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賦瀟湘》收錄了著名文化學者王魯湘的三十余篇關于湖湘文化與湖湘藝術的評論文章。作者生于湖南，長于湖南，對湖湘文化有著親臨其境的體味。其評論對象都是湖南優秀藝術家，如齊白石、王憨山、陳白一、黃永玉、鄒傳安、黃鐵山、楊福音、雷宜鋅等。精到的解析和濃郁的鄉情構筑起百年湖湘文化中美不勝收的藝術長廊。
湘人的經世致用、忠誠血性、憂國憂民、自強不息的種族共性，三湘四水所構筑的獨立蒼茫的地理環境，湘人二百年為生民爭獨立、為民族爭自由、為國家爭富強的精神氣候，形成了王魯湘筆下這群藝術家的創作基因。他看到了這些藝術家血脈中的共性，更看到了每位藝術家表現事物的偏重點和表現特征的集中度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文化孕一方魂。
王魯湘生于湘，長于湘，深受湖南本土文化的教養，又從事文化評論多年，是湖湘文化代言的不二人選。他通過對中國湖湘文化和湖南文人的評論，以湖湘文化為代表，突出地域文化和文人情懷之間的緊密聯系。
湖南的山山水水滋養了世代湘籍文人，孕育了生生不息、不滅不破的湖湘文魂。作者文筆細膩如潺潺流水，情感真摯似冬日暖陽，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和文學體驗，評論作家及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喚起對于藝術作品獨特的審美體驗和時代記憶，將湖湘文化滲入讀者的內心世界，將湖湘文魂傳播到神州大地。
該書從湖湘區域深厚的文化內核出發，加深文化底蘊的滲透與地域文化的傳播，并附有大量湘籍名家藝術作品，與文字相映生輝。
生命中關于王魯湘的蒙太奇
聶雄前
浴女
1981年12月，北風呼啦呼啦地從湘潭大學的黃土坡刮過。在教室里自習的我，冷得實在坐不住了，就溜到走廊跺腳。看到最東頭一間教室的門竟是敞開的，還人影幢幢的樣子，我就走了進去。
那是我們中文系的一個學生書畫作品展，沒有一張字畫是裱過的。一面墻上密密麻麻貼著“書山有路”“天道酬勤”“寧靜致遠”之類的書法作品，沒有幾個人看。而另一面墻下卻擠滿了人，我身高力壯，三兩下就擠了進去，然后就看到了一幅《浴女圖》。那時我分不清是油畫還是國畫，只覺得好看，感覺得到畫面上的女孩渴望自由解放。興致勃勃之際，我的耳朵就被揪住了。“小屁孩，一個新生看什么看？”系黨總支李副書記嘟嘟囔囔把我揪出門外。當時，我羞愧得要死。
過了兩天，我對睡在我上鋪的兄弟李劍波說，系里有個水平很高的書畫展覽，要不要去看看。他天天練字，天天就練“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八個字，一聽我的話就跟著我走了。中午，整個教學樓安安靜靜。我倆大搖大擺走進那間教室，我帶著他直奔《浴女圖》。劍波畢竟是劍波，他現在母校當院長，做得風生水起，在當年我就看出了端倪。站在畫下，他告訴我構圖好在哪，造型好在哪，女孩的頭發為什么要這么長……他盯著我，斬釘截鐵告訴我：“頭發不長就成了色情畫啦。”我雞啄米似的連連點頭。然后，他神氣地對我講：“這作者是我鎮上的，教他畫畫的老師也教過我寫字呢。”
就那一次，我記住了這個名字——王魯湘。
打球還是打氣
1982年10月，正是秋高氣爽的日子。位于南陽村的燈光球場人頭攢動，夕陽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金色的光暈。
中文系對外語系的排球比賽正在舉行，好像是場關鍵的半決賽。80級彭振國當中文系的主攻手，第一局中文系順風順水地贏了，第二局彭振國被對方攔了一次網，然后他就像發飆的水牛紅了眼，第一次把球扣在網上，第二次把球扣向天上，第三次使出吃奶的力氣把球扣到界外。場下一片嘩然，外語系看臺上穿得花花綠綠的女生們興高釆烈地起哄，喝倒彩的“再來一個”像歌聲一樣嘹亮。
中文系的教練王魯湘舉起雙手叫了“暫停”。他上個學期留校當了老師，同時客串我們系學生籃球隊、排球隊的教練。他對彭振國說：“打球不是打氣，氣順球才順。你現在完全是斗氣了，你一斗氣那些穿花衣服的外語系女孩就高興了，這會傷害你，也會傷害你的隊友。”他輕聲細語地講完，然后拍了拍彭的肩膀。
那場球，彭振國一直沒調整過來，中文系輸了。王教練一直沒有把他換下來。振國兄現在是老家湖南的廳官，不知道他還記得這場球不，反正我一直記著。我小學打乒乓球，中學打籃球，是鄉村里闖出的野球孩，誰蓋我帽，我必回蓋三次，誰帶球過我，我必沖撞回敬。逞勇斗狠，頭破血流，是經常的事。但大學七年，三大球我都打得小有名氣，就因為王教練的這次“暫停”。
在410寢室的演講
1983年初，我在母校的學報上讀到王老師的論文《從時、空、人關系看毛澤東詩詞的崇高美》，當時很受震撼。他借鑒美籍華人劉若愚教授的文學研究方法來解讀毛澤東詩詞的崇高美，寫得才華橫溢，令我耳目一新。恰好他被派到我們年級當一班的班主任，我就有了親近的機會。我從他那兒借的第一本書是柳鳴九先生主編的，然后他向我推薦李澤厚先生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在大學的后面四年，薩特、加繆、李澤厚、康德和黑格爾的書，花了我很多時間，都是受他的影響。
王老師沒帶過我們的課。但在1985年元月那個冬天，在北大讀了一學期研究生的他來到了我們410寢室，在我和李劍波的雙層床下講了兩個小時。他講薩特的“存在先于本質”和“自由選擇”，講他和女友借到丹納的《藝術哲學》后輪班手抄的經歷，講北京思想界的風起云涌，講正在寫作的評張賢亮小說作品的論文……真的是口若懸河，天花亂墜。
那一天王老師真的把我們那十來個同學都講暈了。那一天，王老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長皮衣，披一條藍白相間的格子圍巾，我第一次感到“玉樹臨風”這個詞能用。那一天，我清楚地記得他皮衣的第二粒扣子沒了，我給他最喜歡的于磊焰同學講過。那一天，我們上午下午考了兩門功課，聽完他的演講，學生食堂已經關門了。
湖南出了個王魯湘
1988年6月16日，中央電視臺一套首播王魯湘等人主創的六集文化專題片《河殤》，在播出時段基本上整個長沙城的人都在爭相觀看。我在4月初就收到湖南省文聯的接收函，工作兩個月后回母校進行論文答辯，然后帶著我同寢室的兄弟羅毅回到長沙。羅毅和我在省文聯四樓的辦公室同吃同睡了一個多月，他只高興了六個晚上，就是和我一起看《河殤》。他給我講的最牛的話是：他媽的，老子要不是命不好，早就在北大等王老師寫《河殤》了。羅毅是1981年高考的湖南文科“探花”，分數高得要命。但“命苦”的羅毅沒有讀上北大，在長沙苦苦求職一個多月無果之后，又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株洲《新聞圖片報》。
那是一個多么美好的時代呵！株洲的幾個文人，包括后來在南方牛氣一時的劉波（上市公司誠成文化的老板）和在深圳獲全國大獎的廣告人彭家煌等，加上羅毅，三拳兩腳在幾個月內就將一張內部刊號的報紙辦得風生水起，其“藥引”就是《湖南出了個王魯湘》。羅毅不忘我和他同窗共寢七年的情分，更牢記我和他共看《河殤》所發的奇談怪論，一天三催稿，于是，我的《世紀末效應與《河殤》的轟動》倉促出手，分三期整版連載在《新聞圖片報》上。羅毅說，每期的發行都漲一兩萬份，每期都收到一麻袋的信。
然后，我因病住院三個月，回老家休養三個月，回到長沙就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了。在《文藝報》頭版上看到王老師和北京文學藝術界人士上街活動的消息后，就失去了同他的聯系。而吊詭的是，一年前寫過《關于《河殤》的反思》的劉正省長的新作《關于《河殤》反思的反思》來到了我的手上。我認真拜讀，看著省長大人一筆一畫寫的原稿和無數處讓文字委婉溫和的修改，真是感慨萬千。我沒有在我編輯的《理論與創作》雜志發這篇稿，轉給了師弟編的《湖南廣播電視報》。我給省政府辦公廳的聯系人講，我們要兩個月才出一期，他們一周就能出版，而且發行量大得多。
破曉
1992年下半年，我來到深圳，從《深圳商報》文藝版編輯銀祥云那兒知道，1991年王老師為深圳做過一部專題片，我就找銀祥云要了在商報連載的解說詞腳本。現在也不知收在哪捆資料里面了。又過了一兩年，認識了開在羅湖桂園路紅圍街3號女報雜志社樓旁的紫苑茶館的老板陳悅成，一聊，他竟是王老師在深圳的鐵桿哥們兒。于是，我終于又與王老師接上了頭。
見了幾次面，總感到老師情緒有些低落，身體也有些虛弱，就向在北京工作的同學打聽，才知道他的生活狀況并不如意，夫妻倆都處在失業狀態，他夫人在首都師大分得的房子也被收回，而兒子王兮正處在茁壯成長的關鍵期。我當年是因生活所迫逃來深圳的，在20世紀90年代相當掙扎。好不容易熬到1998年，太太在農產品公司當上總辦主任。公司的董事長林家宏先生指名要我做一部專題片，我計上心頭。我給林董講：“我做得好是應該，做得不好，您礙于我太太的面子也不好退貨。不如這樣吧，我給您找一個水平比我高得多、名氣比我大得多的人來做，您我就不為難了。”林董問：“誰？”我答：“王魯湘。”林董沉吟了一會，等他響亮說出那個“好”的時候，我如釋重負。
那是農產品公司的第一部專題片《破曉》，王老師做得好極了。那段時間，我到布吉關口的天樂大廈去看過他兩次，他帶著中央電視臺的一個精通攝像的小伙子日夜趕工（依稀記得攝像器材是小伙借來的）。這兩次見面老師都穿著同一件T恤，靠近講話聞得到濃濃的汗味。老師得了15萬元——他借錢在北京郊區買的農民房急需裝修。
風雨賦瀟湘
王老師這部評論集的大多數評論對象都是我推薦給他的。猶記1996年冬月，向他推薦王憨山先生的情形：我拿著大摞畫作照片和自己的評論文章走進紫苑，老師沒有二話，先看我的文章《歡迎王憨山》，一如既往不吝惜他的贊賞，而看到王老畫作照片時，竟然如受電擊。那個晚上，他和畫家孔戈野至少講了十次“大師”“偉大”之類的贊詞。然后，就是楊福音，書中《隨便——楊福音其人其畫》的第一句中那位“深圳的朋友”，就是我。鄒傳安、黃鐵山、曹明求、雷宜梓、陳小奇……一路下來，真是給老師添了不少事。二十年，我真心的推薦和無意的推動，竟讓老師在湖南和北京之間架起了一座宏偉的藝術大橋，近二十位畫家經由他的舉薦走進國家藝術的最高殿堂。
《風雨賦瀟湘》是一個游子回饋故土的最好禮物。我相信通過這些寫作，湖南成了唯一在他心底扎根的故鄉，比他身處湖南時感情更深厚，比他以后生活的北京好。這個故鄉不是父母送給他的，而是他追求來的，是他一步一步、一天一天、一筆一筆經過努力爭取來的。
《風雨賦瀟湘》完美闡釋了丹納的藝術哲學，是一種西方藝術批評方法在中國最成功的應用。湘人的經世致用、忠誠血性、憂國憂民、自強不息的種族共性，三湘四水所構筑的獨立蒼茫的地理環境，湘人二百年為生民爭獨立、為民族爭自由、為國家爭富強的精神氣候，形成了王魯湘筆下這群藝術家的創作基因。他看到了這些藝術家血脈中的共性，更看到了每位藝術家表現事物的偏重點和表現特征的集中度。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肯定是老師很喜歡的杜詩。
“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是形容這本書最妥帖的話，也是杜詩。
2016年10月6日于深圳華僑城
王魯湘，1956年生于湖南，1982年畢業于湘潭大學中文系并留校，1984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修美學，獲哲學碩士學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香港鳳凰衛視高級策劃、主持人，策劃或主持節目《縱橫中國》《世紀大講堂》《文化大觀園》等。著有《冰上飛鴻——黃賓虹畫學探微》《墨天無盡——李可染藝術研究》《大山之子——畫家張仃》等。
風雨賦瀟湘
獨立蒼茫自詠詩
—— 湖南近代名人書法展序
芙蓉國里盡朝暉
—— 我看湖南工筆畫
漫談齊白石
真人 真畫
—— 關于曾彩初先生創作的印象
大風起兮
—— 憨山讀解
噓云豪氣憨山真
只留清氣滿乾坤
—— 寫在憨山畫展之前
湘情 鄉情 人情 筆情
—— 讀陳白一的工筆畫
天下幾人畫樓臺
—— 觀徐照海畫山水樓臺
云山有我
—— 觀黃定初山水畫
涉過無愁河
縱橫五萬里 豪情寄筆端
—— 我觀謝欣山水畫
我讀周宗岱
“你真美啊，請停留一下”
—— 黃鐵山水彩畫展觀后
一線收盡鴻蒙
—— 論劉紹薈的白描藝術
花魂鳥魄 天地閑人
—— 讀鄒傳安的工筆花鳥畫
武陵峰如煙
—— 評鄭世華攝影作品集《武陵峰如煙》
隨便
—— 楊福音其人其畫
意淡言疏情厚細美
—— 楊福音的藝術世界
火焰情懷的生命頌歌
氣盛言宜
—— 觀郭東生的花鳥畫
鄉關何處
—— 劉中光山水畫讀后
造一座雄大精美的橋
—— 讀康移風《湘人俊杰畫傳》
絕望之山中劈出的希望之石
—— 談雷宜鋅創作的馬丁·路德·金雕像
于能、妙、神之外獨追逸格
—— 曹明求巨幅牡丹《觀云》《水龍吟》觀后
高清微美 移置滄桑
一位融通中西的畫家趙濺球
—— 寫在趙濺球畫作赴羅浮宮展覽之際
山喋紅時覺勝春
—— 讀張志君的山水畫
氣概成章
—— 觀陳小奇的水墨畫
由“書畫同源”看王翔的山水畫
星云大師和李自健
風雨賦瀟湘
［一］
“遠山崷崒翠凝煙，爛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這是唐代名臣、大書法家褚遂良的《潭州偶題》。長沙在唐代稱潭州。“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唐代詩人杜牧這首《山行》遠比褚遂良的《潭州偶題》著名，在中國幾乎婦孺皆能背誦。是不是寫的岳麓山景，不好說，不過，清代大才子袁枚勸岳麓書院山長羅典將當時的紅葉亭改為愛晚亭，卻是緣于此詩。如果有好事者要評選中國十大名亭，我想愛晚亭是篤定入選的。
過去在湖南生活，感覺四季之中，長夏和冬天色彩單調些。長夏一片墨綠，而冬季稍現青蒼，但還是綠的基調。春天和秋天都不長，山里的野桃花剛一綻放，桃花雨就下來，炎夏接踵而至。春天印象最深的是二月里的桐花。由于桐油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最重要的商品，所以自古桐樹就是湖南最重要的經濟林木，山前屋后，都能看到桐樹娟秀的身影。桐花二月里開，花大，色白，白得有些凄慘，而且招雨。印象中桐花白色的面龐總是在風雨中恍惚。早春二月的細雨，很冷很冷，是那種一點一點浸到骨髓的冷。桐花在春寒料峭的日子綻放，倒真有點“敢為人先”的爛漫。故而章士釗在《題湖南六家詞》里會吟出“桐花湘雨情何限”的句子。這大概就是湖南的春天給人的印象。
湖南的秋天除去“二十四個秋老虎”，真正秋高氣爽的日子不多，好在有滿山的秋楓紅葉。楓樹是真正的棟梁之材，高大挺拔。葉子春天嫩綠，夏天墨綠，秋天丹紅，冬天落盡。秋楓之紅，有一種烈酒的性格，不是那種很純正的紅。如果說純正的紅是100度，那么秋楓的紅就是120度、150度。我小時候曾用菜刀割過百年老楓樹的皮，淌下的樹汁竟是牛血一般的顏色！幾場陰冷的秋雨和薄霜過后，楓葉的紅色會變黯，會從透明的秋空中飄落，旋著三叉戟形狀的身體墜下，墜下，在空中不斷翻騰出俊俏的身段，然后平平地躺下，一層，兩層，直至厚厚地鋪滿大地，把爛漫在半空中的激情，降解為更為深沉的泥土。
生活在湖南時，我從未想過二月天的桐花和霜天的楓葉同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性情有什么聯系。當我讀了劉漢輝編的《長沙百詠》詩集之后，開始回味這種感覺。唉，好一個“爛漫桐花二月天”，又好一個“霜葉紅于二月花”！
［二］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長嘯，妙絕兩無倫。”這是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一首《懷岳麓》，大概是朱子離開湖南后，為懷念在岳麓書院講課的日子而作。那種自在江湖、悠然長嘯的瀟灑自由的學術生涯，總是讓他心馳神往。一個理學家，在詩中又是風月，又是江湖，又是春水，又是長嘯，好像有點不搭調。其實，這正是中國士大夫一種哲學本體論的生命情調。
朱熹在岳麓書院時，曾同書院山長張栻一起登上岳麓山的赫曦臺，并同張栻聯句唱和：“泛舟長沙渚，振策湘山岑。煙云渺變化，宇宙窮高深。懷古壯士志，憂時君子心。寄言塵中客，莽蒼誰能尋？”顯然，這首詩所表達的懷古憂時之情，更像一個儒家士大夫具有的。從朱熹的兩首詩中，我看出了湖南在中國古代士大夫心目中的雙重意象。當他身在湖南山水之中，他會觸景生情，時時會從心底泛起懷古憂時的家國之思。而當他同湖南山水保持一定的距離做一種遙遙眺望時，他又會認為那是一片遠離中心的江湖。
說起江湖，中國大地上大部分的地區或有江而無湖，或有湖而無江，湖南要算是一處有江有湖，江湖連屬，出江入湖，出湖入江，江湖一片水云鄉的好地方。湖南處江湖之遠，古代人們無論是出是入，無不舟行。從長江入洞庭，再沿湘、資、沅、澧、汨羅諸水，可以一棹而抵湘中、湘南、湘東、湘西。古人在湘流徙宦游的蹤跡，基本上也是沿水而行。故《長沙百詠》所選諸作，竟有相當篇什與江湖和舟船有關。我想，這樣的地理環境，一定給流
寓湖湘的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文化心理上，中原人士的南極是瀟湘、衡岳，所謂“雁知春近別衡陽”——春天要來了，連鴻雁都知道要告別衡陽北飛了。在唐人看來，瀟湘仍然是遙遠的地方。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唱道：“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渤海邊的碣石山是文化心理上的北極，瀟湘是南極。說瀟湘是南極，意思是它仍然屬于中原文化區，只不過是中原文化區的最南緣罷了。過了瀟湘，如嶺南，如黔貴，那就是荒服檄外之地，是另一個文化區了。
于是，湖湘景物，在古代文人心目中，便是中原文化意象中最野逸、最自在的了。如米芾所題《瀟湘八景》。但是，即便在米芾描畫的“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煙霞之吞吐，風帆沙鳥，出沒往來，水竹云林，映帶左右”的瀟湘景象里，也仍然沉潛著自遠古舜帝至唐代詩人李白的中原文化記憶。
所以“江湖”是一個不同于“蠻荒”的文化意象，它不是中心，但也不在圈外，這是理解湖南地緣文化特性的關鍵。對于圈外地區來說，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士子，可能是中原文化最悍勇的衛道者；而對于圈內來說，湖南人，哪怕是學富五車的湖南才子，也會被看作“南蠻子”。
在中國文人心目中，一直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家國的，從家庭倫理到社稷禮法，個人有承擔的責任。詩文中出現的“高堂”“廟堂”“魏闕”“關塞”“城郭”大概都屬于這個世界，我們且命之為“家國世界”。另一個世界是屬于江湖的，在這個世界里沒有家庭倫理與社稷禮法需要文人個人去承擔，身是漂流的，心是放逸的，文化意象常見的有“江湖”“扁舟”“蘆荻”“平沙”“湖浦”“釣翁”。
在古人眼中，湖南風物與此“江湖世界”最相吻合。所以，湖南全境，而非其某山某水，便成為古代文人心目中與“家國世界”不同的“江湖世界”。只要有人遷謫湖南，或途經湖南，只要有人給在湖南流寓的人寫信寄詩，或只要有人因為某個原因想起了湖南，也不管他是否到過湖南，他都會把這一個“江湖世界”的文化意象加到湖南身上。
問題是湖湘這個“江湖世界”不同于吳越那個“江湖世界”。吳越江湖是溫柔繾綣的，有紅袖夜添香與酥手摘蓮蓬，是可以歸隱與終老的。湖湘不是。這個“山川佳絕地”對文人來說還是野了點。這里的山水不像吳越山水那樣可以褻玩于文人掌袖之中。更要命的是，湖湘是屈賈傷心地！如果換個別的什么人傷心也行，偏偏是中國文人心中品行、才氣超逸絕倫的兩大文豪，這傷的可就是全體文人的心了！傷什么心？傷的就是身處“江湖世界”卻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家國世界”的心。
“萬古惟留楚客悲”，唐代詩人劉長卿一首《長沙過賈誼宅》寫出了歷代文人在湘的共同心境，那就是刻骨銘心的孤獨：“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屈原、賈誼的悲劇命運與湖湘山水遭遇相逢，湖湘這個“江湖世界”也就命定地染上了千古難磨的人文悲情。文人只要掉進這個“江湖世界”，就會像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里描述的那樣，“是進亦憂，退亦憂”，他在湖湘這個“江湖世界”絕對放不下對“家國世界”的懷念。他總是在兩個世界中徘徊，時而憂愁時而放達的心態反復撕裂，這在賈誼的《鳥賦》中表達得最為淋漓盡致。
我想，在這樣兩個世界里低昂容與，興盡悲來，是否造就了湖湘文化的張力，而成就了湖湘人士獨有的性靈？
［三］
笑傲江湖，瀟灑倜儻中已自有一層孤獨；在“江湖世界”蒼茫獨立，又滿腦門子的家國天下，孤獨中更平添一層惆悵。
“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唐·錢起《歸雁》）古今士子好像只要一站在湖湘的土地上，就莫名地涌出一種蒼茫獨立的感覺。這感覺，是很有一些道德上的清高感和責任上的使命感的。屈原放逐沅湘之間，蒼茫獨立，“懷質抱情，獨無匹兮”“定心廣志，余何畏
懼兮”（《懷沙》）；賈誼俟罪長沙，蒼茫獨立，“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吊屈原賦》）；張孝祥泛舟湘江，蒼茫獨立，“喚起九歌忠憤，拂拭三閭文字，還與日爭光”（《水調歌頭·泛湘江》）；辛棄疾守長沙，蒼茫獨立，“風流已自非疇昔，憑畫欄，一線數飛鴻，沈空碧”（《滿江紅·暮春》）；譚嗣同游湘江，蒼茫獨立，“天地莽空闊，飄然此一舟”（《湘水》）；黃興做出驚人事業后回到湖南，唱罷《大風歌》，又賦《歸去來》，在魚龍寂寂、猿鶴依依的夜晚，“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回湘感懷》）；蔡鍔二十三歲，練兵長沙，戎裝驅馬岳麓山巔，蒼茫獨立，慷慨而歌：“蒼蒼云樹直參天，萬水千山拜眼前。環顧中原誰是主？從容騎馬上峰巔。”（《登岳麓山》）
多年來，我一直想不明白，何以湖南士人擁有這樣一種群體的性格？他們總愛把自己預置于宏大的宇宙情境之中，渺小的個人空無依傍，遂生出巨大的孤獨感，然后浩然正氣沛然而出，充塞天地之間，舍我其誰的豪情頓時化作擔當犧牲的勇氣。現在我想我可能明白了一點點，那就是自屈原、賈誼以來，湖南士人只能在蒼茫的“江湖世界”的宇宙情境中去遙想遠在中原的“家國世界”的命運。他們的思想必定從天地寥廓的渺遠之道入手，把入世義務和個人責任的終極根據同此蒼茫宇宙之大道聯系起來，賦予一個永恒的意義。也就是說，士人在“家國世界”安邦濟世的行為，一定要有一個在“江湖世界”道通天地的哲學依據。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就覺得沒有意義，沒有意義就沒有正氣，沒有正氣便行不剛烈，行不剛烈則不能成大事。
所以湖南士人無論是立志、勵志還是酬志，都會習慣性地先把自己放在同“家國世界”的中心有一定距離的“江湖世界”里，蒼茫獨立，尋找終極意義，在巨大的孤獨感中養吾浩然之氣，然后以比任何人都敢于擔當的勇氣和犧牲精神走向他與“家國世界”的斗爭。他甚至于連這斗爭的勝負都不在乎，尤其是結局的功利目的，那更不在話下。
屈原斗爭的結局是懷沙自沉，犧牲生命而完成其道德人格；王夫之武力抗清失敗，退而著書，竄身瑤峒，絕跡人間，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對中國文化進行沉痛反思，完成四百多卷著述，歿后遺書散佚，二百年無人知其名姓，卻有一股天地正氣長存人間；曾國藩率湘軍同太平軍殊死作戰，屢敗屢戰，對戰爭之結局并無勝算，但“奮起以衛吾道”而已；譚嗣同變法失敗，自請流血以昌國，甘當死者以酬君；黃興于締造民國有首功，每役必身先士卒，最后鞠躬盡瘁，作為民國的道德完人而名垂青史；蔡鍔拔劍南天，反袁護國，以一隅而抗全國，“明知無望……所爭者非勝利，乃四萬萬眾之人格也”，則更是這種殉道精神的體現。
湖南士人求道、踐道、衛道、殉道的精神之勇毅剛烈，是大大強于中國其他地域士人群體的。這可能同湖湘地區這一“江湖世界”同中原的“家國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有關。距離太近則易俗，未免功利主義掩過超越的宇宙意識；距離太遠則易飄，高蹈遠引而失去對“家
國世界”的責任感。湖南的距離正好，中心對它有足夠強大的吸引力，所以湖南士人無不以北渡洞庭長江為實現個人抱負的人生動力；但它又確實是邊緣，三面環山，一面阻水，及與苗、瑤、土家、侗族雜處并混血的地緣文化環境，相對封閉，自成世界，容易養成特立獨行的人格。加之自屈賈以迄岳麓書院，湖湘文化中特別重視道德人格的建樹，并把這一道德人格同宇宙中生生不息的氣、常存不滅的理聯系在一起，使湖南士人在求道、踐道、衛道、殉
道時，常常視死如歸，甚至于到了以流血、犧牲、殺身成仁為至高無上的美學境界的癡迷程度。湖南士人不僅蹈厲敢死，而且死得英勇壯烈。譚嗣同“流血請自嗣同始”，唐才常笑而受縛，大呼“天不成吾事”而就義。此二人都是可以逃脫卻選擇死亡的維新烈士。辛亥革命黨人禹之謨受絞刑時質問劊子手：“我要流血，為何絞之？吾熱血不流，辜負我滿腔心事！”辛亥革命時期為警醒同胞而采取自戕行為的著名蹈海三烈士陳天華、姚宏業、楊毓麟都是湖南人。“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就是清末留學日本的湖南才子楊度寫的《湖南少年歌》。
湖南士人生命情調中有一種鐵血精神，有一種軍國意志，有一種強悍的性格，湖南人自謂為“霸蠻”。這種生命情調，使湖南人自19世紀下半葉起，成為國家棟梁和長城。哪里有危機，哪里就有湖南人的身影。《湘軍志》云：“南至交趾，北及承德，東循潮、汀，乃渡海開
臺灣，西極天山、玉門、大理、永昌，遂度烏孫水，屬長江五千里，擊柝聞于海。自書契以來，湖南兵威之盛，未有過此者也。”
湖南士人生命情調中的鐵血精神，有一種大悲愴與大沉痛。我不能確切地說清楚這種大悲愴與大沉痛是否同湖湘學派有什么關系。但我知道，湖南士人自小受到的教育都暗含著這樣的激勵：你雖身處江湖，但一定要心懷魏闕；你不會是最初被委以重任的人，但你一定會在不堪收拾的時候自己站出來，去完成那些只有湖南人才敢去做的事！以我在湖南生活的經歷，我深知那樣的山水，那樣的江湖，那樣的氣候，那樣的傳說，那樣的民風，是必然要激蕩出那樣的清怨之氣、孤憤之氣、風騷之氣、南楚霸氣和天地正氣的。湖南士人活的就是這口氣。
行文至此，忽地又想起“爛漫桐花二月天”和“霜葉紅于二月花”的詩句。那慘白的桐花和血紅的楓葉，總使我想起湖南士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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