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夢人生 人間有戲
我在高中階段就認識汪曾祺先生了，那時我們胡同住著一位中國畫老畫家陳半丁。我因為與他最小的兒子同學，我的業余時間幾乎消耗在陳半丁的家里。我把買來的宣紙縱向裁開，然后不打草稿，直接用這樣的方式給各方面朋友寫信，也包括剛認識的汪曾祺。汪看見字很高興，回信中則稱我是“字第一，詩第二，戲第三”，因為我還寄去了我在詩詞與戲曲方面的習作。他亦用毛筆給我復信，幾乎每次都這樣。我那時非常敬佩能夠抓起毛筆就寫的文人，每當拿到這樣的信，玩味其書法的時間要多于品味信的內容。但可惜此后能抓筆就寫字的人，卻越來越少了。從這一點來說，小小之我從氣味上就與汪相投。如今我堅決認為，在汪先生身后給他出書，最合適的寫序者只有一位：那就是汪先生多年的“兄弟”林斤瀾。林是他的“哥們兒”，多少年倆人在文壇出雙入對，大家也習慣了。當然，林斤瀾寫序屬于“小說者言”，“小說”也是汪先生的主項，所以林先生合適。如今找我，大約是為了應和《人間有戲》的書名。我也想借此講講這一點，今天和今后的梨園要發展，自然要正確認識昔日的梨園。當然，我很久沒敢答應，是因為我不是汪先生的同輩人。但我這篇東西因為涉及梨園，所以借機發表出來，也只有冒著背后挨罵的風險了。
當時首都的梨園有兩大家，一是中國京劇院，二是北京京劇團。前者建立時以莫斯柯大劇院為樣板，是京劇的國家劇院，每年上演的劇目有規劃，并接受國家的撥款。后者演員陣容特強，有“馬譚張裘”四大頭牌，民辦公助，每年還能上交若干。我1979年調入中國京劇院做編劇，大家都說我運氣好，一下子在梨園就拜定了“四位名師”：他們分別是：中國京劇院的翁偶虹與范鈞宏，以及北京京劇系統的吳祖光與汪曾祺。我院領導勸我稍安勿躁，先沉下心看戲，慢慢去理解傳統。他曾寄給我兩個劇本，一是《凌煙閣》，二是《一匹布》。前者是他獨力創作，很類似今天的歷史劇。后者根據傳統戲改編，當年小翠花、馬富祿主演過，很紅的戲。這一次由汪改過，曾由張胤祥導演，主演為名丑郭元祥。但北京不大習慣看以丑挑梁的演出，結果戲只演了一場，第二場就“收”了。這說明盡管有像汪先生這樣的“大牌”支撐，寫劇本也不是想寫什么就可以動手的。他在北京京劇團中的實際地位，也不是簡單的一兩句話就可以證明的。汪先生有一種期望：爭取抓到一個“對脾氣”的素材，用盡全身氣力寫成，然后把本子上交上去，期望排練到最好。在“文革”前的北京京劇團，沒有后來“文革”后的氣勢，所以他的實際處境，也還遠不是《沙家浜》或《杜鵑山》時觀眾所懸想的那樣。
汪先生至多是個逍遙派。每月照領工資，別的事就與劇院無關了。劇院沒有嚴格的紀律。他獨行獨往，與同行沒有深交，本質上還是從前文壇的那種自由人。你能在本職上有成就，當然好。沒有，就老實待著吧，也沒人再找你的茬。我后來參加的中國京劇院，一切突出政治，嚴格按規矩規律行事。許多事更像機關，而不太像藝術單位。幾十年下來，汪先生雖然因作品大紅大紫，但他的人內心，還是我行我素。出門吃飯，常順道去榮寶齋買宣紙，回家畫了花鳥，裝裱出來再送給他喜歡的青年。對此，他苦笑著對我嘆息：我欣賞的青年，如果懂得我的內心，也就算不錯了。他覺得自己的畫，懸掛在演員家里，讓來往的客人一眼就看見，也算是“值得”了。
辦劇團與劇院，都沒有固定的格式。汪先生這種人，適合待在從前北京京劇團的格局之中。所謂編劇，也就是一種舊文人，松散一些，舊文化的存在多一些，氣味上也舊一些。把這樣的人放在編制之內，其實對劇團是有好處的，同時也更適合保持劇團的民辦公助的性質。今天，戲曲劇團的存在，不光是排新戲大戲去對付評獎，日常時還有些勾勾抹抹的活路要人去做。像《鎖麟囊》《野豬林》這樣公認比較成熟的戲，由不同演員演出時，也還需要進行一些勾勾抹抹的活計。還有，今天出自國際文化交流之需，北京的一些重要劇場也經常舉辦國外的交流演出。能否把國外那些久經考驗的藝術精品再按照戲曲藝術規律進行改編？這問題很大膽也很唐突，可事實會證明是需要的。這樣，原來保留在戲曲劇團當中某些“不得煙兒抽”的人或許就有了用途。事實會證明這也是戲曲未來很需要的一種活兒。
記憶中似乎還有這樣一件事：距今二三十年之前，文化部負責人齊燕銘曾召見汪曾祺等，鼓勵大家進行戲曲的改革與繼承。這使得梨園一些人物回憶起對昔日曾進行過“一字訣”式的點評。如王瑤卿稱贊當時的梅蘭芳的“有像兒兼有樣兒”，稱贊程硯秋的“有唱”，稱贊尚小云的“棒”，以及荀慧生之“浪”。王瑤卿提出的這些，結果荀因“浪”頗不高興，當面回敬了一句“您老（指王瑤卿）講話也夠‘臧’的……”汪曾祺對此基本首肯，但對我提出的說梅蘭芳是“像兒”的提法，他認為不確。我后來考察，應該是梅蘭芳“很有樣兒”。
前幾年汪先生出版了一本憶舊的書，似乎就是這本，其中說到他家故宅不遠有個廢園，充滿著一種凄清之美。他父親有一段時間也生活在那里，父子倆非常默契，父親抽煙，隨手就扔給他一根。我喜歡這個情調，汪說他們老爺子與自己則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啦。
汪對待自己的“右派”問題，也是溫和的，他說過大意如下的話：“要是不打成‘右派’的話，我這輩子未免也太平淡了。”明顯有怨氣，但怨而不怒。樣板戲階段，他還一度十分風光，曾作為文藝界“左派”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也似乎就是那兩天，我去到沈從文先生那里，正遇到汪也在那里，沈仿佛正在氣頭上，說這指那，而汪則低頭坐在一個小板凳上，一言不發。
六十年代初，吳祖光先生寫過一出《鳳求凰》，寫司馬相如何與卓文君婚戀的戲，中國京劇院曾有以李少春與杜近芳排演之議。這個陣容曾在吳先生家聚會深談，涉及排演事宜種種。汪曾祺隨后趕來，在贊嘆之余，又引述莫里哀的話，指出“只有把卓文君寫成蕩婦，才可能把這出戲徹底翻新”云云。事實證明，汪是個戲曲圈中見識上很不一般的人。高層文化人或許能欣賞其言論，至少還能容他。
汪曾祺有過《沙家浜》或《杜鵑山》的高峰，也有《凌煙閣》及《一匹布》的寂寞。他的一生起起伏伏，特別是與裘盛戎的相知，是很值得總結的。但另一方面也證明，像汪這樣資歷與聲望的編劇，在劇團里也不是“想寫什么就寫什么”的。
汪曾祺在劇院是位很盡職的編劇，如果動員他寫某題材。不用動員，他自己就會努力完成任務。但越是投入，其效果往往越差，到最后他反而是灰心喪氣了。這真應了他說這輩子“如果沒打成‘右派’，恐怕反而太平淡了”的話。幸好他在晚年，趕上了去美國與臺灣進行文化交流的機會，到底他是怎樣性格以及他最擅長寫什么樣的作品，也得到了歷史的證明。
他很愛惜梨園編劇中的后輩，他送了他們許多自己的書畫，都是自己裱好了再送到對方手里。他曾苦笑著說：“愛惜青年到了我這樣——（把字畫裱好了寄到對方手上）——，應該說為數不多了吧？”
在一次筆會中，他又信筆作畫，隨畫誰送，最后看我站在他身邊，許久沒有說話。他轉身問我：“這半天沒說話，我送你一張畫吧？”隨后，問了我妻子的名字，準備下筆了。他起筆畫了兩枝梅花，很有姿態地傾斜在一個古瓶旁，又在瓶旁認真畫了兩只正在啄食的小雞，渾身毛茸茸的，然后題字：“城北稚珊平平安安”。他身體已經不好，自己寫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事情”。讓自己在余生中“平平安安”應該是實在的祝詞，我們晚一輩，正在做事情的年月，于是就要我們“平平安安”，豈不太消極了？如今我病了，而且一病就病倒了，再看他的題詞，就看出了深意。
在他患病嚴重之時，他曾說自己寫書已無興趣，唯獨希望最后能出版一本畫集。現在此目的已然做到，唯獨對他的畫和字，還缺少有份量的評點……
我現在也是受人之請，寫了如上的一些話，算是對前輩故人傾述了一些衷腸。我是晚輩，如果說錯了話，罪我責我，也都是應該的。
最后，汪老在天之靈安然上位，容學生向您致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徐城北
2014年2月于北京
汪曾祺（1921－1997），江蘇高郵人。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京派小說的傳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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