安 冰箱和食物
中華文化為何長壽？
余秋雨
二
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可以列出幾十項。我看到不少學者也做過這件事，可惜他們引用的大量古文往往只是在說中華文明的優點，而不是在說長壽。而且，他們所說的那些優點，如果從古文翻譯成外文，其他文明也大同小異，只是共性，而不是特性。
為此，我要從普通讀者都能理解的國際可比性上來論述。僅僅選了八項，而且用最淺顯的大白話，說得盡量簡單。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一因：體量自覺。
一種文化所占據的地理體量，從最原始的意義上決定著這種文化的能量。照理，小體量也能滋生出優秀文化的雛形，但當這種雛形要發育長大、伸腿展臂，小體量就會成為束縛。
中華文化的體量足夠龐大。與它同時存世的其他古文明，體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等所有發祥地的面積加在一起，也遠遠比不上中華文化的搖籃黃河流域。如果把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領地都標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領地的面積總和大了幾十倍。
不僅如此，中華文化的遼闊地域，從地形、地貌到氣候、物產，都極為豐富，極多差異。永遠山重水復，又永遠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領域，就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明的領地，在生態類別上都比較單調。
讓人興奮的是，中華文化的先祖們對于自己生存的環境體量很有感覺，頗為重視。雖然由于當時交通條件的限制，他們每一個個體還不可能抵達很多地方，卻一直保持著宏觀的視野。兩千多年前的地理學著作《禹貢》《山海經》已經表達了對于文化體量的認知，而后來的多數中國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冷僻、狹小的所在，一開口也總是“天下興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可謂氣吞萬里。這證明，中華文化從起點上就對自己的空間幅度有充分自覺，因此這種空間幅度也就轉化成了心理幅度。
于是，一種根本上的強大形成了。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體量由邊界來定。中華文化的巨大體量四周，還擁有讓人驚懼的圍墻和隔離帶。一邊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險峻的高峰和高原，一邊是難以穿越的沙漠和針葉林，一邊是古代航海技術無法戰勝的茫茫大海，這就構成了一種內向的宏偉。
這種內向的宏偉，讓各種互補的生態翻騰、流轉、沖撞、互融。這邊有了災荒，那邊卻是豐年。一地有了戰亂，可以多方遷徙。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滄海桑田未有窮盡。這種生生不息的運動狀態，潛藏著可觀的集體能量。
由地域體量轉化為集體能量，其間主體當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統計，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規模巨大的民眾群體中。即便在《詩經》中，已經可以從字句間感受到濃郁而豐沛的“人氣”。在這個巨大群體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吃苦耐勞、積極謀生、長年不停。加在一起，集體能量無與倫比。
現代的研究條件，使我們已經有可能為先輩追補一些人口數字了。就在這遼闊的土地上，先秦時期，人口就有兩千多萬；西漢末年，六千萬；唐朝，八千萬；北宋，破億；明代萬歷年間，達到兩億；清代道光年間，達到四億……這中間，經常也會因戰亂而人口銳減，但總的來說，中國一直可稱之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這一層層的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把長壽的希望許給了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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