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梁衡出版了一本面向中學生的圖書《把欄桿拍遍》，書中精選了梁衡的三十多篇散文，由語文特級教師點評，一經面世就成為暢銷書，至今每年銷售數量都在十萬冊左右。本書為該圖書系列的第四冊，精選了三十多篇梁衡的散文及評論文章，由天津市語文特級教師陳秀征點評。
篇，集中展示作家的精神境界與文化品位。作者寫人突出文學與政治糾葛的背景，善用理性分析和形象表現，因此，作品大多視野宏闊，充滿磅礴氣勢。作品融“大事、大情、大理”于一體，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時代氣息，同時也賦予作品以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
本書收集著名散文作家梁衡近年苦心創作的散文精品二十余篇，集中展示作家的精神境界與文化品位。作者寫人突出文學與政治糾葛的背景，善用理性分析和形象表現，因此，作品大多視野宏闊，充滿磅礴氣勢。作品融“大事、大情、大理”于一體，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時代氣息，同時也賦予作品以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
梁衡，1946年生，山西霍州人。著名學者、新聞理論家、作家。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曾任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全國記協特邀理事、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全國中小學語文教材總顧問。著有新聞三部曲：《記者札記》《評委筆記》《總編手記》及《梁衡新聞作品導讀》。散文集《覓渡》《洗塵》《把欄桿拍遍》《千秋人物》等。科學史章回小說《數理化通俗演義》、寫作研究集《為文之道》、政論集《文風四談》《干部修養談》等。
假如毛澤東去騎馬 / 001
一個偉人生命的價值 / 026
百年革命�6�9三封家書 / 032
鄧小平的堅持 / 041
你不能沒有家 / 046
大渡河上三首歌 / 054
一個沒有被榮譽寵壞的人 / 063
事業便是你的宗教 / 068
周一波畫人物 / 075
胡順江寫字 / 081
白楊樹下的身影 / 086
在蔣巷村的共產主義猜想 / 095
那青海湖邊的蘑菇香 / 105
圣彌愛爾大教堂 / 112
泰山，人向天的傾訴 / 119
這里有一座古樹養老院 / 129
古城平遙記 / 136
河套憶 / 143
三十年的草原四十年的歌 / 150
石河子秋色 / 156
印度土王邦尋舊 / 161
千年萬里縱橫行 / 170
觸摸人生的坐標 / 188
說經典 / 192
讓形式不再只是形式 / 199
讓“家門口的美”更多些 / 204
叫你如何不心動 / 209
公平公正，同熱同涼 / 215
含混不是模糊美 / 219
繼承其精髓發展其急需 / 226
朱镕基不修傳 / 241
大干部最要戒小私 / 246
假如毛澤東去騎馬
毛澤東智慧超群，膽識過人，一生無論軍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驚人之筆，讓人玩味無窮。但有一筆更為驚人，只是惜未能實現。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說：“如有可能，我就游黃河、游長江。從黃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文學家，只準騎馬，不準坐卡車，更不準坐火車，一天走六十里，騎馬三十里，走路三十里，騎騎走走，一路往昆侖山去。然后到豬八戒去過的那個通天河，從長江上游，沿江而下，從金沙江到崇明島。國內國際的形勢，我還可以搞，帶個電臺，比如，從黃河入海口走到鄭州，走了一個半月，要開會了我就開會，開了會我又從鄭州出發，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務。我很想學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專列過濟南，他對上車看他的舒同、楊得志說：“我就是想騎馬沿著兩條河走，一條黃河，一條長江。如果你們贊成，幫我準備一匹馬。”1961年3月23日，毛在廣州說：“在下一次會議或者什么時候，我要做點典型調查，才能交賬。我很想恢復騎馬的制度，不坐火車，不坐汽車，想跑兩條河。從黃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發源地，然后跨過山去，到揚子江的發源地，順流而下。不要多少時間，有三年時間就可以橫過去，頂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個秘書調往陜西，他說：“你先打個前站，我隨后騎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場，剛好一點，他就說：“看來，我去黃河還是有希望的。”可見他對兩河之行向往的熱切。
自從看到這幾則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澤東真的實現了騎馬走江河，該是什么樣子？
這個計劃本已確定下來，大約準備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從騎兵部隊調來的警衛人員也開始在北戴河訓練，也已為毛澤東準備了一匹個頭不太大的白馬，很巧合，他轉戰陜北時騎的也是一匹白馬。整個夏天，毛的運動就是兩項：游泳和騎馬。
但是，1964年8 月2日，突發“北部灣事件”，美國入侵越南。6日晨，毛遺憾地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黃河這次是去不成了。”
這實在是太遺憾了，是一個國家的遺憾，民族的遺憾，中國歷史失去了一次改寫的機會。按毛的計劃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兩河歸來，已是1969年，那個對國家民族損毀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遲發生，甚至可能避免。試想一位最高領袖深入民間四年，將會有多少新東西涌入他的腦海，又該有什么新的政策出臺，黨史、國史將會有一個什么樣的新版本？一個偉大的詩人，用雙腳丈量祖國的河山，“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又該有多少氣勢磅礴的詩作？
我們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勢，那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績已有不少，教訓也有一些，黨又一次走在將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當時我們已犯過的幾個大錯誤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傾，還遇上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這時，全黨已經開始心平氣和地看問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承認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錯誤，毛澤東也做了自我批評。形勢也有了明顯好轉，原子彈爆炸，全國學大寨、學大慶、學雷鋒、學焦裕祿，國力增強，民心向上。但是從深層來看，對這些錯誤的根源還沒有從思想上徹底解決。就像遵義會議時，從行動上和組織上已停止了“左傾”的錯誤，但真正從思想和路線上解決問題，還得等到延安整風。急病先治標，癥退再治本。當時黨和國家正是“癥”初退而“本”待治之時。
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騎馬走兩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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