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來近代人物寫作的完整呈現，組成了近現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百位，跨越歷史近兩百年，幾乎囊括了近代中國所有的重要人物。寫作對象從清末民初以來的歷史推手和弄潮兒，轉向邊緣的“怪力亂神”和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作者堅信在這個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為我們提供人格的坐標和導航。
【《安身與立命》側重從經濟、生存的角度寫人物。第一章選取了一組企業家，他們或致力于個人財富的積累，或致力于經世濟民，價值取向的差異背后，也有著智慧、勇敢和耐苦的共同特質。他們的人生展現了企業家精神在近代中國的萌芽與展開。第二章從個人經濟生活的角度描寫了一組政治家與文化名家，謀國不成、謀家有成的康有為，“跑著去領工資”的魯迅，體制外辛苦謀生的郁達夫，都讓我們從全新的角度接近了歷史人物。第三章的傳主是一群“非主流”，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得到后人足夠的重視，作者卻從他們身上發現了“小傳統”的生活哲學。
◆余世存二十余年歷史人物寫作完整呈現。“立人三部曲”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來近代人物寫作的完整呈現，《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近現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百位，跨越歷史近兩百年，組成了近現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而本書可以說是一本亂世生存指南。
◆看亂世如何激發蓬勃的生命力。在混亂又自由的年代，平時卑微平庸的生活在自由和風險中，激發出人性的光芒，命運也回報人生壯麗優美的風景。
◆重新打撈和認識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寫作對象從清末民初以來的歷史推手和弄潮兒，轉向邊緣的“怪力亂神”和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帶領讀者以全新的角度認識近代中國和近代中國人。
余世存，詩人、學者，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湖北隨州人，現居北京。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公務員、志愿者。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當代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稱為“當代中國富有思想沖擊力、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國話語》《老子傳》《人間世：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家世》《大時間：重新發現易經》《東方圣典》（主編）等。
自序 應是鴻蒙借君手 /001
經世與濟民
梁啟超：財改首席設計師 /013
范旭東：定義現代企業家 /022
盧作孚：沒有錢的大亨 /032
周作民：在灰色中閃光 /043
胡筆江：活在當下 /053
資耀華：吉人自有天相 /060
虞洽卿：聞人難識 /070
張嘉璈：蹇難而輝煌 /079
吳鼎昌：通達之才 /087
康心如：有為者亦若是 /095
李嘉誠：挾傳統與新時代博弈 /102
李國鼎：傳統轉型的推手 /125
生計與排場
王國維：謀道不謀貧 /137
章太炎：職業圣人 /147
康有為：謀國不成，謀家有成 /159
蔡元培：有天下而不與 /166
魯 迅：一要生存，二要溫飽 /177
胡 適：中產以上 /186
郁達夫：到體制外去 /194
張恨水：為文字而生的作家 /201
任芝銘：亂世財物，更要看輕 /212
安身與立命
陳攖寧：再入輪回做眾生 /223
袁樹珊：江湖術士 /233
張其锽：劫數難逃 /240
孫祿堂：精武臻道 /249
余云岫：醫界魯迅 /259
李宗吾：厚黑教主 /268
胡蘭成：張牽張招 /273
蘇曼殊：玩命情種 /280
周善培：朋友財孰多 /291
章士釗：才與不才之間 /299
聶云臺：當人生成為作品 /309
魯 迅：一要生存，二要溫飽
我們今天褒貶前賢多是著眼于他們的言行，很少從他們的生存狀態出發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實上知人論世會使我們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魯迅的生存和心理狀態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陳明遠等學者們的研究，我們今天大概知道魯迅一生的收入狀況。十年前的一項研究表明，魯迅在參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間，共收入12萬元左右，相當于今400多萬人民幣，即有著年均17萬元人民幣、月均9000元～20 000元人民幣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購買力算，相當于1 000多萬人民幣，即年均50萬元。……這筆收入，大概相當于今天北京、上海、廣州的高級白領的收入。
可以說，魯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認為，“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 。人們對魯迅的印象也是，他雖然樸素，但生活起來也是相當享受的：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雇傭女工和車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雇有兩個女傭，晚年經常帶全家乘出租車看電影、赴宴席……
魯迅被一些人認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細節給人突出的印象。一是飲食講究，愛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寬敞，初到上海不過兩個人，租一層樓就夠用，而魯迅卻要獨幢的三層樓；三是喜歡看電影，而且要買價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車。
但如果僅僅把魯迅看作是成功人士，這會妨礙我們對他的認知，這甚至是一種誤解。事實上，魯迅終生未擺脫生存的壓力。跟今天年收入30萬～50萬左右的白領階層一樣，魯迅的不安全感是實實在在的。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關，也跟他后來的體制生存和體制外生存方式有關。
魯迅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封建家庭，父親的病使他嘗盡世態炎涼。他在名篇《吶喊自序》中寫道：“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魯迅還回顧說：“契訶夫的想發財，是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了，而這時候，我正在封建社會里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
1912年，31歲的魯迅進入教育部做“公務員”，開始領薪水，但只能領到半薪，當年收入1 100元。第二年，工資上漲，但也只能領到九成薪水，全年計2 586元。第三年，仍未領全薪水，全年收入3 146元。隨后幾年多為3 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開始在《新青年》刊物發表小說與雜文，但屬于同人刊物，沒有收入。
1920年，魯迅年收入2 640元，較前幾年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個月薪水。這一年魯迅開始在北京大學和高等師范任兼職講師，盡管開始不計報酬，但總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講課費。1921年，魯迅年收入2 578元，其中講課費88元。1922年收入不詳。1923年，魯迅年收入2 304元，其中稿費69元，講課費141元，這一年，魯迅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
1924年是一個轉折年，這一年魯迅年收入2 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 600元，魯迅領到手的只有1 095元，其他稿費700多元，講課費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魯迅，業余講課和寫作收入超過了公職收入。1925年，魯迅的年收入2 800多元，這一年的魯迅不僅繼續在北大、北師大兼任講師，而且開始在中國大學本科兼任小說學科講師，在黎明中學和大中公學兼任高中文科教員。最多的時候，魯迅到8所學校兼課。
我們由此可知，魯迅的收入雖然不算低，但設身處地地想，他也并不輕松，否則他不會到處兼課。一個民國體制中的公務員的辛酸，魯迅都經歷了。到1925年，魯迅在他的名文《燈下漫筆》中還忠實地記錄他10年前的一次兌換錢的經歷：“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他為此感嘆，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一個參加工作十幾年的老“公務員”仍未獲得“財務自由”，這才是真實的魯迅。1919年11月，魯迅借債500銀圓，為期３個月，利息１分３厘（共65銀圓），補足購房款。1920年５月，魯迅借債400余銀圓。1921年３月，魯迅又借債700余銀圓。1924年５月魯迅買下了破舊的小四合院──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２１號（現在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內），共花費1 000銀圓左右，魯迅向友人許壽裳、齊宗頤各借400銀圓，所欠的債，一直到幾年后才用他的講課費還清。
1926年，魯迅在一篇日記中說：“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祿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們今天讀魯迅，可以想到這是人到中年的魯迅，這是一種什么心境？有人說魯迅“跑著去領工資”，當年的報紙還說魯迅為“索薪”參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門牙”，由此可見當時的公務員也得為自己的利益“維權”。到1926年時，魯迅還在給人寫信說，想多“弄幾文錢，以助家用”。
1927年夏天，魯迅對朋友說：“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并且積下幾個錢來。”1928年夏天，魯迅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么兇，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過了幾天他又說：“說什么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
魯迅的諸多名文都是在這種心境里產生的。1923年，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的著名演講中說：“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除了覺醒的心以外……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錢──高雅地說吧，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
1927年，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說：“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放下擔子，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因此，我們能夠想見魯迅的特殊性。跟民國眾多的學者教授不同，魯迅對經濟、生計的敏感是異乎尋常的。作為長子的壓力，作為公務員的束縛，他活得并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緊張、糾結之中，直到1926年，他還在為跳槽患得患失，這一年他去了廈門，又去了廣州，就是為了多掙錢。
自1927年秋天起，魯迅決意脫離體制，他既不擔任公職，也不做教員，而是專事獨立寫作。這一年，他已經46歲了。他選擇了上海為定居地。有學者認為，魯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戰斗的需要──殖民文化與商業文化固然不堪，但卻足以造成文化專制的縫隙，進而便于以筆為旗，展開社會批判與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則分明出于經濟的籌劃和生存的盤算──這里匯集了全國最多的報刊、書局以及其他經營性文化設施，只有這里才能為紙間的勞作提供豐足持續的版稅與稿酬，從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顧之憂。這些都表現出先生清醒務實的經濟頭腦。”
這其實也是高看了魯迅，他只是一個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師友們對他的幫助確實也開始見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元，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共計14 700元，折合黃金490兩。這些穩定的收入使魯迅終于有了最后10年的較為穩定的生活。
1927年，魯迅年收入3 700多元，超過了北京生活時期。1928年，魯迅年收入5 900多元，其中一大半來自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收入。1929年，魯迅年收入15 000多元（合人民幣100多萬元），其中一大半來自他跟自己的學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稅，他的學生、北新書局的“書商”李小峰扣其版稅，經協商分期向魯迅償還，據郁達夫說，總數有20 000元之巨。1930年，魯迅年收入15 000多元。1931年，魯迅年收入8 900多元。1932年，魯迅年收入4 200多元。1933年，魯迅年收入1萬多元。1934年，魯迅年收入5 600多元。1935年，魯迅年收入5 600多元。……
也就是說，魯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觀。陳明遠說，“魯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間（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總收入為國幣78 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此系10年前數據，今人民幣4萬多元，相當于今天都市高級白領的收入。就是說，直到此10年，魯迅才算有了“財務自由”。
可以說，魯迅終生處在生計的糾纏之中。他跟當代“亞歷山大”的“屌絲”一代一樣，都有著生存的緊張，只不過，他對自己的生計有著務實的考慮。有人認為他是“理財高手”，說他的理財有幾大特點：“不斷跳槽轉換工作”“多線程理財”“堅持親自理財”“選擇最佳經濟地區”等，這其實是高抬了魯迅。跟民國傍官傍商、長袖善舞的理財專家不一樣，跟梁啟超、胡適等體制內生存者不一樣，他的理財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眾相通。
把生計放在重要地位的魯迅難以“免俗”，他說過，他跟高雅的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酬。寫完之后，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他對青年對大眾的勸告也極為實際：“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魯迅一生受氣，其中多有跟錢相關。直到臨去世前幾年，他還在跟學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稅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臨去世前四年，國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約撰述員費用……這些事件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難怪魯迅感慨：“在錢下呼吸，實在太苦，苦還不妨，受氣卻難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賺得生活費，不受意外的氣，又有點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魯迅是強大的。他雖然為錢操心，但仍不遺余力地行非常之舉。他對親友、對年輕人、對陌生人的幫助是多樣的。其中，他出資印行葉紫的《豐收》、蕭軍《八月的鄉村》、蕭紅《生死場》、曹靖華譯的《鐵流》以及紀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對左聯刊物、對柔石家屬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郵局工作的孫用，將自己的譯稿《勇敢的約翰》寄給魯迅，以求得幫助。魯迅代其聯系出版，墊付了230元的制版費，當書店付還一部分制版費時，他又用這些錢預支了譯者的版稅。上海英商汽車公司售票員阿累在書店里捧讀《毀滅》愛不釋手，魯迅得知他的錢不夠，問他：“一塊錢你有沒有？這本只要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給你的。”阿累從內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圓，放到魯迅的手里。……
我們從生計的角度看魯迅，或者更能理解魯迅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他跟我們一樣，為生計所苦，承受了一個現代中國國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從當時到現在，他豐沛的文字才感動了一代代在中國生活中掙扎并收獲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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