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學少年》系一部個人關于知青生活的回憶性散文集。全書從“吃、穿、住、行、醫、勞動”等各個方面,詳細具體地回憶了當年下方南林農場的知青生活,作者容尚謙飽含充沛的情感,回憶那個激情燃燒歲月中的人和事,以親身經歷訴說知青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動青春,感恩歲月,充滿了正能量。
自序
也談“悔”與“不悔”(代前言)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吃
穿
住
行
醫
勞動
農場干部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憶苦思甜
民兵
搏動的青春
讀書雜記
后記
《恰同學少年》:
“革命的青年有遠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在黨和各級組織的教育幫助下,在革命形勢的引領下,在革命歌曲的感召下,我們廣州六中的400多名學生,這些革命的青年,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到南林農場去了。出發前,父親已被隔離審查,不知所在。母親又要送別兩個孩子去遠方,身邊還有4個年幼的弟妹,她心里一定很苦。臨走前一天,我們極想到學校集合,但母親堅決不同意,她堅持讓我和弟弟在家里過夜,第二天一早趕到碼頭集合。
那晚,母親跟我和弟弟反復交代,話語我是記不清了,但母親的神態卻讓我永遠難忘。由于父親被隔離,工資停發,存款凍結,每月只從父親工資中給四個孩子(另兩個孩子由母親工資負擔)撥出48元生活費。為了給我們置辦行裝,這些錢已所剩無幾,母親從僅有的錢中拿出20元,給我和尚堅每人10元,讓我們留以備急。盡管當年的10元不是今天10元錢的概念,但如果不是萬般無奈,母親是不會對即將走向遠方的孩子這么慳吝的。我們畢竟年輕,“少年不知愁滋味”,那一夜,我們安然人睡。母親是如何度過那一夜的,我不得而知。天蒙蒙亮,母親叫醒了我和弟弟,看著我們吃完早飯,讓老三和老四送我們去碼頭。她看著我們走出門口,就關上了門…… 三、基干民兵 南林農場在海南東線,楊梅、前線、青年三個連隊,靠山臨海,是所謂的一線連隊,擔負著保衛海防的重任。改兵團建制后,南林農場編為二師九團,前線隊編為三營十五連,楊梅隊編為十六連,青年隊編為十七連,營部駐十五連。那時,為保衛海防,十七連有武器庫,配備有機槍、沖鋒槍、步槍,一號通令下達后,還給我們連配備了一門無后坐力炮、一門小山炮。盡管武器裝備陳舊,但畢竟是真槍實彈,顯示了十七連作為海防一線連隊戍邊的重要性。
武器是靠人掌握的,有了武器還不行,還要有軍事建制,有連、排、班的組織和指揮系統,有人去扛槍操炮。為此,連里將所有人員編成三種軍事組織,最核心的是武裝民兵,編成一個大排,每人配發槍支;然后是基干民兵,也是組織起來,配發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勞動工具——砍刀、鋤頭、扁擔,也編成了一個大排;其余的人則作為普通民兵,沒有組織建制,在一線連隊全民皆兵的形勢下,普通民兵將所有的老弱婦孺病殘全部編入。
到連隊不久,民兵組建方案議定,連隊召開了會議,各班列隊站立,聽連長、指導員宣讀名單。看著锃亮的槍支武器,聽著連長抑揚頓挫地宣讀名單,我滿心盼望著能成為武裝民兵,拿起槍來。最好是沖鋒槍。隨著武裝民兵命令宣讀完畢,我都沒有聽到我的名字,當然,尚堅也是“孫山之外”。失望、懊惱涌上心頭,我驟然明白了,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怎么可以奢望成為武裝民兵呢?能成為基干民兵,就是組織的信任了。扛著大砍刀,我們照樣保衛祖國,照樣可以成為人民戰爭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敵人敢侵犯,照樣淹死他! 當然,成為基干民兵,只是知青生活中暫時的不快。隨著形勢的發展,我也很快扛上了槍,沖鋒槍也時常背在肩上,長途訓練時,機槍也時常在我肩上,過足了扛槍癮。一號通令下發后,武裝民兵夜夜到海邊站崗放哨,白天還要“促生產”,日子一長,所有人都疲憊不堪。這時,我已成為事實上的武裝民兵了,而且還是骨干力量,雖然不是夜夜出海站崗,但三天到海邊去站兩天崗,則是尋常事。我終于成為保衛海防的堅強戰士了。 四、積代會代表 青年隊的知青是一個積極向上的群體,充滿昂揚正氣,積極鼓勵進步,形成了推崇奉獻、激勵先進的良好氛圍。在這個集體中,誰吃苦耐勞,誰積極奉獻,就會被大家推崇、被大家敬重。因此,盡管有命運不公的抱怨和失落,也有天生惰性作祟,但青年隊的知青中流大汗、出大力、忘我勞動的人很多。我至今還記得,連隊文藝宣傳隊還將一些好知青的事跡搬上了舞臺,如“何建華,好思想,戰天斗地斗志昂,輕傷不把火線下,一心革命拼命向前闖”等等。在黨的積極教育下,在這么一個集體的帶動下,我自然不甘落后,努力工作學習生活。
1970年,二師九團召開第一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這是兵團成立后九團的首屆積代會,團里上上下下十分重視。團里分配給十七連8個代表名額,連隊領導認真組織了代表推選工作,發動各班開會,推薦投票,幾上幾下,選出了8個代表,我也位列其中,陳瑞芳也是代表。連隊整理了材料,報到團政治處審批。
一天中午,連隊在午休,四周靜悄悄的,忽然,從連部傳來指導員大聲爭辯的聲音。我們一間屋里的知青全醒了,我仔細一聽,原來是指導員在電話中和團政治處的同志爭吵,他大聲責問:“為什么不行?為什么不行?他是全連隊唯一全票通過的,你們憑什么拿掉?家庭出身不好,他隱瞞了嗎?他欺騙組織了嗎?不是還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嗎?”這時我完全明白了,我想,同宿舍的同學,聽到指導員爭辯的同志也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起床后,大家照樣出工干活,什么也沒說,好像什么也沒發生。是的,大家能說什么呢?我盡管心里翻騰,但也像什么都沒發生,什么也沒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