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學術思想和成就在國內外都有巨大影響，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資，成專家之業的思想家、大學者”。他的文化與思想價值跨越時空，歷久彌新，是中華文化一筆偉大的財富。
本書選取王國維國學思想的精髓，在歷史、哲學、文學、美學等領域進行深入的解讀，以大師的角度關注華夏文化，彰顯學術之光，展現國學之深厚底蘊。
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開封，《宋史》中便記載了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的事跡。王圭、王光祖、王稟、王荀四世均有赫赫戰功，靖康元年（1126），王稟于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敵而殉國，王稟之孫王沆隨宋高宗南渡，襲安化王爵，賜第鹽官，從此王氏一族就在此定居了。到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王國維對自己的家世也深感自豪，撰有《補家譜忠壯公傳》。
王國維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海寧故鄉度過的。王國維4歲時，母親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教育則主要受父親王乃譽的影響。王乃譽博學多才，對書畫、篆刻、詩古文辭都很有興趣，治學精進不窮。生活在這樣一個富有文化氛圍的家庭里，王國維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1883年，7歲的王國維，先后入鄰塾受潘紫貴及陳壽田先生教誨，并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對傳統文化涉獵廣泛，并初步接觸到近代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維新思想。
1894年甲午戰爭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學傳入中國，新的文化和思想，令年輕的王國維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愿望。雖然因為家貧而不能以資供其外出游學，但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匯編》等宣傳新思想的出版物，到了1897年，他在同邑陳枚肅家任塾師時，并不滿足于在家鄉為人作家庭教師，由其父為之請人推薦留洋學堂，此時的王國維開始向往出國留學。
1898年，22歲的王國維到上海求學，接觸到了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1900年12月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從1898年至1906年，王國維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哲學，他將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學思想，結合我國傳統的先秦諸子及宋代理學一起研究。他把這一時期稱為，“兼通世界之學術”之“獨學”時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倒臺，王國維攜全家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僑居四年有余。在此期間，他與日本學者廣泛交流，學力更加精進。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頗為安定，學術方面也頗有成就，他自述此間的“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
1923年春，王國維經多羅特氏·升允舉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依照清朝慣例，能夠在南書房工作的應是進士、翰林以上且學問淵博的著名人士。王國維當時雖在學界頗有名望，但只是布衣出身。在南書房工作期間，王國維有幸窺得大內所藏，曾檢理景陽宮藏書。次年冬，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趕出了紫禁城。末代皇帝的遭遇被王國維視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被家人阻止而未果。
1925年，胡適等人邀請王國維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辭了院長的職位，僅任教職，講授《古史新證》及《說文》《尚書》等課程，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清華五大導師。王國維以自己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然而在他學術生命的頂峰，卻選擇離開人世。
1927年6月2日，國民革命軍北上，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自沉于頤和園魚藻軒昆明湖，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
王國維治學治一門，通一門，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見，做出超越前人和時代的貢獻，他先后在哲學、文學、戲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商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漢唐史、敦煌文獻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圖書管理學、版本目錄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王國維學術思想和成就在國內外學術界都有巨大影響，享有國際盛譽，“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資，成專家之業的思想家、大學者”。盡管他離開我們已經許久，但他的智慧與精神卻是永不褪色的。
袁小兵，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現從事語文教學與研究工作。喜歡經典文化，涉獵廣泛，對民國時期的國學文化及國學大師研究頗深。主編有《圍爐夜話》、《小窗幽記》等。
談詞：
詞以境界為最上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的開篇首句即拋出“詞以境界為最上”的觀點，他以此為中心，結合唐五代北宋詞和西方美學思想，來建構自己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然而“境界”說并非王國維首創。
“境界”與古代文論中的“意境”屬于一類，古典美學專家曾祖蔭先生認為，這一理論范疇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孕育期；二是唐宋年間的提出和形成期；三是明清至近代以來的深入發展期。王國維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終結者和現代文論的開啟者，不僅總結了中國古代詩學中“意境”，而且開啟了現代文論的新方法，被許多后世學者贊為中國學術研究實現現代轉型的第一人。
《人間詞話》對《文心雕龍》的承革揚棄
說到古代文論，就絕不能避開劉勰的《文心雕龍》，這部巨著不僅總結了隋唐以前的詩學文論，同時也拉開了唐宋以降文論美學的帷幕，特別是其中的《隱秀》篇，對先秦、秦漢以來的“意象”論進行了總結。劉勰的《文心雕龍》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在某種程度上說是相似的，都處在承上啟下的位置，二者具有諸多可比性。
“隱”歷來是中國古代文論和美學體系中的重要范疇，也是《文心雕龍》中的核心概念。在《文心雕龍》中，劉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辯證關系的美學范疇，如“文道”“心物”“體性”“情采”“比興”“隱秀”等概念，它們辯證統一、相輔相成，但劉勰在論述中還是有所側重的。在談“比興”時，劉勰明顯更推崇“興”，因為“比顯而興隱”，可見劉勰對“隱”的青睞�！峨[秀》篇也是如此。在這一篇中，劉勰對“隱”下了這樣幾點的定義：“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以復義為工”；“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深文隱蔚，余味曲包”，“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辭生互體，有似變爻”，“并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拔耐狻薄爸刂肌薄皬土x”三個關鍵詞是要格外注意的。這種“文外之重旨”和“復義”與王國維的“境界說”是一脈相承的。
王國維先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闡釋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比欢鯂S并沒有對“境界”這一概念做出嚴格的界定，導致學術界對其內涵和外延產生分歧，但其核心仍然是我國詩學范疇中直感型“景—情”詩學模式，而非象征型“象—意”詩學模式。
《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詩學領域承上啟下的巨著，不僅在《隱秀》篇總結了先秦兩漢以來的詩學意象論思想，還在《物色》篇中為“意境”理論建立了基本框架。
《物色》篇首先集中論述了抒情詩的創作原理，之后圍繞著抒情詩的關鍵因素——“情”與“物”進行闡釋，并對“情”與“物”進行了具體描述和界定。如“情”包括“悅豫之情”“郁陶之心”“陰沉之志”“矜肅之慮”等。所謂的情是指生活化的情感，是對悲歡離合、得失榮辱的感觸，與政治教化、圣人之旨、微言大義是截然不同的�！拔铩钡膬热菥透臃重S富了，像“獻歲發春”“滔滔孟夏”“天高氣清”“霰雪無垠”“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山沓水匝，樹雜云合”“春日遲遲，秋風颯颯”等都是。“情”“物”在創作過程中相互引發相互交融，“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然而，王國維的境界說也有自己嶄新、獨特的內容�！段男牡颀垺分械摹峨[秀》篇和《物色》篇堪稱程碑式的作品，王國維的“境界說”，同樣可稱為唐宋以降詩學范疇“意境”理論的總結者和集大成者。葉嘉瑩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認為，“境界”一詞的出現與佛家經典中的“六根”“六識”“六境”之說有關，只有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備的六識的功能而感知到色、聲、香、味、觸、法等六種感受才能被稱為境界。所以，所謂“境界”對就是真景物、真情感的感受。
境界的有無，即“真”與“不真”的區別
王國維的“境界說”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與境渾”“意境兩忘，物我一體”是特別加以強調的。王國維認為所謂有“境界”，就是把逼真傳神的寫景與真誠真切的抒情統一起來，所以他主張表現真情實感，比如：追求真情實感反對虛情假意；追求形神兼備，反對只求形似；推崇自然本色，反對人工雕琢；注重人品修養，反對格調低下。
除了對真感情和真景物“情景交融”的強調之外，王國維還特別推崇“語語如在目前”，認為只有言情真切、寫景鮮明、言辭自然的作品才是有境界的作品。這也就是叔本華所說的“直觀”。
用最直接最自然的語言抒發最直接的感情，用典、美刺、隸事統統不必。所以王國維非常推崇馮延巳、李煜、納蘭性德等人，認為他們有著“赤子之心”，他們的作品是“血書”，是“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是有境界的。
雖然王國維也認為姜夔的詞“格調高絕”，但會給人“隔霧看花、終隔一層”的感覺，其根本原因在于不重視意境的創造。姜夔抒發的是個人的情感思緒，既沒有李煜國破家亡的深切痛苦，也沒有秦觀對自己凄涼身世的憤懣之情。姜夔的情感只能算淺愁薄恨，描寫景物又不夠鮮明逼真，所以只能給人朦朧迷離的感覺。
有“真”才有境界，失去“真”便失去境界，有“真”才有生命力，失去“真”便淪為“羔雁之具”，這對我們今天的文藝創作仍有指導作用。
……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