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空，男，70年代生人，專欄作家，理工科出身，平生博覽群書、涉獵廣泛，尤其喜讀文學、歷史、哲學等方面的書籍，融匯百家，自成一格，作品細膩。已發表小說、著作50余萬字。
晉陽是春秋跨入戰國時一場決定性戰役的地點，也是趙國賴以起家的關鍵所在。原來晉文公曾擴充軍隊為六軍（這在當時是僭越的，依周制，只有天子才能擁有六軍，諸侯最多是三軍），成為中原長期的霸主，由于長年征戰，往后這六軍實際上分由韓、趙、魏、智、范、中行六家大夫掌握，晉君威權旁落，春秋末六家兼并，智氏最強，先滅了范和中行，又聯合韓、魏圍趙于晉陽，幾乎也滅了趙，后來趙策動韓魏二家共同滅了智伯，并取得周天子迫于形勢的認可，正式由大夫提為諸侯，是為戰國七大強權中的三個。
至于趙襄子為什么選擇晉陽為最后的據點，說起來有一段故事。在襄子的父親趙簡子執政時，派了一個叫尹鐸的人去治理晉陽。尹鐸問簡子：“您是要我把晉陽當蠶繭一樣抽稅抽個不停呢？還是要讓晉陽成為您一個堅實的基地？”簡子說是后者，于是尹鐸刻意地合并人家來裁減當地的戶口
數量，以降低稅收。簡子是個厲害的明白人，就對當時尚未接任的襄子說：“如果他日晉國有變，你千萬不要以為晉陽太遠，尹鐸這個人無足輕重，你記得要拿晉陽當作起死回生的最后據點。”果然智伯聯合韓、魏攻擊趙氏，襄子計劃出奔，斷然舍棄下人建議的有堅固城池又近在咫尺的長子或有豐厚存糧的邯鄲（后來的趙國國都），而選擇晉陽。晉陽果然沒讓趙家這兩代父子失望，被圍困甚至引水灌城到幾乎全城成為水鄉，只差六尺就淹過城墻，但人民始終固守沒有叛意。
讀到這樣的史實是很動人、很讓人羨慕的，很難想象在這樣無義戰、兼并動亂的時代，善惡因果的關系仍然可以如此牢靠可信。
當成抬杠來問個問題：如果趙襄子的賞賜是在晉陽尚未解圍之前又將如何？想來幾乎百分之百可以肯定高赫不僅得不到上賞，而且排名還會遠遠落后于五名將帥。對趙襄子賞賜的解釋，“儒家式”的會比較“善意”，認為先德而后力，即德性價值的持久性是遠高于一時的功勛；相對的，
“法家式”的則比較“惡意”，認為晉陽的危機解除后，接下來最重要的課題是君臣關系的重新整頓，因此這只是為人君者必要的權謀。
趙襄子的用心究竟如何無從查證，我們這里何妨拋開善意惡意的各執一詞，純粹從賞賜可能得到的效果來看。如果賞賜代表的是人君意志的遂行和對未來的期待，趙襄子很清楚這種“晉陽前”和“晉陽后”的差異，這兩個階段雖然在時間上僅僅一線之隔，但在概念上和作為上卻必須看成兩個不同的時期來處理：前者的課題是戰斗、擴張，不得不為英雄式的人物活躍的時期；后者則要求秩序、穩固，乃是能臣取而代之的時期。因此，我個人的意見是贊成趙襄子的做法，用現代的流行語言是，這個賞賜有“前瞻性”。當然，成立的條件是晉陽的危機得完全解除，最好是徹底到這五名將帥即使心里有天大的不服氣也無法作怪。
這種“晉陽前”和“晉陽后”的差異，歷代的中國人體會得相當深刻。最有名的兩次討論，一是漢高祖劉邦和陸賈的對話，稱之為“馬上打天下”和“馬下治天下”；一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三人的對話，稱之為“創業”和“守成”。
劉邦是有名的誅殺功臣的皇帝，唐太宗則一干打天下的武將幾乎百分之百善終。這兩個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王朝的開創者，在現實做法上南轅北轍，在道德評價上也趨向兩極――尤其對普通人來說，韓信、彭越、英布這樣的英雄――受辱誅殺，總會輕易成為同情的對象。我的想法是，這其間當然有處理的良窳、用心的善惡，也關系到兩個不同的現實情境和意識，但我以為，劉邦和李世民的“晉陽后”并不像道德上或具體行為上所顯現的存在那么極端的差異。
以一個比較極端的方式來說，貞觀年間李世民所倚重的是封德彝而不是尉遲恭，前者是隋代的佞臣，后者則是李世民出生入死的革命伙伴，并曾救過李世民的命。這當然不是李世民褊狹或有什么心結，而是“晉陽后”的簡單現實需要。像封德彝這樣德行上有“前科”的人物，在道德意識偏高的正史里――相對于現實操作而言，畢竟歷代寫史的還是讀書人――很容易連他僅有的優點也被忽略，但我們如果稍稍細心留意一下，很容易了解，對剛剛草創的大唐而言，像封德彝這樣熟悉行政事務，完全能掌握高層權力核心運作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不要說尉遲恭，這一點就是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都不是立刻能做到。因此封德彝拜相而不怎么被李世民敬重，尉遲恭等武將封為有稅金可收不必做事的國公，雖然對后代讀史的人的道德意識多少還是有些冒犯，但在這種權力結構和舞臺轉換之間，李世
民已幾乎是盡其最善了。貞觀初年曾經有這么一個事情：有一次尉遲恭和任城王道宗吵起來，尉遲恭當場把道宗打得幾乎瞎掉一只眼，李世民很生氣地責備尉遲恭：“我一直不齒劉邦的誅殺功臣，總想和你們這班共創天下的人一起長享富貴，但看你們的行為，真讓我相信劉邦的做法是有理由的，我這一次不認真追究，但這樣的法外之恩是不可能再有的，你自己要好好反省反省。”
提起這段故事，不是要說韓信等人該死，也不是為劉邦的行徑開脫，我只是想到，漢王朝比起唐而言更是草創而沒有前例可援，“晉陽后”的局面也更紊亂而百廢待舉，史書上寫劉邦處決韓信等人之后，宮廷中照樣是一舉辦宴會，一論起功勛，動不動這些英雄人物就在劉邦面前拔出刀干起來，亂得不可開交，亂得連劉邦這樣粗線條的人都開始受不了了，一直到叔孫通制定朝儀，才真正開始把陸賈“馬下治天下”的概念慢慢化為事實。司馬遷的《史記》譽叔孫通這樣奇特行徑的人為“一代儒宗”，眼光真是銳利，比起班固以后知識分子式的多有道德盲點，司馬遷更現實，更能察覺到“晉陽前”“晉陽后”的不同概念和艱難之處。
更進一步來說，這兩個不同的時期也常隱藏著不同的危險。對打天下的君主而言，“晉陽前”的舞臺主角是英雄，危險是駕馭不住而可能直接被取而代之；“晉陽后”的主角則是官僚，危險的是這種嫻熟于權力結構的人常能準確地逢迎操作，尤其對下一代生于深宮，長于婦人之手的君主。直接向領導權力挑戰的危險，是“明白而立即”的，這種一翻兩瞪眼式的沖突比較容易察覺和防止，對失敗者而言，也不失個光明磊落的好漢行徑，不僅沒什么道德負擔，甚至多得同情；然而吏治的腐蝕則是漸進的、隱晦的，非常不容易防微杜漸，因此，這才是權力較集中的政治體制宿命性的弱點，也是形成這類政治體制“不道德”的標志之一。
但認真說起來，中國人其實算是清楚地在思考并對付這“晉陽前”“晉陽后”差異的民族，這多少使中國歷代的軍事組織不會太過膨脹，在進入“晉陽后”時立刻被文治的官僚體系所取代，這是中國歷史穩定的根源之一。在長達五千年一治一亂的更迭里，中國歷史在每一次崩潰之
后強大的復元能力，一直很讓讀史的人驚訝，并被湯恩比提出來
當成文明建立的后期模式，這固然少了亞歷山大或成吉思汗式的
輝煌，也有人質疑冒險創新的遲疑，但對歷代廣大人民現實的生
活層面而言，這顯然是明智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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